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

龍應台:民國——一九一二




編按:闊別香港9個月的龍應台即將「回」港,以台灣的文化部長身分,出席「台灣月」活動,到香港大學演講,與文化人沙龍,種種活動,活動種種,皆跟文化有關,皆跟台灣有關,但也跟香港有關。此前,在台北,她曾演講,談孫中山,談民國,談歷史,談未來;講稿供世紀版獨家連載刊登,讓香港讀者在「猛龍過江」之際,有機會在紙上分享龍應台的睿見與感懷。


我從十八歲開始就有演講機會,今天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特殊的一次,我看到「中樞」兩個字就要暈倒了。

馬克吐溫的寫作裏有個手法──當寫到一個嚴肅到不行的場合,譬如今天這種場合,他就會讓一隻小土狗,不知道從哪裏竄出來,突然奔跑到前面,把演講的人撞一下,然後那份嚴肅就被瓦解了,我不知道今天我拿這嚴肅怎麼辦,但是我很高興能夠來到這裏。

我原來給的題目就是「一九一二」,後來覺得這個題目太大,三天三夜都講不完,所以想縮小範圍,談「孫逸仙這個人」。更接近演講日期的時候,覺得我真正要講的,是那個時代的氣氛,我也不是孫逸仙研究的專家,所以還是不要都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那個時代的觀察,於是最後還是把題目改回「一九一二」。

列強瓜分的中國

一九一二是什麼樣的時代?第一個浮出的意象,可能就是,那是一個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這張漫畫,當時一個法國雜誌所刊出的。桌上有個大餅,寫着「CHINE」,列強拿着刀分割這個餅。整個的十九世紀,是這樣弱肉強食的時代。

那是個非常殘酷的時代。沈從文自傳裏頭有段文章題目就叫作〈辛亥革命的一課〉。沈從文生於一九○二年,住在湖南的鄉下,在一九一○年最混亂的時代,他還是七八歲的小孩,從他的眼睛看出:當時滿清政府到處搜捕革命黨員,但是到底誰是革命黨呢?鄉下官兵於是就抓人頭充數,成千上萬的,五花大綁的被抓去砍頭,基本上都是鄉下的農民。在沈從文的村子裏每天大約有一百多農民被抓去河邊砍頭,砍到後來,人實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農民抓去大王廟面前擲筊,如果丟出來的是兩面都向上或一陰一陽的,就到「活」的這一邊,如果兩個都覆蓋住,就被分去「死」的那邊,等砍頭。運氣不好的農民擲完筊,也就乖乖地去排隊等砍頭。

每一天在河邊,都有很多的圍觀者去看砍頭,所以他從小的數字學習,是從數屍體學來的。圍觀者嘻笑不已,有時圍觀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誰該殺誰不該殺,有的「該」被砍頭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裏,也就被當作路人給放了。

不穩定的民國

孫中山先生在上海車站,一行人正要搭火車去南京就職總統。民國終於建立了,但非常不穩定(一張奇特的郵票可以充分表達政局的不穩)。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了,可是我們也都知道,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海關和郵政全部由外國人主控。當時的郵政總辦是一位法國人叫帛黎,當中華民國成立時,他非常不甘願、不認同。郵票上面還是寫着「大清郵政」,可是孫中山都已經在南京宣誓就職了,怎麼辦?他就在郵票的中間,印上了「臨時中立」四個字。到了三月的時候,孫中山嚴重抗議,他才再加「中華民國」四個字。從一張小小的郵票裏,就看得出一個動盪的時代。

一九一二年前後,不僅是軍事動盪,不僅是政治動盪,其實更是改風易俗、整個價值觀在翻轉的時代,服裝、纏足、包括髮型,剪辮子這件事情,都是嚴重的大事。豐子愷的漫畫畫了一個舉頭仰看科舉放榜的書生,一個中國文人腦後垂下長長的辮子。一九一二年,割除辮子,是與過去兩百多年巨大的割裂。

價值的翻轉

錢穆先生,生在一八九五年。一九一○年,風聲鶴唳,十幾歲的孩子都知道時代要變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在他同學的枕頭下面發現了一本書──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晚上去翻人家的枕頭。他翻出來的書,你猜是怎樣的一本書?是譚嗣同的《仁學》。譚嗣同這位前進的思想家的書,給錢穆這位十五六歲的孩子看到了,錢穆最震動的是什麼呢?竟然是譚嗣同在《仁學》裏頭談頭髮的部分。他把人依照髮型來分,譚嗣同說,全髮戴冠的,是中國人;把頭髮剃光的是印度人;把頭髮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種,前面都刮光,後面留個豬尾巴的,叫做滿洲人。

