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

李平: 要讓北京看到特首失信的危機




梁振英對大宅僭建問題的交代不盡不實,一班高官及親北京議員已急急挺身護主,讓港人再次見識特首之無恥、高官之無良,也讓港人再次感受到在現行政治架構下的無奈。但香港媒體、市民如果因感無奈而沉默以對、沉默忍受,正正遂梁振英所願,讓北京錯以為特首的誠信問題不會影響其管治,錯以為香港這一套僭建的政治架構可以有效運作。


梁振英上周五就僭建問題發佈14頁聲明及前日回答記者三個問題後,親北京媒體藉高官、議員之口宣稱梁振英僭建事件不涉誠信問題。但是,梁振英迄今至少還有三重問題需要向公眾、向北京作出交代。一是去年5月,高官、名人僭建風波席捲全城時,梁振英向傳媒聲稱「擔保絕無僭建」,其後被揭僭建問題又以自己是產業測量師不是建築測量師作為藉口,再到以疏忽、記錯等理由申辯,在一年半時間內頻頻以新謊言掩飾舊謊言,這不是誠信問題,是甚麼問題?


二是梁振英在聲明中承認去年10月已發現大宅內有僭建地庫,但今年3月在特首選舉論壇中,他以唐英年的僭建問題炮轟對手向市民講大話,如此選舉手法,是否太過無恥?是否太過玩弄北京、港人和輿論?


三是反覆聲稱自己嚴格遵守建築條例的梁振英,自揭私自以磚牆密封僭建地庫,是否涉及刑事責任?已對唐英年僭建進行刑事蒐證半年的屋宇署,豈能在執法時持雙重標準,不對梁振英僭建問題進行刑事調查?

對於梁振英僭建問題會否受到追究、追究到哪種程度,無論政界,還是公眾,大家都明白要視乎北京的態度,這是特首選舉的小圈子遊戲性質所決定的。梁振英及其班底急急為事件降溫,目的不在於集中精力施政、不在於高官們所謂要努力製作施政報告,而在於藉親北京媒體、親北京議員營造不追究的氣氛,讓北京相信他們的誠信問題不會影響施政,進而保住各人的權利。


北京的態度不只取決於梁振英是否「欺君罔上」,更取決於港人的反應。如果多數港人選擇默默忍受,如果只有個別傳媒、議員堅持為市民發聲,梁振英大可以把反對聲音歸咎為泛民甚至敵對勢力的破壞,北京也可能隻眼開、隻眼閉。如果媒體不放棄監督責任,如果港人企硬,繼續在媒體上、網絡上發聲追究,如果立法會議員不放棄以彈劾施壓,梁振英就不可能蒙混過關。


雖然北京維護一國兩制的誠意越來越受到懷疑,但不用懷疑的是,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肯定比一個管治危機四現的香港,更符合北京的利益。歷史表明,只有讓北京看到香港市民真正心意所在、力量所在,才能逆轉港府的決策,就算在《基本法》23條立法、推行國民教育等北京念茲在茲的重大問題上,港人仍可以改變北京、港府的決定。


讓梁振英舉行記者會,並到立法會交代僭建問題,這只是第一步。如果梁振英繼續拒絕,市民不要氣餒,必要時應該勇敢地站出來、勇敢地上街抗爭,像反對23條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一樣,讓北京看到一個失去誠信的特首將為香港帶來的管治危機,將為香港日後選舉帶來的危機,就有機會讓強調「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作出符合香港民心民意的決策。
 

林天悟:香港有個大話特首

特首梁振英位於山頂貝璐道的豪宅,本年6月底爆出僭建風波,拖延五個多月後,上周五(1123日)終於以十四頁書面聲明、四十一頁補充文件作出交代;傳媒卻從這份「交代」中找出更多疑點,質疑是「大話冚大話」。

當中最矚目的是,梁振英自揭去年10月表態參選時,已發現其四號大宅內有一個面積二百方呎的僭建地庫,並於11月私自以磚牆圍封了事;這個「消失的密室」他一直沒有提及,直至發出聲明後才首度曝光。

「僭建」是今屆特首選戰的關鍵詞,得到商界信任、中方祝福的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原本形勢大好,其緋聞也未足以造成致命傷;但他位於九龍塘約道的大宅被揭發僭建地庫後,民望立刻急跌,最終淪為輸家。

