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吳仲賢代表著某種烏托邦，不甘平庸與瑣碎，成為香港反叛青年的精神偶像。
我始終記得那個下午。我和他在逼仄的序言書店裏。窗外是炎熱、人頭攢動的旺角，他們在購物、閒聊、吃甜品，這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資本主義的氣息瀰漫在每一寸空氣裏。而他在對我講述羅莎·盧森堡與托洛茨基，和他們的不斷革命論，他是香港的托派領導人之一。
「世界革命終將到來，而我們也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他說。他嚴肅、清瘦、斯文。一時間，我覺得這家安靜的小書店被雄心填滿了，這雄心向窗外的街道上溢出，但不知是否有人能感受到。
「你們在香港有多少人？」我問。
「十多個吧。」他說，沒有絲毫羞怯，似乎毫不在意他的人數、他的主張與窗外的現實之間的距離。不過，這沒有關係，自從托派出現以來，它就習慣了邊緣角色，這從不妨礙它的樂觀。這一定與它的創始人托洛茨基的性格有關。即使他在與斯大林的鬥爭中失敗，被迫流亡將近十年之後，他還在一九三八年的巴黎的第四國際成立會議上，激昂地講道：「一切偉大的運動都是以從老運動中『分離出來的小派別』開始的……這些運動的創始人之所以能獲得群泷擁護，僅僅是因為他們從不怕孤立。」他也對共產主義堅信不已，相信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傾向不過是一段倒退，而共產主義終將實現。
我該嘲笑我這位托派朋友的不切實際嗎？恰恰相反，我反而生出一絲敬意，為他的不合時宜。倘若一個社會盡是識時務者，這社會該是多麼乏味。
也是在這家書店裏，他推薦我去讀這本《大志未竟——吳仲賢》。在封面上，是一個穿條紋衫的男子的側影，他帶厚厚的眼鏡，神情專注，正讀一本英文書。翻開前面的扉頁，是一張張印刷效果不佳的黑白照片。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一九七三年的反貪污運動、一九七八年的金禧中學遊行……這是我不了解的七十年代香港。
對很多人來說，香港的七十年代是麥理浩的黃金年代，一個進步年代。義務教學制、大規模公屋興建、肅清警察系統、清潔香港、文化生活興起的年代，殖民政府轉化了它的治理思路——從對香港社會的漠不關心轉變到積極作為。但倘若你從這本書中收錄文章來看，七十年代則是一段情緒高昂卻艱苦的反殖民運動。所有的進步不是殖民政府主動為之，而是社會壓力的結果。
翻到目錄頁，我很是為這些題目吃驚——「香港革命的前途與我們的任務」、「堅持世界革命總路線」、「反四人幫理論鬥爭的難題」、「列寧與一九九七」……我從未想到，會有一個香港人按照這樣的邏輯、用這樣的語言來思考問題。
出生於一九四六年的吳仲賢曾是一代香港反叛青年的精神偶像。一九六九年，他以學生身份在珠海書院發起罷課，開創了香港學生運動的風潮。一九七零年，他與朋友共同創辦的《七十年代雙週刊》則成了香港青年文化的開端，在這本雜誌上，他們把法國新浪潮電影、切．格瓦拉的革命生涯、柏克萊的學生運動、對毛澤東批判都融合到一起，一股腦塞進香港。雜誌也把思想轉變成行動，鼓動社會運動。在這本壽命不長的雜誌之後，他前往巴黎，在那裏遇到流亡的中國老托洛茨基分子，隨後加入托派。他用托洛茨基的理論在香港進行抗爭：他抗爭英國殖民者——資本主義終將滅亡，也反對北京政權——它是對革命的背叛。
吳仲賢的故事在一九八一年完成了一次逆轉，他因在中國大陸與民運分子聯絡，而被安全部門抓獲。為了獲得釋放，他半真半假地供出了香港的托派同志。這一事件成了他人生污點，直到他一九九四年逝世前，他都未能從中擺脫出來。這本《大志未竟》出版於一九九七年，一群朋友編輯了這本文集，他的離去猛然讓人們再度意識到他的光輝。
閱讀這本書是個奇妙的歷程，不是他的論點與分析多麼引人震驚，而是他在所有思想與行動中傾注的強烈熱情。這些文字與思想，總讓我想起卡爾．曼海姆的名言：「烏托邦的消失導致了事物的一種停滯狀態，人類自身在這種狀態中僅僅成為了一個物。然後，我們將會面臨可以想像的最大悖論……經過了漫長的、痛苦的，卻又英勇的發展之後，剛好就在發展的最高階段，歷史停止了，成為盲目的命運，而且越來越成為人類自己的造物。隨著烏托邦的廢除，人類也喪失了建構歷史的意志，同時也喪失了理解歷史的能力。」
吳仲賢的未竟之志代表著某種烏托邦，實現這烏托邦意味著巨大災難，但倘若人們失去了這烏托邦的幻想，這個社會又只能陷於平庸與瑣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