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2日星期三

區家麟: 讀一讀《香港藍皮書》

前幾天路過書店,發現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出事之作《香港藍皮書》仍在書店流通。有幸得此奇書,公諸同好,由封底開始,一起閱讀。
為何從封底開始閱讀?因為有《藍皮書》的概念宏圖,多番強調本書之「權威」。車公靈簽有云:威人威威不是威;「權威」二字充斥,通常就要小心。

「香港藍皮書」不單是書名,名字旁有R標記,也是版權註冊品牌,封底強調「權威機構.品牌圖書.每年新版」,又介紹「藍皮書」一詞,借自英國議會傳統,泛指「具有權威性的綜合研究分析報告」。
最出事的一句,乃謂此書是「薛鳳旋教授主編,業內權威專家學者共同撰稿」。
浸大的調查報告認為,撰稿者根本不是公認的專家:
「具名的撰稿者僅為薛教授本人及其下屬,而其下屬為其研究團隊成員,並非公認的權威專家。薛教授解釋,該書沒有邀請專家撰稿是基於時間緊迫而應出版社要求 採取的權宜之計。他提及一封出版社發出的電郵,內容為要求有關書冊須納入不同專家的意見,但電郵內容並無顯示出版社基於時間緊迫而要求略去專家的意見。 《藍皮書》欠缺「業內權威專家」的參與,和封底的說明並不相符。」
從封底倒轉翻閱,遭中大投訴的一段,出現在最後一章有關教育的改善建議 (p.206)。事關重大,全段引錄如下:

「在學科的變動上,大學與中小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外,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
此段落有如天外來客,缺乏前文後理,儘管早前的篇章,有少量批評通識教育的文字,但其理據不足以下此結論,而這些嚴重的指控,並無提供資料出處、索引或補充解說。早前讀此段,已覺得奇怪,調查小組的報告詳細揭露:
1. 此段落於2011年9月,所長薛鳳旋口述,由其他人筆錄,後來再由薛鳳旋編輯。
2. 於口述階段,有關通識教育及對中文大學的指控已出現。
3. 後來經過多番修改,刪除了具名指控另外一間XX大學,但仍保留上述文字。
4. 英文版後來刪除了具名指控「中文大學」,改稱「本地某大學」。
5. 最奇怪的是,2012年6月,新書發布會的新聞稿上,也有指控中文大學的文句。
浸大的調查謂,薛鳳旋一直未能提供確切及可信的資料來源,確認資料為真。
浸大的調查亦開宗明義,以學術操守的基本價值,衡量《藍皮書》:「浸大十分重視學術文章的真實性,並確認五項關乎學術操守的基本價值:誠實、信任、公平、尊重和負責。」
一直以來,坊間常見這樣的「類學術」書刊,以學術包裝,個人意見味道較濃,今次因為有「誣衊」成份而遭關注。撇開失實部分,若以嚴格學術規範視之,本書除 了圖表有引述資料來源,摻雜了很多個人分析,分析過程中,少有引述資料來源充實理據或註明資料出處,全書亦沒有參考文獻部分。若本書屬個人評論,月旦時 事,只要忠於事實,並無不可,但視之為學術刊物,則有很多有趣之處。

p. 166 評價擴大問責制時,認為副局長角色乏善可陳,舉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在替補機制爭議一役中,「未能發揮遊說和探聽民意的角色,又不能影響政府內部取消這個令大部分市民反對的安排,令政府因被迫延長諮詢而非常尷尬」似乎理據不足,亦欠全面。

p.163 指2003年,三名問責官員「在極特殊情況下而不是因被指犯錯而自動辭職」

p.185 把香港政黨分為「愛國陣營」與「反對派」,並不嚴謹。
此表格之「得票率」,應為「得勝率」之誤

p.181 對法援處制度及大律師之質疑,若詳加引述資料,並註明出處就好了,我都想知。

p.171 書中談到七一遊行,早年「非常和平」,但近年部分示威者激進行為升溫,文章評估七一遊行「……未來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極可能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和營商環境」, 個人意見色彩濃。

p.158提到前首席顧問顧汝德,目前仍在香港大學以訪問學者身份「滯港」,「滯港」一語,頗為獨到。若另有所指,理應明言。

p.158 近日中央政策組大展拳腳,向大學教資會收回每年二千萬的公共政策研究撥款審批權,引來「利益輸送」質疑。原來《藍皮書》早已指出,這項早於董建華年代提出的研究撥款,「所支持的項目基本上都是學術研究,對政策決定幫助不大。」
翻開本書第二頁的編委會名單亦有問題。
日前《蘋果日報》報道,編委會主任三人當中,周明偉是直屬國務院的中國外文局局長、中共黨員,謝壽光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查與研究中心副主任。但英文版的編委會主任,並無兩人名字。

調查小組亦關注作者及編輯的身份:
「該書的中文版並無註明作者,此外,被指為編委會的五名成員中,三人從未獲諮詢,亦從不曾表示同意將其名字刊登為編委。第四位人士則對刊登其名字的做法表示異議。」
「中英文版應只是語文上的分別,惟在中文版被列作編委的兩人,在英文版的封面上卻被列為作者,排在第一作者薛教授之後。兩人表示不情願被列為該書的作者, 其中一人曾向薛教授表示強烈反對,並要求刪除其名字,該名人士其後辭去研究所的職務。這在在顯示薛教授漠視下屬的顧慮,將他們列為作者或編委。薛教授解 釋,根據英文版出版商建議:由於英文版會在海外銷售,註明作者有助銷路,故將「編輯」改為「作者」。調查小組認為此解釋欠說服力,相關人士的參與程度跟書 上名字的列示不一致,顯示他漠視通行的學術慣例。」
即是說,似乎有薛教授的下屬,極不願意其名字被用作英文版「作者」,走到「辭職」這一步。
浸大的調查報告很詳盡,細節交代分明,值得一讀,不贅。
總的而言,報告確立了,《藍皮書》對中大通識教育之指控乃出自所長薛鳳旋之口述。而且他有錯不改、有錯不認、並諉過下屬;處理資料、編審作者名單,不合學術界常規。
而今問題在:為何薛鳳旋教授,能坐到這個位置?他的資金從何而來?香港的學術界,還有多少個薛鳳旋?
又記起,美國社會學者C. Wright Mills半世紀前在其經典著作《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中明言,靠攏政府的研究議題,能得到大量研究資金,這種研究會孕育出一群「學術界大佬」,他們因為有辦法拿到研究資源而呼風喚雨,但談到研究成就而言: 「這種人活著的一天,都是學科裡最顯赫的人物;但他死去兩星期後,無人會記得他。」
願互勉之。
(本文部分內容節錄自7/12/2012本人之《信報》文章《藍皮書另類閱讀》,本文為更新版本,並加插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