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劉銳紹﹕「十八大」與香港黨員




2270名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原來至少有10人是在香港的,在澳門的則至少有8人。由於「港澳台地區的特殊性」,內地沒有把他們的名字完全透露出來,外界只能發現一些在香港工作的內地黨員,但未能發現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黨員代表是誰,這就令他們更加神秘了。其實,這樣對中共的形象,對「一國兩制」都十分不利。

而且,這些香港「十八大」黨代表的產生過程也跟內地省市不同。

按《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十條(二)規定:「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換言之,香港黨組織屬於「派出的代表機關」,有些黨員還在非黨組織的機構內生活,所以就不用選舉了。

此外,第十三條又規定:「上級黨的組織認為有必要時,可以調動或者指派下級黨組織的負責人。」也就是說,在香港很多情都被視為「有必要」,所有人事安排都由上級決定,誰人當「十八大」代表,也不用選了。

用香港一些地下黨員的「晦氣話」說:在內地還可以談談「黨內民主」,在香港卻談也不能談,還要像黑社會一般不能公開身分和活動,對他們來說是否太不公平呢?

其實,中共在香港一點也不透明,反而會引起更多猜測。在這裏,也要談談一些往事。

在香港回歸初期,新華社香港分社醞釀改名,有人建議改為中國共產黨香港黨支部,顯示中共光明正大。這個建議當然不被接納,官方有一個善良的解釋是「不要嚇怕香港人」。其實,這個解釋很矛盾。中共不是一個「偉大的、光明的、正確的」政黨嗎?為什麼自己反而會擔心嚇怕香港人呢?

我想,中共在香港隱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中共對回歸後的香港,仍然是革命黨的心態。他們認為香港情複雜,仍然是「白區」,也是「中外靜態戰爭」(外國政府要滲透並和平演變中國和香港)的地方,所以黨員不能公開身分。二,隱蔽、不透明是中共的慣性,而且不公開才可達致最理想的效果,方便行動,免受監督。

不信任的根源

不過,正因為這些隱蔽,才導致反效果。在此,不妨再談一件已經公開的往事。1987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有一名屬於地道香港人的副社長毛鈞年,後來更獲委任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令外界感到,不是中共黨員的香港人也獲北京重用,中國的確開放了。

同年,中共舉行「十三大」,香港有5名黨員出席,名單保密。豈料,不知何故,一家官方通訊社後來在混亂之中,竟然報道了他們的名字,原來毛鈞年就是其中一人。自此,他的黨員身分公開了,令人感到,原來一定是中共黨員才能擔任關鍵性的位置,所謂「重用港人」,只是幻象而已。其後,毛鈞年的價值消失了,無獨有偶,梁振英接替毛鈞年成為「基諮委」的秘書長。我不知道梁振英是否中共黨員,但至少另一名承認自己是地下黨員的梁慕嫻有此推論。我也不知道她的推論是否準確,總之,這些都是不透明造成的結果,也是造成不信任的根源。

(「十八大」系列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