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被稱為20世紀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在歷史、政治、社會學等領域有廣泛影響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英國逝世了。工黨領袖Ed Miliband形容霍為「傑出的歷史學家，一個對政治理想熱誠的人，我們家庭的好朋友」。這位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和Ed的父親Ralph Miliband一樣，都是1960年代新左運動的重要代表。2009年4月10日，已92歲高齡的霍在《衛報》發表評論文章，題目為〈Socialism
has failed. Now capitalism is bankrupt. So what comes next?〉（社會主義失敗了，資本主義破產了，下一步是什麼？）這是當代知識分子無法避免的問題。他說：「20世紀已經遠離我們而去，但是我們還沒有學好在21世紀的生活，或者至少想一想適合的方式。」在對工黨及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放棄社會主義的理想投入市場資本主義提出大力批評後，霍總結說：
「一個進步政策的試驗應不是私營而是公營的，不是僅僅增加個人的收入和消費，而是擴大機會和如Amartya Sen所稱，透過集體行動提高所有人的『能力』（capabilities）。那必須是指，公共非牟利的行動，即使僅僅是重新分配私人的累積。公共的決定應以全人類能得益的集體社會改善為目的。這是一個進步政策的基礎——不是極大化經濟增長和個人收入。」
「全人類」的得益
香港近期的社會焦點回到了霍文中關注的「進步的政策」那裏。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是否應該有資產審查（或者申報）？這類爭議對社會往何處去有重大的意義。它涉及社會財富應如何重新分配？其中的原則是什麼？霍提及的「全人類」的得益，就是堅持反對審查制度者的基本立場。
支持審查制度者的主要立場是政府的財政負擔過重，和引發未來的財政危機，一方面人口結構逐步老化，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有不穩定的因素。所以，即使政府有過千億的財政盈餘，也不能每年多花數十億。更有危言聳聽的評論，希臘等國的財政危機，就是因為過多的福利保障。這類言論，遍佈各大報紙（包括親北京和親民主派）的社論、評論版和專訪上。而發表這類言論最前線的，卻是被傳統上被認為是支持基層權益的社會福利學者。這裏筆者藉對這類主流評論的回應，懷念剛遠離我們而去的一代大師。
經濟危機 根源不是在希臘
對於增加社會福利開支可能會導致經濟危機的說法，我想邀請他們一起回顧一下2008年以來的西方經濟危機的根源在哪裏？這是很簡單的我們都能記得的歷史事實。它的根源不是在希臘，也不是在福利保障相對好的歐洲，而是在發生在發達國家中福利保障相對差的美國（次貸危機）。次貸的根源是，樓價不斷上升，打工者的收入也沒有相應的增加，到了某個臨界點，出現了普通家庭供不起樓的現象，而引發銀行壞帳及其連串的反應。經濟危機的導火線在不同的年代是不同的，但是其基本邏輯是一致的，就是消費的不足和生產的過剩。福利政策經濟發揮了穩定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角色，因為社會政策提高一般人的收入後，他們的消費能力也會增加，經濟才能持續地發展。
支持政府政策者也將市民分為兩類，有需要和沒有需要者。沒有需要者指收入高的群體，他們要靠自己的積蓄支付晚年生活的費用。這一說法有一定的市場，特別是在執政者表示他們會將資源用在其他「扶貧」用途時。筆者不想用社會市民權利的概念去反駁這一說法，而是回到具體的社會生活經驗上。這就是當前資本主義的高度不穩定性。
當前資本主義的高度不穩定
我們仔細的觀察今天的勞動力市場，即使是高薪的一群，也很少有穩定的退休保障。強積金的漏洞人人皆知，近年來年年虧本。個人投資？問題是在這個高度不穩定的經濟制度裏還有什麼是有穩定回報的投資工具？貨幣量化政策令貨幣貶值，加上利息低得可憐，沒有人願意將可以用來支付退休生活的款額放在儲蓄戶口，於是樓市和股市成為最普遍的投資工具。樓市成為投資而不是安居的工具，成為目前香港社會很大的困擾，致使樓價不合理的上升，人人成為樓奴。股市過山車式的上上下下，同樣充滿風險，令人提心吊膽。這是因為這種不穩定性，我們需要一種霍引述的「集體行動」，以減低個人面對的壓力和風險，去重拾一點穩定的感覺，去促進Sen（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期待人類的全面發展。
因為人口老化，將來的開支可能增加，所以反對免審查，這是一個將問題極限在社會行政裏的狹窄視野，因為他們假設政府不能透過稅收等手段增加財政收入。這令我想起2009年逝世的英國著名學者Peter
Townsend的貢獻。作為首位研究具體的社會政策的社會學教授，他說：「將社會政策的研究從社會學中分出來，我認為是錯誤的……社會政策是透過……制度控制去維持或者改變社會結構或者價值。」（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1975；第1及第8頁）。例如他研究了2000個貧窮家庭，最後提出建議，要推行累進稅制，這樣才能解決問題（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1979）。因為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是因為政府長期缺乏長遠福利規劃的結果。假如香港能於1980年代開始實行類似新加坡的中央強積金制度，透過勞、資，官三方面的供款為市民提供保障，今天的隱患就可以避免。亡羊補牢也為不晚，但是方式要有所不同，因為對今天已經退休或者即將退休者，要去推動三方供款式的模式已經不可能。那麼，政府必然需要有主導的角色，就是透過稅收和其他恒常的財政收入去支付退休保障。
「民粹」？
為了增加說服力，政府、傳媒、支持政府的社福學者不約而同地採用本地新興的名稱「民粹」去抹黑反對資產審查者。香港民間團體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假如這是「民粹」，為何30年的「民粹」都無法取得政府的讓步？看看其他的例子。市民反對內地居民來港產子的情緒令新當選的特首梁振英還沒有上任就急急回應，2013年開始取消所有配額。有市民就擴大自由性提出抗議，梁也很快叫停政策。一些年輕人，拿覑港英的龍獅旗，包圍上水地鐵站，要求趕走水貨客，也同樣得到政府很快的回應。特區政府少有這麼高效率地回應參與人數不多的抗議。政府可以這麼快的回應訴求，因為示威者的對手水貨客毫無談判能力，更加因為這類事件是政府樂於見到的，它模糊了我們當前社會矛盾的基本本質——社會財富如何合理分配？財稅和福利政策如何改革？用族群衝突的虛幻去掩飾階級矛盾的真實，是統治階級在經濟危機之下的慣有策略；帶來的禍害，Hobsbawm和Ed Miliband的父親都必然深有感受，他們都是逃亡到英國的猶太人。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