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0日星期四

許知遠: 嬰兒潮知青塑造中國 




中國戰後嬰兒潮一代當過知青,也有過政治覺醒,他們的價值觀將塑造中國未來。

我們曾經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經身居國家機器的頂端。我們曾經以清貧為榮,如今,一些人身家億萬。我們曾經熱愛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著各式各樣的國家項目。在一篇名為《我們這一代》的文章中,出生於一九五二年的哲學家陳嘉映這樣回顧他這一代人的人生經驗。

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一代人像他們的故事這樣富有戲劇性。他們出生於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這個古老的國家準備進行一場嶄新的嘗試,從政治制度、經濟生活到社會倫理,它要用一套來自異域的理論重整一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五年計劃、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他們的童年是在一連串大膽嘗試與挫敗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度過,而到了他們個人意識開始覺醒的少年時代,則趕上文化大革命。由於深受理想主義與集體主義教育,他們中的很多人熱情、盲目、或被迫捲入了這種狂熱,在其中目睹、製造了無數混亂與殘酷。他們不僅要鏟除傳統、摧毀老一代,憤怒、血腥、屈辱也在同代人之間相互蔓延,階級、出身、教育程度區分不同派系,都高喊同樣的激情口號,來攻擊另一方。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卻不過是更高權威操控的木偶。在狂熱之後,他們被發配到鄉村、農場與山區中,他們發現了現實中國的貧窮與落後,從意識形態狂熱中醒悟過來,多虧多年的理想主義教育,他們在困苦與磨難中,開始重新思考社會與自己,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他們也在顛簸的命運中,生出普遍的懷疑精神。

倘若以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金水橋——毛澤東在這一天於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作為這代人政治生命的開端,這一代人的政治覺醒則發生在七六年四月五日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他們是再典型不過的政治人,他們的一切生活都被政治吞噬,他們的反抗也是由政治覺醒開始。

中國再度轉向,它再度向世界開放,中斷的經濟、思想、社會生活再度活躍起來。他們成了熱切的學習者,變成了一場新的?蒙運動的主導者。而這一代人正當其時,他們仍年輕,卻有著如此豐富的經驗,他們理解現實中國,又對陌生知識充滿饑渴。當然,這些成功者是以大多數同代人被甩出歷史軌道作為代價的,他們有一種殘酷的幸運。

倘若,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是一個經濟奇蹟與社會開放的過程,這一代人無疑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像是西方的嬰兒潮一代,他們經歷得如此之多,在歷史舞台佔據了時間是如此之長,同時擠壓了上一代與下一代的空間。

三十年來,關於這一代人的命運,早已在無窮的書籍、文章、電影、討論會中出現,這一代人早已在文化、經濟、社會領域佔據了中心位置。重提他們的經驗,是因為終於來到了政治權力的頂峰。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四人具有知青生涯,而在二百零五名中央委員中,六十五人有知青經歷。這也是一代人命運的高潮一刻,他們的集體經驗與價值觀將塑造這個國家的未來。

當梁?超寫作《少年中國說》時,代際概念就成為了理解中國歷史的新角度,他寄望於青少年成為更新中國的力量,也在確認一種進步的、線性的歷史。傳統文人把目光投向過去,相信「黃金時代」總存於過去,唯有恢復失落的傳統,才能重獲尊嚴。而梁?超催促人們把眼光投向未來,用新力量來取代舊傳統。隨著時代變化的速度的加劇,代際概念越突顯重要性,新一代人的出現,帶來源源不斷的衝突與張力,創造出歷史發展的節奏。

「但若我們這代人自得於今朝,任我們曾經有過的精神力量流失,憑你國家領導,憑你福布斯名列前茅,憑你在各國電影節上獲獎,我們仍只是過氣去勢的一代而已。」陳嘉映在文章的結尾寫道。

倘若以此刻的中國社會來看,這一代人的勝利的確像是技術上、而非價值上的勝利。在很多方面,他們被證明是生機勃勃卻不擇手段、富有創造力卻缺乏內在價值觀的一代人,他們的理想主義輕易地轉化成投機哲學,懷疑精神則變成一種逃避主義。

如今,人人都想知道,他們獨特的經驗與價值觀將怎樣作用於他們終於獲得的政治權力——這個中國最保守、卻仍關鍵性的領域。這一代人可能受惠於?蒙主義,也同樣是國家主義者。他們在四五運動中覺醒,但少年時的荒唐口號仍潛藏在他們的記憶裏嗎?——「東風吹,戰鼓擂,當今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或是「把紅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宮和克里姆林宮」。

他們有強烈的歷史感,他們的世界觀卻可能是偏狹、高度功利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他們能為中國創造現代政治體制嗎?更重要的是,即使他們真的具有某種值得期待的內在價值觀,它能?免於被這個可怕的制度塑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