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1日星期二

張鐵志: 1970年的那一槍




這位七十五歲、頭上只剩稀疏白髮的老先生經常獨自走在喧囂的群眾中──各種街頭的社會運動,不論是環保的、人權的。老人常常是眼睛泛著可愛的笑意,而當他談起人權問題時,你又總是感到他的誠懇與執著。

周圍的朋友對他總是無限敬意和喜愛,這倒不是因為四十年做的事,而更多是他過去十幾年一直在民間社會從事人權運動,以及很少人到他這個年紀卻仍然不懈怠。

不過,四十年前,他確實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在紐約開槍刺殺蔣經國──雖然他並沒有打中。

生於1937年的黃文雄,如同那個世代的台灣人,經歷了日本皇民化統治,1945年日本戰敗後對回歸祖國的期待與失望,二二八事件的槍彈與血腥,以及五零年代肅殺的白色恐怖。

也是在五零年代,他的青年時期,他被「自由中國」所啟蒙。進入政治大學新聞系後,他認識了一些來自東南亞的僑生和美國來的學生,從他們口中接觸左翼思想、禁書和美國民權運動。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思想日益萌生。

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兩名學生因為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逮捕,深深震撼了和他們有來往的研究生黃文雄。這一年他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讀書。

彼時的美國正是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民權運動,整個社會被青年力量巨大地翻攪。尤其到了六零年代後期,運動者的氣氛開始從抗爭轉向革命──不了解這個氣氛,就無法理解為何黃文雄會做出如此激烈的舉動。

1968年四月,馬丁路德金恩博士被暗殺,讓無數美國黑人與白人陷入悲傷與憤怒。因為他一直主張非暴力的和平運動,最終卻死於暴力,而幾年來的校園反戰運動也無法阻止美國繼續轟炸越南。於是,黑人運動中出現了主張武力反抗的「黑豹黨」,以白人學生為主的學運組織「民主學生聯盟」也出現了主張暴力行動的派系「氣象人」──他們製造炸彈放置在公共或商業建築。除了美國,德國、日本及許多地方的學生運動都開始「走向革命」,他們相信非如此不足以阻止越戰,或者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他們也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殖民革命,激進氣氛瀰漫著校園。

彼時黃文雄正在在康乃爾大學念社會學博士(同時期李登輝也在康乃爾大學念書),在學校中他和左翼學生多所來往,深受影響。1969 年四月,康乃爾大學的黑人學生持槍佔領宿舍,抗議學校的種族主義和建立黑人研究的速度太慢。其中的幾個領導份子都是黃文雄的朋友。當然除了參與美國左翼學生組織,黃文雄也參與了台灣人的異議組織。

這一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準備一步步接他父親的班。1970418日,蔣經國赴美訪問。在美國的台灣人團體進行各種抗議,如當他在白宮訪問尼克森總統時,他們在白宮前舉行反蔣抗議,散發傳單:「台灣需要的是自由,不是軍援! 」

424日,蔣經國到紐約市的廣場飯店(Hotel Plaza)參加餐會。已經計畫數天的黃文雄終於等到這一刻,他突破警察封鎖,對著蔣經國開了一槍,但他的手當場被警察打開,沒有擊中蔣經國,並且當場被逮捕。在被數名警察壓在地上時,黃文雄掙扎著吶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s!”這句話也是他的故鄉島嶼上無數人的心聲。

在被起訴後,他竟然得以棄保逃亡。這又是一段傳奇。

國外流亡26年期間,他參與許多國際人權工作,但是為了保護他的朋友們,這段經歷他始終沒有公開說明。黃文雄在日後解釋他之所以要進行刺殺計畫,主要是希望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畫,挑起國民黨黨內權力鬥爭,藉此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以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而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參與美國學運的左翼青年,他也「私心希望多少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個考慮,那時大發越戰財的台灣已是美軍的後勤基地。」[1]

1996年,台灣解嚴後的第九年,黃文雄終於回到台灣公開露面。他是台灣最後一個海外黑名單人物。

回台後,黃文雄一直持續從草根人權工作,曾擔任臺灣人權促進協會會長等職位,而沒有像大部分知名異議份子享受民主化之後的政治名位──他曾經一度擔任陳水扁時期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但是後來因為不滿陳水扁的人權政策而辭去。今年政治大學頒給他榮譽校友,他也沒有出席。黃文雄不在乎任何名位,而是念茲在茲地為人權而努力。

當年的那一槍可以說是打在台灣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的政治轉型正是從那之後開始:保釣運動、大學雜誌、蔣經國的「革新保台」、72年增額立委選舉。有人說,是那個未遂的刺殺,刺激了蔣經國思考為何台灣人如此痛恨國民黨,因此推動改革。他是否真的這麼想,我們無從得知,而那一槍是否真的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啟動鳴響也很難論斷。重要的是,從彼時之後的民主化進程至今還有許多未臻完好之處,還有許多公民的權利保障需要被建立。所以,黃文雄從不懈怠地繼續閱讀、寫文章、上街頭,直到現在。

他從來沒有停留在四十年前那一槍 。

 
[1] 黃文雄:〈四二四那天,我開了一槍〉,《台灣請聽我說》,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