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今年初在《明報》本欄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現今中學派位機制中的一個細微、卻十分嚴重的問題；筆者同時指出，這個問題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方法老早就由蓋爾（Gale）和沙普利（Shapley）在1962年合著的一篇經典論文中提出了。幾天之後，中文大學的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和副校長侯傑泰先生為文回應，指出筆者的建議有忽視了若干重要教育原則之嫌。筆者當時無暇回應，如今沙普利因為其1962年那篇文章而獲得了今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蓋爾已去世），比他年輕一輩的羅斯（Alvin Roth）也因其基於前者的理論，設計出現實上大派用場的機制（包括學校派位制度）而同時獲獎，筆者覺得是時候做出回應和補充。
前文所說的現存問題，是指在學位分派辦法中的每個部分（自行分配、統一派位的甲部或乙部），其電腦程式為學生與學校配對時，均採取筆者稱為「立即錄取機制」的做法：學校首先錄取填報其為首志願的申請者，尚有多餘名額方考慮填報其為第二志願的申請者，餘此類推。在此機制之下，申請人若不能被較前志願的學校錄取的話，在輪到較後志願學校考慮的時候便會處於不利的位置——那所學校已經錄取得了若干學生（甚至已經錄取滿了），他被錄取的機會便減少了。基於這個考慮，如實填寫志願並非最佳策略，如何填報卻煞費思量，筆者便見過不少家長因此而憂心忡忡。前文又指出，只要把立即錄取機制，改為蓋爾和沙普利所發明的「延遲錄取機制」（deferred acceptance mechanism），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前文還例舉了外國從立即錄取機制改為延遲錄取機制的經驗。
延遲錄取機制與教育原則
侯傑泰教授在其簡短的評論中，認為筆者的建議有違若干教育原則，侯教授特別指出兩點。第一點是延遲錄取機制有違隨機編號的安排。現時學生分為3個組別，而每個組別內學生的優先次序則由隨機號碼確定，所以成績較差的學生有可能比成績較佳的同學有優先權，誠如侯教授所言，「這樣大大減低小學生考試及操練的壓力，也令每所學校有更多樣化的學生」。
筆者認為採取延遲錄取機制與隨機編號的安排是並無衝突的。筆者上文沒有提到隨機編號的安排，正正由於筆者沒有主張要改變它。筆者的正面意見是保留3個組別和隨機編號的安排，同時把電腦程式從立即錄取機制改為延遲錄取機制。需要澄清的是，如果讀者認為隨機號碼的安排是不公平的話，那麼很抱歉，採取延遲錄取機制本身並不會改變這方面的「不公平」。筆者的建議只保證了，一個學生在輪到較後志願學校考慮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該校已經錄取了若干學生而處於不利的位置，如實填報志願便是他的最優策略，此一結果在使用隨機編號的情下依然成立。
侯教授的另一質疑，是筆者的建議違反就近入學的原則，侯教授認為：「現行派位方法也鼓勵家長自訂最適合自己的學校名單。例如，居住沙田的家長，若選取沙田區名校，比堅持將多所全港性名校列於首選位置，可能是更佳策略。現行方法並不鼓勵全港學生同時擠進一小撮的全港性名校，我們刻意製造地區性名校，它們的卓越成績也是有目共睹。」
筆者同意就近入學的原則，前文亦未提出要求變動。維持現存的校網與實施延遲錄取機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筆者的正面意見是維持目下的校網制度﹑自行分配和統一派位甲部乙部的安排，以及各部分的學額比例，僅僅把電腦程式從立即錄取機制改為延遲錄取機制而已。
筆者在前文中有這樣的總結：「香港現有的教育體系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僅憑採用延遲錄取機制也不可能使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但我們相信，一經採用當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對於眾多家長而言，可以說是一種解脫。更重要的是，這種制度轉變其實是很細微，且很容易實施的。」筆者無意改變隨機號碼和目前的校網制度，這是呼之欲出的。
兩個相關問題
筆者想談談兩個之前沒有談過的問題。其一是有關選校志願數目的問題。蓋爾和沙普利在其經典論文中，假設志願表容許申請人把所有可供考慮的學校填上，但在各地現實使用的機制，一般只容許填寫一定數量的學校數目，而不是全部。外國同行的態度是嘗試說服教育當局，把志願表變得愈長愈好。既然實際配對是由電腦進行的，那麼讓它操勞一點，應該沒有什麼困難。在志願表不許容納所有學校的情下，延遲錄取機制的表現如何，已有若干文獻研究和實際經驗分析。在香港目下學位分派辦法中的，對於佔總學額數目63%的乙部，學生可以填寫25個志願。筆者相信，即使這個志願數目不增加，延遲錄取機制的實施「當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對於眾多家長而言，可以說是一種解脫」。
另一個問題比較敏感。各個家長對學校的看法往往大同小異，因此當大家都如實填報自己的志願時，便會出現一些學校總是包尾的情。在本港總學額超過總學生人數的情下，收生不足的情就會集中在部分學校，引來殺校的危機。這種情在延遲錄取機制之下將會比在立即錄取機制之下嚴重。要處理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教育當局應該把各個學校的學額按比例減少，使得所有學校都得以正常維持下去。
感謝侯教授的評論文章，使筆者認識到前文易生誤會的地方。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宣布之後，本地有不少相關的介紹，卻鮮有文章結合本地情，分析採取延遲錄取機制可行性及其利弊，這是促使筆者寫作此文的另一原因。筆者希望關心香港教育制度的讀者能認真考慮筆者的建議，不要因為尚有值得商榷之處就馬上否定它。
參考文章：
趙耀華、翁韡韡：〈由經濟學家處理教育問題？——由香港學校派位問題談起〉，2012年2月13日《明報》
侯傑泰﹕〈應從教育考慮解決學校派位問題〉，2012年2月16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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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