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對所有議題各執一詞，結果自然莫衷一是。人們愈來愈相信的，是「互不相信」；唯一能達成的共識，是「沒有共識」。最近我有幸參與社會企業「好單位」主辦的跨界講座，討論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得到很多啟迪。
在 目前分化對立的氣氛下，官、商、民三大界別能否進行建設性對話，是繼續分裂還是融合，是既重要又急切的課題。這不單是香港的問題，金融海嘯後，即使在歐美
歷史悠久的民主政體，民間社會對大企業批判日深，而政府對社會問題卻回應乏力。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的Dominic Barton便於2011年的《哈佛商業評論》中，從企業管治談到資本主義的長遠可持續性。
地產商變社會黑五類
香港作為一個不能獨善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體，更面臨雙重危機：一方面，我們缺乏西方國家久經磨合、為社會普遍認受的憲政傳統；另一方面，又要面對與內地經濟、文化融合帶來的挑戰。
要 求三方對話、跨界思維，本身便假設了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者是分裂的；不幸這恰恰是目前流行的主觀認識。根據這種認識，企業純粹為利潤而存在，想方設計
去避開規管，公民社會則是激進主義的溫床，政府是一頭與民眾脫節的惡魔、獨立於社會以外的黑箱；三者之間，只有政府與企業存在某種「勾結」關係，其餘都是 各自為政。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這種認識觀的因素複雜，只是這種認識觀一天不改，目前社會互不信任的氣氛，便只會變本加厲。
這種認識觀的最大缺陷是，它忽視了個人的多重身份；資本主義喜歡以人的經濟功能來界定人的存在，比如說你是會計師、建築工人、公務員等等。
「公眾利益」漸漸消失
不 過，人在世上的身份是多重的，政府裏面當公務員的人，難道不也是公民體的一員？他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親朋戚友，不可能跟大社會完全割裂，不可能不感受到社會
的氣氛。過去董建華時代，年輕公務員乘的士上班不敢說去政府總部，而說自己要去聖約翰教堂，就反映了他們身為社會一員的掙扎。
企業管理層又何嘗不是？日前一個商界人士感慨地說：曾蔭權執政七年，成功讓地產商給打成社會的黑五類，也反映了這種無奈。如果我們接受自己是公民共同體的成員，那我們有沒有共同利益？有沒有共同價值觀？有沒有共同義務、權利與責任？
先說企業。現代自由經濟學派過度側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而忽視了彼此間的互相依存關係；然而沒有後者，社會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人類也毋須過群體生活，更不可能有政治生活與政府了。
即 使古典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也不如此認為。Barton在論文中引述史密斯的話：「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都需要彼此的幫助，因此同時也暴露於互相傷害之 中」。此話一針見血，道出當中的辯證關係。企業追逐利潤不是壞事，利潤只是有效利用資源生產的結果，但如果是「不計社會成本無限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便
有點不一樣了。可惜香港商界、尤其大企業予人的印象往往如此，而Barton的論述，正正是對企業短期行為的反思。
至於政府，她的本來目的 應是「公眾利益」，可是我發現這詞彙近年已經很少出現於政策論述。古羅馬時代的公共建設都刻有SPQR的字樣，意為「元老院及羅馬人民」，拉丁語有pro
bono publico，意思是「為公益」，今天英語仍然使用。也許因為意識本身政權的脆弱認受性，所以殖民地政府更強調「公眾利益」，努力製造一種「善治」的形
象。
政策研究經費太少
當然，「公眾利益」從來不易界定。單是長期短期利益便夠麻煩，更別說集體與個別利益的矛 盾了。也許，這個詞彙的消失，正好反映了整合社會利益的難度。本來政黨出於選舉的需要，在尋求執政的過程中，會起到整合各種社會利益的作用。可是在香港的
奇怪政制下，政黨壯大自己的方法恰恰相反，是要讓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一者，反對黨根本沒有成為執政黨的機會；二者，比例代表制擴大了小黨派的生存 空間，而小黨派為生存往往刻意放大個別團體聲音，加強彼此差異，而非促進妥協。
政府無法建立「公眾利益」的論述，結果與公民社會之間便發展 出一種吊詭的狀況：政府仍然掌握法定和憲政賦予的正式權力，但卻日漸失去管治所需的「道德權力」；從反二十三條到反國民教育，從反填海到反高鐵，從反雙非
到反自由行，公民社會的力量所以成功，不單單因為其激進性較能吸引媒體注意，也是因為他們成功佔據了道德高地。
如果要對這十年來公民社會做一過度簡化的描述，其共通點就是弱者的充權（empowerment）過程——這個權就是「道德權力」。而香港諸事不成，乃因為掌握道德權力的人既無法律權力亦乏經濟資源；掌握法律權力與經濟資源的人，卻日漸失去道德權力。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在認識層面明白社會乃是一個比政府與商界更廣大的外延，概念上後兩者不可能獨立於前者而存在。
政 府與其糾纏於與個別政黨的利益交換，委任個別人士入閣，倒不如直接走入社會，因為一切政治支持最終必須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可惜目前政府對社會基本是忌憚多
於接觸。早前去教院辦的關於政府管治信任度的講座，我看到美國和德國領事館都有派人前來旁聽，反而香港政府好像沒有代表（除了早已退休的官員），這不是很 奇怪嗎？如果政府連民間在議論什麼都不知道，又怎能打贏輿論戰？
至於商界，可以做的很多。據說金融海嘯後，美國商界特別金融界不少人自覺與 其出來給人妖魔化，不如關起門來賺錢。這種態度恐怕只會進一步加深各方隔膜，讓企業失去發揮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機會。建設性合作與對話
（Constructive
engagement）還是需要的。即使不公開支持政團，也可以鼓勵一下社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尤其是對公共事務研究的資助。
據我考究，政 府中央政策組的年度預算幾年前只是八千萬左右（公開數字），勉強能買十個太古城的中型單位。隨便找幾個大機構的CSR和公關部門的支出加起來，都要勝過；
其他經費緊絀的民間智庫，更不用說。七百萬人的國際大都會每人只花十元研究長期政策，我們的議政水平，可知一二。其他如座談會、高峰會，甚至社會議題徵文 比賽等等，都不是要等到普選才可以做。篇幅有限，有機會再談。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