傳媒同業「有幸」近距離接觸競逐特首的梁振英和唐英年,回想起當日唐英年面對記者質詢時,出現臉紅口窒的窘態,還把責任推卸到太太身上;大家覺得他的應對手法拙劣,認定沒有能力領導香港,輸掉選舉也是活該的。

「交代」聲明 迴避問題

不 過,此消不一定彼長,看到今天梁振英對付傳媒的手段,行家都開始懷念起唐英年的樸實,當一個政治人物面對傳媒時會臉紅,他最少不會是個說謊高手。反觀梁振 英,雖曾說將會全面交代僭建事件,但結果卻只以書面作出聲明,伴隨的是報章全版廣告,文件的行文用語均經過細心琢磨,處處都是逃避核心問題的斧鑿痕迹—— 聲明只承認是「記錯」和「疏忽」,強調「一直本着開誠布公的態度從嚴處理事件」。

梁振英單方面定下規則,往後有關僭建的提問,都只會以書面回答。這種方式有利於他搶奪「用語權」,迫使傳媒和外界使用他的「專屬用語」,就算他親身回答提問,均可以人肉錄音機方式重複又重複,最後結論必然是:「我的聲明已經寫得很清楚,我再沒有任何補充」。

梁振英的交代方式,令傳媒同行、尤其是有份參與追查僭建事件的記者深感憤怒,因為若以常人的邏輯思維去看完整份聲明的內容,得出的總結就是:「香港有個大話特首」!

若 說遠在「十多年前買樓」,已忘記當時單位的實際情況,僭建是無心隱瞞,那麼近期的「去年10月私自封住僭建房間」,難道又是另一趟失憶?梁振英在3月的選 舉論壇上,曾多次以僭建問題攻擊對手唐英年,直指那是涉及誠信缺失,而自己當選後被揭發有僭建物卻不肯全盤坦白,縱使《蘋果日報 》正式向特首辦查問四號大宅是否另有僭建的工人房,得出的答案仍是「否認有此僭建」,當時屋宇署表示會跟進,至今卻沒有進一步公布。

「語言偽術」 特首專長

從梁振英當選以來,記者跟特首辦交手時倍感疲累,因為大家明白到,梁氏有一套精準的「偽術語言」,如果記者提問的字眼與特首「理解」的不同,特首辦就能以技術性用語加以否認。

有 行家諷刺地說,基於《蘋果》的提問可能沒有註明四號大宅「古往今來」是否有僭建工人房,那麼梁振英大可以視為只問「現在」,他當時否認有僭建,事後大概可 以這樣解釋:「我以為記者是問當時四號大宅有否僭建房間,由於那個房間去年已封住;換言之,記者查詢時的確實已經不存在,我只係基於最新的事實回答,並無 刻意隱瞞」。

如果這種「偽術語言」成功模糊焦點,繼而蒙混過關,那麼往後高官疏忽、鄉紳僭建、罪犯口供等等,都一概能以此為標準,香港最珍視的法治精神就會蕩然無存。在此關鍵時刻,傳媒當然有責任以最嚴謹的準則去檢視特首的誠信。

承認否認 陷於兩難

對 業界來說,除了繼續追查梁振英聲明爆出的新疑團外,更關注的是連同僭建風波發生的「午夜凶鈴」事件。根據《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入稟高院的誓章,表示報道刊 出前兩天,即619日晚上十一時許,劉的手機有未接來電,他回撥後接聽者正是梁振英,梁主動查詢《明報》是否正調查其大宅僭建問題,並答應讓該報記者到 大宅參觀。

誠信對從政者來說是最大資產,無法取信於民,施政就會窒礙難行;誠信對傳媒來說更是生死命脈,但特首辦翌日回覆《明報》的查詢, 說成是接獲「貴報查詢」,因而令人懷疑《明報》有員工事先對梁辦作出「溫馨提示」,讓梁宅在報道見街前有時間拆除僭建物。這種做法如果屬實,就是有違新聞 道德;疑團更導致《明報》和《信報》掀起誹謗官司。

