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集的《點解會貧窮》（Why Poverty）從世界各地的貧窮問題探討人類貧窮的原因，今集從一向被認為是富強大國之一的美國為出發點，以著名的金錢遊戲「大富翁」進行實驗，研究財
富分配的一些現象，揭示看似公平的遊戲，實質一點也不公平，大家從而會對世界貧富懸殊現象有多一點認知。
相信不少人都玩過「大富翁」。這是 三十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期興起的一種遊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心理學家Paul Piff曾經用「大富翁」進行一項實驗。兩人對玩，一方的本錢和擲骰機會都比另一方多一倍，一開始他得到2000元，每次經過起點可取得200元，而且可 擲的骰是兩粒。至於對手，一開始只獲發1000元，每次經過起點只可取100元，而且只有一粒骰可擲。實驗發現，資本和機會都優勝的一方，明知這是一埸不
公平的遊戲，但遊戲下來，他對自己一直處上風，感覺良好，而且完全不理會對手死活，幾乎沒想過一開始遊戲規則已經向自己傾斜。
這實驗在全國 各地進行，研究過數千人。結果發現，當優勝的一方擁有愈多，就愈覺得自己所得的一切是理所當然。設計這實驗的Paul Piff解釋：「兩個玩家互不相識，擲銀決定方位，好比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背景，家裏有錢的是有錢人，他們有多一倍的本錢，還有更多的擲骰機會，比其他人
可以走快多步。美國夢的理念，是只要肯玩，人人均機會平等，但事實上，大部分人玩的卻是一場不公平的遊戲，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因為遊戲規則早就定好，物業 會被人買光，其他玩家一早就把錢拿走。」
收入差距上升逾十倍
這場不公平遊戲導致的結果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讓我們走一趟紐約市的公園大道Park Avenue，便可認識到金錢和權力，如何摧毀一向強調機會平等的美國夢。
位 於美國曼克頓上東城的一段公園大道，是紐約市最貴的地段，住在大道兩旁的住客非富則貴，而且很多都不是一般的富貴，而是超級富豪和政治權貴。居住在這裏的
有錢人，不單會花錢買大房車、豪宅和私人飛機，他們為爭取自己利益還會大灑金錢，在國會買政治影響力。他們的政治話語權愈來愈大，優勢前所未有。
沿 着公園大道向北車行大概十分鐘，便會到達哈林河的盡頭，一水之隔，卻是另一個世界。那裏是布朗克斯區南邊，美國最窮的國會選區。七十萬人口當中，近四成人
每日所賺的工資不到40美元（約310港元）。他們的收入追不上通脹，更不幸的是，對岸一班銀行家引發的經濟衰退，連累到他們隨時飯碗不保；而公立學校資
源不足，更拖累了他們子女受教育的機會。簡單來說，目前低下階層的生活比他們的上一代還要差。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Jeffrey Sachs補充說：「我小時候，美國的自我形象是以中產階層為主的國家。當然，會有少數富豪，會有窮人，但令美國人一直覺得自豪的是，中產階級佔社會的多 數，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1965年，在美國當行政總裁的收入相當於一個普通打工仔的二十倍；到今天，最保守的估計，這差距已達二百三十 一倍。無可否認，富人和窮人的收入一直存在差距，不過在過去三十年，貧富的差距不斷擴大，已變成了鴻溝。在二次大戰後的幾十年，每個美國人都可分享到經濟
收入增長的成果；但自七十年代末開始，經濟增長完全被最有錢的一成人瓜分。據2010年的統計，美國最富有的一群其實只得四百多人，但他們所控制的財富，
較一億五千萬中下階層人口還要多。
「我坐的士駛過第五大道，搜尋紐約富裕階層的豪宅，最後發現，公園大道740號才是世界統治者的集結地， 這些人可以說是主宰了整個宇宙，他們全部都住在公園大道740號。」出生於紐約的富爭議性作家Michael Gross曾經以公園大道740號為題材寫了一本書，深入描繪這座超尊貴公寓的住客眾生相和它的故事。
公園大道740號最初名為洛克菲勒大 廈，是已故美國總統甘迺迪夫人積桂蓮的祖父和一眾被認為造成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商家所興建。這裏曾經是石油企業高層的大本營；現在最多的一類住客，則是
對沖基金經理，他們手上掌握的財富可以和當年的石油大亨相比。公寓最豪華的單位，屬於Stephen Schwarzman所有，他曾經擔任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營運總裁，之後創立了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他為争取對富人有利的稅務政策，經常行事高調。
稅務條例極度不公平
耶魯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 Jacob Hacker是暢銷書Winner-Take-All Politics的作者之一，他認為富裕階級可以積聚龐大財富並非單靠努力，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利用財富操控政治，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政策。「金權交易的循 環，在於有錢人賺到錢，便可投資在有利自己的政策，這使他們可賺更多，然後把更多的錢再放到政治上。」他說。
