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闊別香港9個月的龍應台即將「回」港，以台灣的文化部長身分，出席「台灣月」活動，到香港大學演講，與文化人沙龍，種種活動，活動種種，皆跟文化有關，皆跟台灣有關，但也跟香港有關。此前，在台北，她曾演講，談孫中山，談民國，談歷史，談未來；講稿供世紀版獨家連載刊登，讓香港讀者在「猛龍過江」之際，有機會在紙上分享龍應台的睿見與感懷。
我從十八歲開始就有演講機會，今天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特殊的一次，我看到「中樞」兩個字就要暈倒了。
馬克吐溫的寫作裏有個手法──當寫到一個嚴肅到不行的場合，譬如今天這種場合，他就會讓一隻小土狗，不知道從哪裏竄出來，突然奔跑到前面，把演講的人撞一下，然後那份嚴肅就被瓦解了，我不知道今天我拿這嚴肅怎麼辦，但是我很高興能夠來到這裏。
我原來給的題目就是「一九一二」，後來覺得這個題目太大，三天三夜都講不完，所以想縮小範圍，談「孫逸仙這個人」。更接近演講日期的時候，覺得我真正要講的，是那個時代的氣氛，我也不是孫逸仙研究的專家，所以還是不要都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那個時代的觀察，於是最後還是把題目改回「一九一二」。
列強瓜分的中國
一九一二是什麼樣的時代？第一個浮出的意象，可能就是，那是一個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這張漫畫，當時一個法國雜誌所刊出的。桌上有個大餅，寫着「CHINE」，列強拿着刀分割這個餅。整個的十九世紀，是這樣弱肉強食的時代。
那是個非常殘酷的時代。沈從文自傳裏頭有段文章題目就叫作〈辛亥革命的一課〉。沈從文生於一九○二年，住在湖南的鄉下，在一九一○年最混亂的時代，他還是七八歲的小孩，從他的眼睛看出：當時滿清政府到處搜捕革命黨員，但是到底誰是革命黨呢？鄉下官兵於是就抓人頭充數，成千上萬的，五花大綁的被抓去砍頭，基本上都是鄉下的農民。在沈從文的村子裏每天大約有一百多農民被抓去河邊砍頭，砍到後來，人實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農民抓去大王廟面前擲筊，如果丟出來的是兩面都向上或一陰一陽的，就到「活」的這一邊，如果兩個都覆蓋住，就被分去「死」的那邊，等砍頭。運氣不好的農民擲完筊，也就乖乖地去排隊等砍頭。
每一天在河邊，都有很多的圍觀者去看砍頭，所以他從小的數字學習，是從數屍體學來的。圍觀者嘻笑不已，有時圍觀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誰該殺誰不該殺，有的「該」被砍頭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裏，也就被當作路人給放了。
不穩定的民國
孫中山先生在上海車站，一行人正要搭火車去南京就職總統。民國終於建立了，但非常不穩定（一張奇特的郵票可以充分表達政局的不穩）。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了，可是我們也都知道，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海關和郵政全部由外國人主控。當時的郵政總辦是一位法國人叫帛黎，當中華民國成立時，他非常不甘願、不認同。郵票上面還是寫着「大清郵政」，可是孫中山都已經在南京宣誓就職了，怎麼辦？他就在郵票的中間，印上了「臨時中立」四個字。到了三月的時候，孫中山嚴重抗議，他才再加「中華民國」四個字。從一張小小的郵票裏，就看得出一個動盪的時代。
一九一二年前後，不僅是軍事動盪，不僅是政治動盪，其實更是改風易俗、整個價值觀在翻轉的時代，服裝、纏足、包括髮型，剪辮子這件事情，都是嚴重的大事。豐子愷的漫畫畫了一個舉頭仰看科舉放榜的書生，一個中國文人腦後垂下長長的辮子。一九一二年，割除辮子，是與過去兩百多年巨大的割裂。
價值的翻轉
錢穆先生，生在一八九五年。一九一○年，風聲鶴唳，十幾歲的孩子都知道時代要變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在他同學的枕頭下面發現了一本書──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晚上去翻人家的枕頭。他翻出來的書，你猜是怎樣的一本書？是譚嗣同的《仁學》。譚嗣同這位前進的思想家的書，給錢穆這位十五六歲的孩子看到了，錢穆最震動的是什麼呢？竟然是譚嗣同在《仁學》裏頭談頭髮的部分。他把人依照髮型來分，譚嗣同說，全髮戴冠的，是中國人；把頭髮剃光的是印度人；把頭髮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種，前面都刮光，後面留個豬尾巴的，叫做滿洲人。
留辮子的日子
少年錢穆，那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辮子給剪了。問題是，他辮子才剪了，沒幾天要放假了，意思是說他要搭火車回家了，朋友就警告他說，你現在沒有辮子，一上火車一定會被官兵抓起來被當成革命黨給殺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麼辦呢？沒有辮子無法搭車，於是他就把剪下的辮子縫到瓜皮帽上，偽裝辮子。在歷史大轉換的時代，一個小小的「脫線」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其實，錢穆不需要縫辮子，因為在一九一二年前後，已經出現「改良帽莊」，有現成的帽子加辮子的改良帽可以買了。那個時候，道士服突然貴了，因為很多人買道士服來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辮子藏起來，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還是革命軍。