現時到底是梁振英又再記錯,釀成風波,抑或真的有人在報道出街前已作提示?還是另有原 因,令梁振英在深夜主動致電《明報》查詢?他致電的動機何在?深夜直接致電予報章的總編輯,是其個人習慣抑或「特事特辦」?種種問題涉及兩家傳媒機構的公 信力,以及特首是否干預新聞自由等重大問題,現時的聲明則隻字不提,實在有必要詳細交代。

梁振英的聲明文件明顯是挑戰邏輯思維,有資深政治 記者點出有其「存在價值」:「因為呢份嘢野唔係畀記者睇㗎!」他指出,文件發出後,建制派政黨和政府高官立即站出來力撐,表示特首已開誠布公、全面交代, 事件不涉及誠信過失,希望往後可集中精力應付經濟問題,搞好民生施政。那是一闕和諧協奏曲,目的是好向那些自以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市民交代,以大疊文件, 套上所謂專業用語,想把凡事必反的「反對派」壓下去。

那位記者分析,梁振英縱有講大話之實,也絕不可能公開承認,因為那會令其誠信破產,認 了之後,將是一連串的彈劾,再也無法統領香港。然而,他堅持不認說謊,則會繼續給立法會議員和記者窮追不捨,「大話精」之名難以洗脫。因此,梁的難處是 「認又死、唔認又死」,在兩害取其輕之下,索性堅持不認,全面傾向親共親中的支持者一方,妄想靠政績翻身。然而,敵我矛盾的心態將不斷加劇,現時的特首, 只是某一撮人的專屬特首。

傳媒工作者





孔捷生: 香港薄王案何時引爆?

十八大戲碼紛呈,被維得穩穩的民眾卻呈政治冷感。今歲春天薄王案曾一度激發民間對政改的期望,至今事如春夢了無痕,甚至薄王案都被淡忘。其實此案確係紅朝國史的標誌性事件,倘無王立軍闖館,薄熙來篤定「入常」,十八大就不是這個開法,人事格局自然大異於今日。

王立軍夜奔本係偶發,「孤立事件」卻成為政治黑幕大片的序言,更想不到其後演化為宮廷懸疑連續劇,大內總管令計劃一手操辦此案,偏在薄熙來被革職拘禁之後僅三日,令公子攜兩裸女醉駕夜遊,車毀人亡,這又是偶然事件。令計劃疑為政治陰謀,居然以中央警衞局政委名義,盜用虎符調動御林軍包圍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間,軍車與裝甲車縱橫通衢,「政變」何止係坊間傳說,連「核心」都一夕數驚,急急遁入西山軍事禁區以策安全。

戲文未完,已繞室徬徨的周永康抓住這條稻草謀求自救,與令計劃結成臨時聯盟,隱瞞塗改車禍記錄。令計劃再盜用中辦名義,提前召集各省部委領導入京「海選」十八大常委,使自己得票高踞第三,卻被別的派系反制而事敗,從此名裂。胡錦濤揮淚斬馬謖,自己的政治籌碼卻遭重挫,冗長而爭吵不休的北戴河會議情勢大變。習近平、溫家寶連遭逆襲,末了年近九旬的江澤民出來「穩定大局」,十八大人事始告塵埃落定,胡錦濤最後以裸退來絕地反擊,江在中南海和中央軍委的兩個辦公室從此被撤銷……大戲到結局了嗎?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一切都肇源於春天那宗「孤立事件」。胡一朝斥七千億維穩,政法委權傾朝野,武警編制超過國防軍,尾大不掉,這才發現禍端在蕭牆之內。

參照梁振英的「強政」舉措,亦復如是。傳媒、立法會、法律界均遭重壓,更要管制網絡言論。梁推行宦官政治,邵善波形同大內總管令計劃,高靜芝則為漢末宦官「十常侍」之一,遂使朝綱大亂。當時的朝官中郎張鈞就上奏,亂天下者非黃巾軍,那是被「十常侍」逼出來的。

更難保梁振英的家臣中不出王立軍,梁本人既無誠信有寡恩薄德,梁班子出一兩宗反水式「孤立事件」不足為奇,於是枝蔓橫生的連續劇又告開鑼。這才買個明白,滅秦者非六國也,並非傳媒、並非立法會反對勢力、亦非梁愛詩指為不顧大局的法律界,而是禍起蕭牆,戲文一如大陸還未演罷的政治宮闈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