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治「當代民國史」的史學工作者，落筆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對「傳統帝國史」（尤其是晚清這一段）有個本質上的瞭解。因為「民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帝國」慢慢地轉變過來的。帝國是父，民國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國和民國的關係還不是生理學上雞和蛋的突變關係；不是一隻帝制的雞，忽然生下一個民治的蛋來。它二者的關係，卻是蠶之與蛾的關係－－在本質上，在制度上是一種抽絲剝繭的蛻變關係。兩朝嬗遞、藕斷絲連，是不可以一刀兩斷的。
就以九○年代大陸和台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後」（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現狀呢？它這隻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德國當年由於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國人把復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如不能適時加以抑制，以防患於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長話短說。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出路。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標，都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瞭解一下「民國」的本質。
「民國」政體的本質
丟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看看我們自己的現代思想家如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上說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采的汪精衛執筆的。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以辭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他還要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間也自由平等呢。
當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要求的並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只是「大貧、小貧」。在大小貧之間求平等，是沒有太大地意義的。孫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辭彙來詮釋，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後均之，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於農業經濟體系之內的手工業和小城鎮）就不能勝任了。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要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起飛，是全國人民都要動腦動手的，少數人如濫用權力，從事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起飛」不了的。這樣就牽涉到政治體制上的民主開放了。且放下「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只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開放也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翻看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而經濟可以「起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起飛，而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也。所以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運作上有任何矇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之所「享」的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大自由是會與之俱來的。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成功」的最後目標便是建立一個如上所述的真民國。
可是一個國家縱使能完成上述的兩大條件如戰前的日本和德國，究竟怎樣才能把它維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個天大的難題。古人云「創業不易、守成尤難！」正是這個意思。試看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多麼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輩可以「創」之，而後輩卻不能「守」之。等到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勇則勇矣，其後果便要吃原子彈了。再看德國：一次大戰後，它忍辱負重、重建共和，多麼可泣可歌！不幸少數領袖，私心自用，利用群眾報復心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浩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但是為什麼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嘆息深思之餘，才悟解出，原來他們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們政黨之內，狹隘的組織家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家；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家也擠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樣就使我們在中山之後，又想起了胡適之先生－－孫、胡二人的思想是蕭規曹隨的。
適之先生早年就反對極權。認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徑。要想以法西斯、褐衫黨一類的「速效」來建國救民是緣木求魚的。胡適晚年鼓吹「容忍重於自由」。主張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還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單方面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那就是曹操了，還有什麼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導民主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句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二次大戰前的德、義、日三國，在工業經濟、代議政府兩方面都已具備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不幸的是他們萬事俱備，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陣東風。東風不來，他們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壓根兒就不民主，從而濫用自由、濫用「多數制」（majority rule），那就誤盡蒼生了。