一九一二年之後，守城門的革命軍，到處抓留辮子的人，抓到就是跀嚓一刀。那時候關於剪辮子的漫畫特別多。價值的大翻轉，辮子可以代表。
我們講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就聯想到革命、戰爭、動亂、割裂，彷彿沒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實是這樣的嗎？譬如傳染病，會因為革命而暫停爆發嗎？
一九一一年在東北爆發的鼠疫，死亡人數六萬，是一場大規模的疫戰。那個時候，東北的鐵路──東清鐵路是俄國的，南滿鐵路是日本的，然後從奉天到北京的，才是華人的，所以連治理權都是分開的。當有傳染病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潮從火車來往上下，傳染病也迅速蔓延擴張。當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時候，哈爾濱是一天死一兩百人。當時醫學的常識，大家以為這是跳蚤咬老鼠然後傳人。在恐怖而人人自危的氛圍裏，北京派了一個人趕赴東北處理緊急疫情，這個人叫伍連德，馬來西亞出生、劍橋醫學院的畢業生。他趕到哈爾濱，經過解剖和觀察，斷言這是一個飛沫空氣傳染的肺鼠疫，是人對人直接的傳染，因此它的嚴重度、傳染速度，遠超過人們，尤其是當時西方專家的認知。
伍連德傳奇
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動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醫師、護士，投入防疫。借用了俄國鐵路局一百廿輛列車，做為隔離醫院。我們在SARS時也有經驗，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麼來的？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時，認定肺鼠疫是飛沫傳染，因此他嚴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當時就叫做「伍連德口罩」。一位法國專家不接受伍連德的判斷，堅持不戴口罩進入疫區，沒有幾天就染病死亡，震驚了國際。
冰原上堆積了兩千兩百具屍體，裝在成千的薄棺內。伍連德說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他說服清廷「解剖」的醫學必要，使得現代醫學有了開始。當革命在南方動盪延燒的時候，伍連德在冰天雪地裏默默開啟了現代公共衛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時，伍連德的工作是否停頓下來？沒有。他計劃向英國募款，組一個紅十字會，然後由他率隊到辛亥革命的武漢前線去為傷兵治療。他說，不管是清軍或革命軍，他想為兩邊的士兵裹傷。
伍連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動如山。價值可以翻轉，世界可以顛倒，革命可以席捲，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事。
另外一個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革命了，戰爭了，時代要換了，天要變了。在大動盪裏，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擺？是的，很多原來的秩序都停擺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擺和替換。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戰爭或改朝換代而停。詹天佑在一九○九年時完成了京張鐵路，這是第一條中國人自己完成的鐵路，途經八達嶺，技術之艱難，當時也是舉世驚詫的。
之後詹天佑又成為粵漢鐵路的總工程師，或稱為總理。粵漢鐵路從一八九六年核准動工，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經過了幾乎半個世紀。
在一九一一年時情勢非常不好的時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寫給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對時局的憂慮。「廣州正處於憤激的形勢中，我希望不會有嚴重的後果，但是可能會有巨大的悔恨」。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以一生的投入推動國家基礎建設的人，對於革命所可能帶來的中斷和破壞，會非常憂慮。
龍應台—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淡江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等。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其間推動本土文化及保護樹木等政策措施。及後客居香港，先後任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現任台灣文化部長。近著《孩子你慢慢來》、《目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均引起廣泛迴響。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