多年前，我曾經為文指出：「歷史正給予中國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不只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例如民主制度，西方的先行者們已經走入困局，製造了一大堆內部和外部的問題，束手無策，我們還要盲目跟隨嗎？他們已經沒有回頭的機會了，但我們還有。」（見〈中國的民主之路〉等文，2004年）
時間過去已經快十年，可惜中國當局仍未徹悟，世人仍未徹悟。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步履蹣跚，千載一時的機會會很容易錯過。
譬如中共這一次十八大代表會議，卸任的胡錦濤主席雖然一再強調「反貪反腐」，說這個問題若搞不好，很可能「亡黨亡國」。這句話在十多年前，朱鎔基出任總理時已提出過，而且說得慷慨激昂，大有「與貪官偕亡」之慨。結果如何？到朱鎔基任滿下台，貪風不但未有戢止，反而愈演愈烈。西方的觀察家認為：就是因為政權不開放、不能實行民主政制、權力沒有制衡、沒有普選、人民沒有參與、黑箱作業、政府沒有認受性，所以必然導致腐敗，這是「結構性問題」；要治理，只有採取西方政制。但中國政府早就表明：我們不會照搬西方的那一套。這一次，胡錦濤也明言：「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那麼，走甚麼路？不回頭、不改革，原地踏步，行嗎？反映在「反貪反腐」的問題上，雖然知道嚴重，但卻拿不出鮮明的辦法，只能重覆「加強黨內紀律建設」、「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國」一類老話。這樣在政治改革方面，就不可能有突破，充其量就是多打幾個貪污老虎，以顯示高層反貪反腐的決心。我所說的「歷史良機」，似乎無人覺醒。惜哉！
也許，一個原因是：當今社會有太多人迷信西方價值，把自由、人權、民主，舉為最高理念，而不審問這些理念的來龍去脈及其實施條件，結果為勢所逼，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敢異議。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也認為他們所行的也是民主制度，至少與民主的理念不相背違。早幾年胡錦濤也說「權為民所用」，現在新接任主席的習近平也說「權為民所賦」，在表述上和西方民主的「主權在民」幾乎無異，所欠的似乎只是操作方式。這說明了民主的確成為政治潮流，沒有政府可以抗拒。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好，人人都想戴上這一頂帽子。
問題是民主只是一種政制方式，一種產生政府與國家領袖的機制，這和它的施政質素、領袖人品沒有必然關係。只要懂得打選戰、懂得運用選舉謀略，懂得騙取選民信任，陳水扁可以上台，希特拉亦可以上台。到你發現被騙，已經傷痕纍纍了。這也就是為甚麼這十多年我寫了大量文章，反覆強調光引進西方的民主並不足夠。西方有西方的問題，中國有中國的問題，連新加坡這樣小的國家，也有她自己的問題，怎麼能用西式民主來一刀切？（這一點你不能不佩服新加坡人的勇氣，就是堅持走自己的路，在民主和社會穩定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必須徹底明白：民主只是轉換權力的遊戲，對防止獨裁和以暴力來獲取政權的方式，也許有消極作用，但對社會質素、人的道德修養、精神生活的提升並無幫助，反而助長了人的私慾，社會變成了藏污納垢之所。歷史沒有進步，反而倒退，倒退到文明社會建立之時。所以關鍵不在建立機制；機制很有用，但不是建立理想社會、幸福社會的充要條件。更關鍵的是人，執行機制的人。如果他的心不光明，他的行為自私，多完善的機制也會被他利用，何況民主的直選很容易操縱。人人都以為：民主代表自由、代表公平，其實還包藏私利。在民主的旗幟之下，人人都有權維護自己的私利，最後必然導致利益的爭鬥。這和其他甚麼制度都一樣，只要人心不乾淨，就會爾虞我詐，機制只是工具。所不同者，或者令人憂慮者，是民主還公開維護私利，最後社會上的人一定以利相從，政治變成黨派利益的爭奪。放眼天下，今天那個國家、那個政府不是如此？把私利合理化，把黨派利益合理化，受傷害的是整體和下一代。我們發現所有走現代民主之路的國家與走在半途的發展中的國家，都有同樣的苦惱：就是內部矛盾日益深重，社會質素不斷下沉。美國如此，日本如此，台灣如此，歐洲如此，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站在歷史之前，必須對人類過去的活動有所反省：無論是高舉平等的社會主義和強調自由的資本主義，無論是標榜維護人權的民主和法治，也無論是增加生產力、刺激GDP上升的科技崇拜和引動人內心欲望、產品不斷推陳出新的消費模式，都衍生了大量問題。人再也不能安靜地過生活，你被逼投入面對所有人的戰鬥。霍布士（T.
Hobbes）的「自然狀態」，不想重見於今日，而且嚴重百倍。
幾百年來（文藝復興之後），我們經從理性發展、知識發展、技術發展、市場發展，到財富增加、擁有增加、爭鬥增加、管治條文增加、壓力增加、人與人的緊張增加……結果人愈來愈恐懼，人的生命力愈來愈萎縮，愈來愈希望政府救濟、人愈來愈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更不要說地球飽受傷害。
文明，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人的幸福感，究竟是增加了還是少了？
老實說，幸福是不能以物質、財富來界定的。人是人，不是動物，不能只講本能欲望的滿足。近代文明，就是因為偏向於本能欲望的滿足，只重視經濟生活，只向外追求擁有，而且貪得無饜，還有把貪婪合理化，視為自己的權利。這樣，人焉得不死？順此而趨，社會焉得不亡？
這是文化病、文明病、價值虛無病，對症下藥，必須有新思維、新文化、新觀念，乃至新制度。誰能有此超越之思，高端之想？
我曾寄望於中國，因為她經歷過最嚴重的苦難，文化大革命後理應有徹底的反省。大破之後有大立，這纔能掌握歷史發展的脈動。老子說：「死而不亡者壽」，則後於資本主義的是甚麼？後於西方民主的，是甚麼？
在國際舞台上，我們常常失去話語權，但我們若能說出是甚麼，那我們就有話語權，並影響世界。
中國的民主之路，便應作如此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