留辮子的日子

少年錢穆,那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辮子給剪了。問題是,他辮子才剪了,沒幾天要放假了,意思是說他要搭火車回家了,朋友就警告他說,你現在沒有辮子,一上火車一定會被官兵抓起來被當成革命黨給殺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麼辦呢?沒有辮子無法搭車,於是他就把剪下的辮子縫到瓜皮帽上,偽裝辮子。在歷史大轉換的時代,一個小小的「脫線」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其實,錢穆不需要縫辮子,因為在一九一二年前後,已經出現「改良帽莊」,有現成的帽子加辮子的改良帽可以買了。那個時候,道士服突然貴了,因為很多人買道士服來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辮子藏起來,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還是革命軍。

一九一二年之後,守城門的革命軍,到處抓留辮子的人,抓到就是跀嚓一刀。那時候關於剪辮子的漫畫特別多。價值的大翻轉,辮子可以代表。

我們講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就聯想到革命、戰爭、動亂、割裂,彷彿沒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實是這樣的嗎?譬如傳染病,會因為革命而暫停爆發嗎?

一九一一年在東北爆發的鼠疫,死亡人數六萬,是一場大規模的疫戰。那個時候,東北的鐵路──東清鐵路是俄國的,南滿鐵路是日本的,然後從奉天到北京的,才是華人的,所以連治理權都是分開的。當有傳染病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潮從火車來往上下,傳染病也迅速蔓延擴張。當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時候,哈爾濱是一天死一兩百人。當時醫學的常識,大家以為這是跳蚤咬老鼠然後傳人。在恐怖而人人自危的氛圍裏,北京派了一個人趕赴東北處理緊急疫情,這個人叫伍連德,馬來西亞出生、劍橋醫學院的畢業生。他趕到哈爾濱,經過解剖和觀察,斷言這是一個飛沫空氣傳染的肺鼠疫,是人對人直接的傳染,因此它的嚴重度、傳染速度,遠超過人們,尤其是當時西方專家的認知。

伍連德傳奇

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動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醫師、護士,投入防疫。借用了俄國鐵路局一百廿輛列車,做為隔離醫院。我們在SARS時也有經驗,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麼來的?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時,認定肺鼠疫是飛沫傳染,因此他嚴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當時就叫做「伍連德口罩」。一位法國專家不接受伍連德的判斷,堅持不戴口罩進入疫區,沒有幾天就染病死亡,震驚了國際。

冰原上堆積了兩千兩百具屍體,裝在成千的薄棺內。伍連德說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他說服清廷「解剖」的醫學必要,使得現代醫學有了開始。當革命在南方動盪延燒的時候,伍連德在冰天雪地裏默默開啟了現代公共衛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時,伍連德的工作是否停頓下來?沒有。他計劃向英國募款,組一個紅十字會,然後由他率隊到辛亥革命的武漢前線去為傷兵治療。他說,不管是清軍或革命軍,他想為兩邊的士兵裹傷。

伍連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動如山。價值可以翻轉,世界可以顛倒,革命可以席捲,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事。

另外一個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革命了,戰爭了,時代要換了,天要變了。在大動盪裏,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擺?是的,很多原來的秩序都停擺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擺和替換。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戰爭或改朝換代而停。詹天佑在一九○九年時完成了京張鐵路,這是第一條中國人自己完成的鐵路,途經八達嶺,技術之艱難,當時也是舉世驚詫的。

之後詹天佑又成為粵漢鐵路的總工程師,或稱為總理。粵漢鐵路從一八九六年核准動工,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經過了幾乎半個世紀。

在一九一一年時情勢非常不好的時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寫給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對時局的憂慮。「廣州正處於憤激的形勢中,我希望不會有嚴重的後果,但是可能會有巨大的悔恨」。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以一生的投入推動國家基礎建設的人,對於革命所可能帶來的中斷和破壞,會非常憂慮。

龍應台—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淡江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等。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其間推動本土文化及保護樹木等政策措施。及後客居香港,先後任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現任台灣文化部長。近著《孩子你慢慢來》、《目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均引起廣泛迴響。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