話說至此，我們「民國」的本質也就顯露出來了。本質為何？曰：「工業經濟」也。非振興實業無以富。曰：「代議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選代議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財」（money）多「力」（might），則充其量一個小小「軸心國」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實上，自「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標。但是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在大陸上可說是一個目標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遠。台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這一簣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隻駱駝。我們寫歷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都打開電視，只有耐性地等著瞧吧！
「後封建」時代的中西之別
朋友們或許要問：民國之遠景既若是之單純，何以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餘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這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千頭萬緒的。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大國如印度，小國如菲律賓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有類似的困擾？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大的原因，顯然還是個中西「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大清「帝國」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產品；而「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以古老中國的傳統，一下要接上現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小看了這個問題。事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道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國」之蛹，蛻變出一個西式「民國」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處此「後封建時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之下，我們又必須洗心革面，非變不可，這就是我們近代史上的難解之結了。
可是中西之別，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這兒且說點簡化的大略。
從比較史學著眼，可以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之發展，大致可用東亞、西歐兩大主流之演變以概其餘。這兩大主流本是各自發展，極少相互干擾的。兩相比較，其成就蓋亦在伯仲之間。可是在十七、八世紀之後，西歐文明就顯然逐步領先了。當東亞文明還停滯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上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上也擺脫了以農為本而逐漸地發展出「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脫韁而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之結果。筆者在諸多篇拙作裡，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之過程有其「通性」，如雙方封建社會之發生與成長，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會之發展過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會之形成，實發生於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而中國封建社會之成長，則發生於秦漢大帝國建立之前。由於中西歷史主觀與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有其社會發展程序之先後；程序不同乃又導致這兩個社會在近古與現代，亦有其本質之差異。
二者本質之差異又何在乎？曰：現代西歐北美社會發展之基礎在「社會重於國家」也。「國家」（state）者，社會之「上層建築」（super structure）也。國家之結構隨社會之變動而變動。
我國則反是，我國社會發展之基礎，則「國家強於社會」也。社會為國家之「上層建築」，其結構之型態，其榮枯之動力，悉聽命於國家之頤指氣使也。
中西兩社會之背道而馳，又何胡為乎而然呢？曰：雙方發展中之主觀與客觀諸條件，均有以導致之。
西方中產階級之自然形成
蓋西歐於十五、六世紀封建社會崩潰之後，由於種種條件之限制（包括永遠無法統一的拼音文字），他們因此也出不了一個秦始皇。其結果便形成一種小王國、小城邦紛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與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過如南韓、台灣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過一四川耳。吾人如閉目試作遐想：當年西歐一隅之地，便有十數（甚或數十）新加坡、港、澳、台、韓，在商業上作激烈之競爭。它們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進（如近二十年之台灣與南韓）；大家一致向錢看，一個「重商主義」，當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會繁榮帶動了教育與科技之發展，加強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亞當史密斯之《國富論》，也就變成現代社會科學之第一部書了，其情蓋亦如今日台灣坊間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個以動產與不動產為基礎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產階級」乃應運而生（試看今日的台灣與南韓）。大家拳腳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l）的議會之內，壓制了老貴族，提高了增額平民議員；建立並加強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節所述「代議政府」云云，在不斷改進中，乃變成為維護此一新興階級集體利益之比較適當的模式了。
所以所謂全民「代議政府」者，實為西方自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順水推舟，無啥深文大義的自然產品也。
可是這麼一個膚淺庸俗的洋制度，我們要把它移植到東亞大陸，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難產呢？這就因為它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中國的「宗法傳統」和「家長制」
我們那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是從我們最古老的「宗法社會」逐漸演變出來的。宗法制是個純國貨。它在其他民族的歷史裡，是找不到類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會」究竟又是個什麼東西呢？簡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傳統，所發展出來的以父系家長（paternity）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節已言之：我們的「封建社會」之崩潰早於西方一千七百餘年。可是我們在封建社會崩潰之後，卻沒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錢的程度。相反的，由於特有的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驅使，我們卻搞出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超級大帝國來。