Jack
Abramoff過去曾當政治說客。2006年他因欺詐和意圖賄賂公職人員而被判監四年。出獄後他洗心革面，出書並巡迴美國各地，提倡政治制度改革。他深
明美國國會的運作，所以大膽提出：國會議案大部分都是由政客所寫，當中顯然他們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作出發點。說客要接近有份決策的國會議員和他們的職員身 邊，無可避免地會涉及金錢交易。
《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Bob Kaiser亦有相同的看法，他說：「華盛頓一件秘而不宣的醜聞是，參眾兩院議員每星期都要花很多時間，不僅在選舉期間，而是全年無間不停地拿起電話，四
出搖尾乞憐，找人贊助經費，這樣做真可悲。」Jeffrey Sachs教授也說：「華盛頓可以說是由美國企業擁有和經營，他們花在游說工作的費用達好幾十億，很多說客負責草擬條例，花費許多金錢去資助政治活動和收
買政客。」
要反映財閥怎樣影響政府，不妨看看稅務條例。這條例有一項名為「附帶收益條款」，容許Stephen Schwarzman這類靠投資獲利的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經理，只需以百分之十五的低稅率交稅。他們這群收入高得驚人的金融業高層，所交的稅率比一個慘淡
經營的雜貨舖老闆還要低。這樣一條不合理的條款，完全是因為金融行業的游說工作做得出色。2006至今，美國每一位民主派領袖和總統，例如奧巴馬，都提出
要廢除這條款，但卻不得要領。《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Bob Kaiser說：「眾議院通過了兩次，不過法案去到參議院，對沖基金經理門早就打通門路，紐約參議員Charles
Schumer，眾所周知一直都是華爾街的人。」
Schumer從金融界籌得的競選經費，拋離其他黨員，因此在民主黨內有很大影響力。 2007年6月，參議院打算立法修補「附帶收益條款」漏洞時，Schumer剛好籌募他的政治經費。只是一個月，他便從華爾街籌到超過100萬美元（約 775港元）；至於那條「修改附帶收益條款」議案，從此不見天日。
七分一人領食物援助
再看一個例子，大衛科赫 David Koch，這位身家多達250億美元（約1937億港元），公園大道740號最有錢的住客。他和哥哥經營的科氏工業(Koch
Industries, Inc.)是美國第二大私人公司，業務眾多，當中最賺錢的是石油和天然氣生意，每年有過千億進賬。科赫兄弟投資在美國政治市場的金錢，可謂首屈一指，隨便
一數便包括250萬美元（約1937億港元）捐加圖研究所、200萬美元（約1550萬港元）捐共和黨州長聯合會、580萬美元（約4495萬港元）捐助 「美國繁榮」基金會、380萬美元（約2945萬港元）捐助權利法案研究所、1700萬美元（約1.31億港元）捐喬治梅森基金會……還有，國會參眾兩院 超過一半議員，都曾經接受科赫的捐助，而得款最多的是瑞安，這位在今次總統大選與羅姆尼搭檔的副總統候選人。
瑞安本身是威斯康辛州共和黨 人，深受代表極端保守派勢力茶黨（Tea Party) 所擁護，是迅速崛起的一位國會議員。他反對加稅、反對任何經濟紓困計劃、主張削減社會保障，處處抵制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在他擔任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期間
發表的預算提案，建議大幅削減聯邦預算及福利開支，同時削減富人的稅率。曾在列根及布殊年代擔任財務官職的Bruce Bartlett批評這預算案「一看就覺得荒謬，它建議減稅10萬億元（約77.5萬億港元）為減赤計劃的一部分，但減稅10萬億，意味着政府要慳10萬 億支出。如果計劃真的實行，那麼一切服務包括公路、能源建設、教育等等，通通都要廢除。」
過去二十年，百萬富豪的稅率已減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而最有錢的一小撮人，稅率幾乎減了一半。絕大部分的減稅案都是布殊當總統時通過的，其中大減資本增值稅到百分之十五，和列根時代相比，減少幾乎一半。減稅案帶來的後遺症是，美國國債增加超過2萬9千億。
Jeffrey
Sachs教授認為：「政府一直經費不足，目前從稅收所得的國庫收入，已處於美國現代史上最低水平。來年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都負擔不起、學校運作大受影響、道路失修。交稅是文明的代價，如果沒人交稅，就得不到這類文明設施，就是這般簡單。
目 前，每七個美國人就有一人需要領取食物資助，其中超過一半是老人和兒童，另外四成是有工作的家庭。所以，有工可做已經不能讓美國人脫貧。目前在美國，不單
只是低下階層捱苦，連瑞安所屬的威斯康辛州，很多以前屬中產階層的人都大叫生活艱難，好像在富裕的沃基夏郡(Waukesha)，每個月便有超過六千人需
要依賴食物銀行接濟。諷刺的卻是，在瑞安的預算提案，他建議未來十年要削減1340億美元（約10385億港元）食物援助，那意味着八百萬人的溫飽將會不 保。
將公園大道一分為二的哈林河，可否將經濟成果分流給所有人？抑或象徵窮人和有錢人注定天各一方？只要政黨一日仍然要靠富豪捐款選舉，美國的政治只會繼續向有錢人傾斜，而哈林河亦繼續成為有錢人的護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