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登基不去拜祭革命聖地，薄熙來曾大力弘揚的「紅色經典」和「紅色記憶」，好像束之高閣了。胡錦濤履新時去西柏坡上井岡山，不走「邪路」卻走「老路」。殊不知胡錦濤只是泰州鹽商之子，毫無革命履歷和血統，只怕不做足「紅騷」，難以承襲大統。而習近平自己就是紅色經典，當初沒有劉志丹、習仲勛的陝北紅區，就憑中央紅軍那幾千殘兵敗卒，已是窮途末路，故而有「陝北救中央」之說。毛澤東對此說極為敏感，一九五六年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了一部小說《劉志丹》，毛大怒，李建彤即被打入大牢。這正是《毛語錄》「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由來。
同是紅色貴冑，習近平比薄熙來的祖蔭好得多，在雲譎波詭的黨內鬥爭中，習仲勛未害過人，薄一波卻劣迹斑斑。假使薄熙來篡位得逞，他斷不會去深圳拜祭鄧小平，而只會把他的龍興之地重慶樹為新革命聖地。
習近平去拜謁鄧銅像和植樹，海內外便有諸多解讀，多稱讚習釋放堅持和深化改革的信號。這種問卜式預測，十年前胡溫上位時也甚囂塵上，好像「新政」將大行於天下。加上中國特色的馬屁文化，幾成強力催吐劑。可曾記得胡錦濤十七大上「不折騰」聖諭一出，居然有官媒盛讚「話語新風勁吹」，對如此語言無味、面孔木訥、性格沉悶的庸人，還能找到拍馬屁的落點！
習近平至少沒有胡錦濤那麼黨化和刻板，談吐有人間煙火味，要捧習比捧胡的技術難度要低些。習太太彭麗媛不像溫家寶的太太張培莉那樣畸戀珠寶和財富，更不像谷開來那般下毒殺人。可以預見，對習近平的吹拍之風將大盛於官媒。其實習剛被立儲時已經有人拍上了，一位名畫家告訴我，某官攜重禮登門，請他畫一幅習仲勛像，再由此官獻給習近平。卻被畫家斷然拒絕，說：習仲勛活着時都沒給他畫像，現在為給他兒子獻媚而畫老子，我做不出來！
習近平真做了實事，應予以讚揚，目下他還未造成甚麼，馬屁家們先歇一歇吧。習許諾要反貪和從嚴治黨，拿下當代魏忠賢令計劃算是首功，然而就這一樁也未見分曉。習近平屬沒沾六四血污的一輩，指望他為六四正名，恐怕要等到江李等老太爺歸西才可議。
鄧小平掌江山時給所有地主富農摘帽，頗有改元氣魄，只緣其時此舉已無甚阻力；他給右派「改正」，卻留一條尾巴，因為當年反右就是他主持的。目下習近平給五七年右派全部平反，亦已無甚阻力。此事再不做，老右派已越見凋零，莫非他們都熬成一把骨灰，仍等不到昭雪的一天？
習近平真做了甚麼，歷史都會記住。他甚麼都沒做，也會載入史冊，就像胡錦濤這恥辱的十年。
丁望：又說亡黨亡國 廉政有賴法治
中共十八大以來，「頂層」要人為反腐敗頻發聲。胡錦濤說：「不遏制貪腐，有亡黨亡國之險。」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和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說重話；王氏謂：「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
英國廣播公司（BBC）就「亡黨亡國」之說，以電話訪問本人和香港科大教授丁學良。本人的回答是：胡氏的講話沒有新意，早在幾十年前陳雲就說過類似的話。
貪取人民幣 包七奶八奶
建立廉政體制、推動肅貪，有賴於法治，而不是重複一些口號，表達「高度重視」之意。對於肅貪反腐的思索，本欄的關鍵詞是：法治、制度、實幹、魄力。建立有效的公務員財產和利益申報制，是制度建構不可或缺的部分。
「生死存亡」或「亡國亡黨」之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傳揚。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紀委的陳雲說：「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
九十年代，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喬石說，不解決好「黨風問題」，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十七屆四中全會（2009年9月）通過關於「黨的建設」的「決定」，聲稱「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對於官場貪腐危及執政黨的「威信」，權力金字塔頂層不只早有憂患意識，也出台一批「頂層設計」的、「針對性」的文件。胡錦濤在總書記任內頒布的文件有：〈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防腐體系實施綱要〉，〈建立健全懲治和防腐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