為著這個「中央集權」的運作，我們又發展出一套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這個完整的制度，再經歷朝改進，到滿清初年，可說已臻至化境。它的運作之靈巧與科學化，允非國共兩黨後來的黨官制所可望其項背。這樣一個完備而合理的統治系統，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們東方哲學－－儒、法、道三家的精義熔注其間，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個所謂「霸王道雜冶」的「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關於這文化整體的特性與通性，時賢與筆者於各種著作中所論已多，不應再疊床架屋。今且粗列數條，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衝突中所發生的作用。
吾人應該提出的第一條便是我們傳統「宗法社會」遺留下來的「家長制」。在傳統中國的家庭裡是尊卑分明、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家庭成員悉聽命於一位既長且尊的家長。這種家長在家庭業務的管理上，有其絕大的權力與威望；同時在道德上，他也有絕大的義務與愛心。對一個家庭的興衰貧富，和子女兒孫的管教養衛，他都要負全部責任的。但是他不是個毫無約束的獨裁者。就以家庭財產而言吧！全家成員（除已婚女兒之外）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協議「分家」，則「家長」也只能取其應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則長幼尊卑之間是沒有什麼「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長管教之下，連最起碼的，現今所謂「基本人權」的「擇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國傳統儒家論政，多半都是「國、家」並提的，先要能「齊家」，然後才能談到「治國」。家就是個小國；國就是個大家。所以國王、皇帝便是個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長；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級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長。縣長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類推，則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國」這個現代化的名詞，在古代則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體，是最應受到子民們尊敬和服從的。所以孟老夫子罵人時也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因而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結構便是從「父親」這個小權威開始，形成一個小小的「權力金字塔」。然後重重疊疊上瑤台，大小金字塔層層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縱的「國家機器」（state machine）便是個最大的權力金字塔。萬歲爺是集全國「管教養衛」之權責於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會是由教堂分擔的。做中國皇帝則是「作之君、作之師」，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權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擔一切責任；也行使一切權力。斯之謂「國家強於社會」，與現在西方民主國家「社會強於國家」，恰是個反面。今試把這兩個不同的模式中「國家」和個體「公民」（citizen）之間的關係，圖解如下：
「集權」並不是「極權」
可是在傳統中國裡，政治結構雖然高度中央集權（見圖甲）－－用時下術語來說，便叫做「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但是「集權」（centralization）並不是「極權」（total 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這個「層層節制」的統治系統裡，各級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頗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縱使最高層出了一位荒淫無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過層層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國人民，亦殊不易。因為暴君之出現，他第一步必須破壞他自己的法統。法統既失，則統治機器失靈，在那交通和資訊都相當原始的碩大帝國之內，搞其「東方暴君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亦勢所不能。
事實上，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澤東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斬的「東方暴君」。因此生於這個權力金字塔底層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遠，亦頗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 democracy）之樂。但是「乞丐」們的「基本人權」、「自由平等」又向哪廂去找呢？這些現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玩藝嘛！在那並無「資產階級」存在的帝制中國，那些罔顧人權、剝奪自由的制度和風俗習慣如君權、父權、夫權、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們「固有道德」所認可的嘛！生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誰又覺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詩人胡適說得好：「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覺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嘛！事實上，「無節制自由」之為害，實遠甚於「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廬山中的遊客，哪能識其全貌呢！
因此從比較史學上看，我們這個宗法遺規的「家長制」，在中世紀的世界上，不特是個「可行的制度」，甚或是個「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所行的「父道主義」（paternalism），不也是一樣嗎？腓特烈大帝說：「我為人民謀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這與我們孔夫子的政治哲學，不正是不謀而合嗎？我們的家長制一直延續到今天，初不因歷次革命而有所改變。事實上台灣今日所存在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缺少了一位大家長呢！可是李登輝總統今日的作風，似乎就有意重建這制度。
正因為我們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長壽，比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於此生活方式已二千餘年，一旦要以夷變夏，本末倒置，其艱難萬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變夏從夷呢？那就是中世紀畢竟是中世紀；那個時代的「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適用，我們現在要另闢蹊徑，就不得不從洋西化、改弦更張了。
「健康的個人主義」
