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星期四

許知遠: 香港.托派.反叛青年 




已故吳仲賢代表著某種烏托邦,不甘平庸與瑣碎,成為香港反叛青年的精神偶像。

我始終記得那個下午。我和他在逼仄的序言書店裏。窗外是炎熱、人頭攢動的旺角,他們在購物、閒聊、吃甜品,這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資本主義的氣息瀰漫在每一寸空氣裏。而他在對我講述羅莎·盧森堡與托洛茨基,和他們的不斷革命論,他是香港的托派領導人之一。

「世界革命終將到來,而我們也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他說。他嚴肅、清瘦、斯文。一時間,我覺得這家安靜的小書店被雄心填滿了,這雄心向窗外的街道上溢出,但不知是否有人能感受到。

「你們在香港有多少人?」我問。

「十多個吧。」他說,沒有絲毫羞怯,似乎毫不在意他的人數、他的主張與窗外的現實之間的距離。不過,這沒有關係,自從托派出現以來,它就習慣了邊緣角色,這從不妨礙它的樂觀。這一定與它的創始人托洛茨基的性格有關。即使他在與斯大林的鬥爭中失敗,被迫流亡將近十年之後,他還在一九三八年的巴黎的第四國際成立會議上,激昂地講道:「一切偉大的運動都是以從老運動中『分離出來的小派別』開始的……這些運動的創始人之所以能獲得群泷擁護,僅僅是因為他們從不怕孤立。」他也對共產主義堅信不已,相信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傾向不過是一段倒退,而共產主義終將實現。

我該嘲笑我這位托派朋友的不切實際嗎?恰恰相反,我反而生出一絲敬意,為他的不合時宜。倘若一個社會盡是識時務者,這社會該是多麼乏味。

也是在這家書店裏,他推薦我去讀這本《大志未竟——吳仲賢》。在封面上,是一個穿條紋衫的男子的側影,他帶厚厚的眼鏡,神情專注,正讀一本英文書。翻開前面的扉頁,是一張張印刷效果不佳的黑白照片。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一九七三年的反貪污運動、一九七八年的金禧中學遊行……這是我不了解的七十年代香港。

對很多人來說,香港的七十年代是麥理浩的黃金年代,一個進步年代。義務教學制、大規模公屋興建、肅清警察系統、清潔香港、文化生活興起的年代,殖民政府轉化了它的治理思路——從對香港社會的漠不關心轉變到積極作為。但倘若你從這本書中收錄文章來看,七十年代則是一段情緒高昂卻艱苦的反殖民運動。所有的進步不是殖民政府主動為之,而是社會壓力的結果。

翻到目錄頁,我很是為這些題目吃驚——「香港革命的前途與我們的任務」、「堅持世界革命總路線」、「反四人幫理論鬥爭的難題」、「列寧與一九九七」……我從未想到,會有一個香港人按照這樣的邏輯、用這樣的語言來思考問題。

出生於一九四六年的吳仲賢曾是一代香港反叛青年的精神偶像。一九六九年,他以學生身份在珠海書院發起罷課,開創了香港學生運動的風潮。一九七零年,他與朋友共同創辦的《七十年代雙週刊》則成了香港青年文化的開端,在這本雜誌上,他們把法國新浪潮電影、切.格瓦拉的革命生涯、柏克萊的學生運動、對毛澤東批判都融合到一起,一股腦塞進香港。雜誌也把思想轉變成行動,鼓動社會運動。在這本壽命不長的雜誌之後,他前往巴黎,在那裏遇到流亡的中國老托洛茨基分子,隨後加入托派。他用托洛茨基的理論在香港進行抗爭:他抗爭英國殖民者——資本主義終將滅亡,也反對北京政權——它是對革命的背叛。

吳仲賢的故事在一九八一年完成了一次逆轉,他因在中國大陸與民運分子聯絡,而被安全部門抓獲。為了獲得釋放,他半真半假地供出了香港的托派同志。這一事件成了他人生污點,直到他一九九四年逝世前,他都未能從中擺脫出來。這本《大志未竟》出版於一九九七年,一群朋友編輯了這本文集,他的離去猛然讓人們再度意識到他的光輝。

閱讀這本書是個奇妙的歷程,不是他的論點與分析多麼引人震驚,而是他在所有思想與行動中傾注的強烈熱情。這些文字與思想,總讓我想起卡爾.曼海姆的名言:「烏托邦的消失導致了事物的一種停滯狀態,人類自身在這種狀態中僅僅成為了一個物。然後,我們將會面臨可以想像的最大悖論……經過了漫長的、痛苦的,卻又英勇的發展之後,剛好就在發展的最高階段,歷史停止了,成為盲目的命運,而且越來越成為人類自己的造物。隨著烏托邦的廢除,人類也喪失了建構歷史的意志,同時也喪失了理解歷史的能力。」

吳仲賢的未竟之志代表著某種烏托邦,實現這烏托邦意味著巨大災難,但倘若人們失去了這烏托邦的幻想,這個社會又只能陷於平庸與瑣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