自八十年代以來，這一類的紅頭文件和法律、法規，可謂「汗牛充棟」，反腐肅貪的實效卻甚微；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官員貪污受賄更猖獗，地方官和政法官尤甚。
八十年代，貪污幾十萬是「老虎」，如今，「老虎」的胃口是數千萬乃至幾億元；北京《法制日報》的調查報告稱，2010年結案的國企貪官，人均貪污三千四百萬。
八十年代，還沒有「包二奶」的流行語，當官養情婦得偷偷摸摸；這幾年，包七奶八奶甚至三十六奶也「平常」，有的還張揚「攀比」，看誰更「色膽包天」。
八十年代，不少村官是到處沾小便宜的「表叔」；這幾年，圈地斂財上百萬乃至千萬「只等閒」，出席「全國村官大會」競開寶馬或奔馳（平治），炫富又擺派頭。
「透 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日前公布2012年的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國大陸的排名下降五位，在全球174個國家、地區中排位80（香港、台灣分別排14、37），比非洲利比亞（75）的排位還低，遠低於原 東歐共產國家愛沙尼亞（32）、匈牙利（46）等，甚至低於古巴（58）。
新清廉指數 排第八十位
推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制約權力和反腐肅貪應走之路。政改的第一內涵，是實行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在法治的基礎上，建立文明社會的秩序文化。
執政黨主導制訂和公布了一批法律，並不等於有法治，法律必須限制公權、保障基本人權，建立良法善治的機制；所謂善治，是以人為本，包含司法相對的獨立、司法程序能承載社會公平和正義（包括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社會成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有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奧 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 1881-1973）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哈佛版），重墨於秩序約束，稱法律包含「強制秩序」（coercive
order）。就當代社會的法治而言，法律的強制性，是對實施地區的所有居民，沒有人有法外特權，這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要素。沒有平等的法律約束，
就有公權泛濫、政令不順之險，恰如《管子．外言．法法》云：「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
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法律的執行與否視「政治需要」而定，權勢階層實際享有特權，故有「衙內」開車撞人被截停而高喊「我爸是李剛（河北公安官）」的事。權比法大，長官意志大於「法意」，社會未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
沒有真正的法治，廉政制便難以建立。
財產申報制 防權力尋租
反腐肅貪的第二個「依靠」，是良好的制度。包含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和利益迴避制，各級人大對公共財政預算的有效監督權、重大工程項目的審議權。這一套制度的功能，在於減少或消除特權，建立民眾參與的權力監察機制，防範公共財政流失和官員以公權貪污、謀取非法利益。
在政治文明史中，有效的財產申報制促成廉政，是建立政治文明的動力。財產申報制，是廉政制度的「樑架」。
1988年，喬石和文革後首任監察部長尉健行，主導草擬〈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因「六四」後的「左潮」而難產。1994年，人大立法規劃中有〈財產收入申報法〉，但財產申報制一直「空白」。公務員只申報工資收入，無法防範權力尋租。
在十八大的分組會上，溫家寶總理說：「把反腐敗放在重要位置，……要加強制度建設」；十八大前，他多次倡議建立申報制，但官場的回應冷淡。
申報制之難產，主因之一是無「政治局共識」。據北京政界的消息，共識之無法建立，是受一些退位權要和既得利益者（特別是地方官）的阻撓。
沒有財產申報和利益迴避的制度，何來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