在現代的民主國家裡，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公民的「健康的個人主義」之上的（「健康」一辭是胡適之先生為中文讀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誤解）。個體公民與各級政府之間，與夫各級政府彼此之間的關係，都是雙邊契約的關係（見圖乙），政府不再是家長。它是聽命於人民的「服務機構」（service agency），官員是「公僕」（public servant）。這一來，它和我們的傳統的家長制，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但是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們的土家長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語國家，則政府便是為民服務的機構；權力若被濫用，則全國國民，都會變成獨夫專政的個體對象。盧梭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況。到那時，天既不高、皇帝也不遠，那就民無噍類矣。上節所述戰前的德義日加上個史達林的俄國，戰後的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就是這個畫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結果。九○年代的台灣從家長制蛻變到一個「社會重於國家」的洋制度方向來，希望它的年輕的政治領袖們相忍為國。不要也畫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說的宗法社會傳統下的「家長制」只是我們帝國時代，至今還沒有完全「蛻變」掉的特徵之一。但是這一特徵並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國所特有的農業經濟制度相互配合運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對「暹羅連體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開的。事實上中共今日在大陸上的政經失調，便是在這兩個弟兄之間想捨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農輕商的後遺症
不過話說回頭，我們原有的以農立國的經濟制度，也並不是甚麼壞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類歷史上經過精心設計，一行兩千年而有實際效驗的「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須知中國封建時代，原和歐洲一樣，土地是屬於國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歐洲的經濟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而我們卻緩緩地走上「重農主義」。
「重商主義」原是在社會強於國家的客觀條件之下，不受人類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長的。它的確是一種（如馬克思所想像的）「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的產品。
可是我們「重農主義」，卻是從頭到尾的一種「主觀設計」（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體地說，它是在國家強於社會的情況之下，由政府主動從事「土改」的結果，是主觀意志製造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廢井田、開阡陌」便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為了解放農村個體戶的生產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給廢掉了。改農業為私營－－這正是近年來鄧小平毀棄毛制土改的主要內容。
秦以後，土地變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買賣。此一農村自由經濟制度，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沒有太大的質變。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後，才被毛澤東倒轉了。
【附註】毛共土改，改私田為公田，也是主觀意志的產品。在制度上說，實在是恢復先秦的封建生產制，所以終於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產制，所謂「復井田」，把腦袋搞掉的。
以主觀意志來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兩家原是一致的。漢承秦制之後，儒家的政權，把法家原有的「重農輕商」的政策，繼續推到最高峰。商人階級受到政府嚴重的歧視。我國這種與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輕商主義」，其後竟深入人心，歷兩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個強大的政府鎮壓了，那個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的「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國歷史上也就不能出現了。缺少個城市中產階級，中國也就出不了「重商主義」和「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沒有產業革命和與之俱來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那我們就只好安貧樂道，維持個半饑半飽的農業大帝國，永不想發財致富了。全國人民都生存在大貧小貧的邊緣，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樣，那就真的一窮二白了－－所幸我國人口過剩的現象，只發生在清朝乾隆以後。
以上所述便是我國晚清時代，從古老傳統中承繼下來的政經實況。這一實際情況，也是傳統的政經制度作天衣無縫的配合所製造出來的。但是從人類文明累積的總成績來看，這種體制原沒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們那獨步世界的中世紀文明，便是這項政經體制孕育出來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紀來華傳教，目擊我國康雍乾盛世的耶穌會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紀之間名聞天下的民主聖人傑弗遜；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紀中葉，作為羅斯福農業「新政」智囊的華萊士等等，他們比較中西，對我國傳統小農制的社會生活，無不推崇備至。晚近的科學史權威的李約瑟，對於我們中世紀科技與社會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們自己的往聖先哲，唱戲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論，那就更不用說了。縱遲至今日，李登輝總統還不是在為「回歸固有文明」而呼籲嗎？遑論當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優秀的傳統，為什麼在晚清時代－－那時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現在還多一點嗎？－－我們卻表現得那樣窩囊呢？結果招致「新青年」們，一致喊打，幾乎把「固有文明」全盤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們又為什麼表現的如此暴戾無知，還要麻煩「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東來，普渡眾生呢？
對此，我們的綜合答覆，要點蓋有數端。其一便是前節所述的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中古」或許是我們的；「現代」卻絕對是人家的。請翻翻我們今日的中小學教科書；想想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幾是屬於我們「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貨嘛！
一句話歸總，我們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論好壞），是不能適應現代西化的需要。適應不了，它就會變成我們求新的包袱，現代化的絆腳石了。好漢專說當年勇，那就十分窩囊了。且看我們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許有一個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羅孝全牧師杯葛了，以致身死國滅。
傳統國家機器的週期性
再者，縱使一個古老民族，它有勇氣卸下傳統的包袱來求新求變，它還要有個有效率的行政機器來推動此事。不幸的是我們在清末的那部國家大機器，也已到了鏽爛不堪，應該報廢的程度了－－它負荷不起這個天降大任。
科學家告訴我們，任何群居動物的團體組合，生滅盛衰之間都有其週期性。這反應在傳統歷史上，史家則叫他做「治亂、分合」；陰陽家則叫它作「氣數」；西方漢學家則名之曰「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稱謂如何，我們那部「中央集權文官制」加「農業經濟」的國家大機器，亦有其不隨人類意志轉移的運作週期性。西漢以後歷朝的政治史實就警告我們，這部大機器的有效運作期不可能超過兩百年。（以世界標準來看，兩百年一個週期，不算最長，也算夠長的了。）過此時限，就是報廢換新的時候了。
滿族的統治者於公元順治元年入主中國，到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已滿一週期。到此時它那部仿漢改良重建的統治大機器，也已到了鏽爛報廢之時，不堪任重致遠了。
吾人試閉目沉思，如「鴉片戰爭」等國恥國難，均發生於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時，其結果又將如何呢？這也是我們國運使然吧！這些國難國恥，卻發生在「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極盛時期（根據他們的週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國國運週期衰竭開始之時。在這盛衰對峙之間，則清廷造化如何，也就無待蓍龜了。
所以我國近代史家每喜詬病清室涉外官吏為如何顢頇，如何庸愚，而在下讀史數十年，則不以為然也。
設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沈（葆楨）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諸後來國、共、民、青、民盟、民進諸黨之高幹，優劣之間，豈待區區執簡人之饒舌哉？只是大清帝國氣數將終，統治機器報廢之週期已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之不國豈能厚責於機車駕駛人員和維修技工耶！
「西化」、「現代化」與「階段性」
綜合本篇以上各節之闡述，一言以蔽之，我們大概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傳統中國」向「現代西方」轉變的「轉變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這一轉變的過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學人則改呼為「現代化」。其實這兩個概念的疆界實在不易劃分，不過人類畢竟是個有「歷史感觀」（sense
of history）的動物。歷史往往也是解釋概念之爭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現代生活中的刷牙為例吧！「刷牙」這項衛生習慣，是從西方傳來的。它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國都市生活中卻變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們就只能把它列入「現代化」的範疇了。據說毛澤東就沒有刷牙的習慣。這大概由於他年輕時農村背景和叛逆個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澤東反對「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絕這「西化」的習慣了（毛氏也一輩子未穿過「西服」）。所以當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夠「現代化」而被老婆罵成「太土」了。
毛澤東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見微知著嘛！這項社會學上的「微觀法則」卻能替我們解決無數大問題呢！
可是不論「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我們近代史上這項轉變，幾乎是十年一變，層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濃厚的「階段性」。我們如從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試一回看鴉片戰爭前傳統中國的歷史，那就幾乎千年未變了。
從一本千年未變的「靜的歷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變的「動的歷史」，則近代中國之動盪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我們這項動盪並不是雜亂無章的。它是從「西化」進入「現代化」，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們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給、自足、自滿的「三自」文明。它在「現代」階段忽然大動特動起來，實在是「鴉片戰爭」開始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吃了洋人的苦頭，所以才搞起「洋務」來（那時叫做「夷務」）。我們對付外族的老辦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鴉片戰爭時，我們被夷人的堅船利砲所打敗。戰後痛定思痛，我們第一個「夷務專家」的魏源（林則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了（見魏著《海國圖志》序）。這就就開始了我們「科技現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鄧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實說，我們在前一個世紀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確是有聲有色。九○年代中期，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竟是世界七大海軍之一，遠駕於新起的日本海軍之上。不幸甲午一戰，馬腳全露。有識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為他們知道，大清帝國的根本問題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現代化」。康有為、梁啟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憲」。他師徒二人認為連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們的廣東同鄉孫中山則認為要搞政治現代化就得徹底的搞。他主張「建立民國」，乾脆把皇帝搞掉，來選個「伯理璽天德」。
康梁失敗了。孫先生成功了，並且當選了中華五千年史上第一個「伯理璽天德」。但是孫伯理璽天德並沒有解決問題，隨他而來的則是軍閥混戰、夷狄交侵。國政民生反遠不如大清帝國之晚年也。這樣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識之士」胡適之等來重行考慮了。
胡適之他們認為科技（堅船利砲）餘事也，政治經濟亦餘事也。重要是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害了絕症，非徹底脫胎換骨不為功。這就是他們「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了。要丟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動「全盤西化」，這樣他們也就把「西化」運動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從魏源到胡適這一「轉變」過程是節節升高、層次分明，「階段性」是十分濃厚的。
「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雖然是屬於另一大時代了，其變化之軌跡，階段分明，基本上是與前期無異的。
總之，我們這部苦難而光輝的中國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動之下，時時在變、處處在變。其進度雖然難免迂迴曲折、顛顛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終於要找到一個安全而滿意的出口則一。出口云何，一個長治久安、名實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國也。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只要我們不停地摸索，最後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局勢來看，這個「通」的日子，似乎並不太遠了，我們等著瞧吧！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脫稿於台北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