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歐洲史》是兩年前去世的一位研究歐洲知識人的哥倫比亞大學專家托尼賈特的一部傑作。在最後一章〈歐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賈特說道，公共知識人在二十一世紀的歐洲已經愈益成為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那些上一世紀留下來的著名知識人也都陷於日益邊緣化的境地。2003年5月31日，歐洲一些最為著名的領軍知識人，為了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在一些最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起事先計劃好的聯合行動：德國的哈貝馬斯與法國的德里達，兩位歐洲最為著名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人，在《法蘭克福總時報》上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歐洲的再生：我們在戰後的新生〉。他們指出，美國最新的危險途徑給歐洲敲響了警鐘，歐洲人應該重新思考他們的公共認同，吸取他們共享的啟蒙價值，在世界事務中採取一種獨特的歐洲立場。
在同一天，歐洲一些同樣著名的公共知識人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意大利哲學家兼小說家艾柯在首屈一指的《共和國日報》上，他的同事哲學家法蒂默（Gianni Vattimo）則在意大利最為著名的《新聞日報》（La Stampa）上，瑞士的「日爾曼藝術學院」主席阿達夫默奇（Muschg）在《新蘇黎世日報》上，西班牙哲學家費南多薩瓦特（Savater）在西班牙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國家報》（El
Pais）上，以及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orty）在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南德意志日報》上，都發表了類似的文章，做出了相應的呼籲。賈特說，在上一個世紀的任何時刻，由如此出眾的社會著名人物發起，同時發表在這樣大型的報刊上，這樣一種規模的知識人呼喚，注定會是一個特殊的重大事件：一種會冲及政治和文化社區的宣言和宣戰書。
然而這一「哈貝馬斯─德里達倡議」，儘管澄清了許多歐洲人所共享的願望，但是卻靜悄悄地過去了而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首先歐洲各國的新聞記者並沒有報道這一「事件」，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也根本沒有想到邀請這些名人學者去出謀劃策，而廣大的民眾更是當其為專家的奇文怪談而充耳未聞；即便是同情者竟然也沒有積極響應。當年左拉和薩特時代的知識人登高一呼，公眾群起響應的日子，仿佛已經是非常遙遠的過去。公共知識人的影響力早已為足球明星和搖滾歌星所取代了。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的後現代哲學家便敏感地發出了「知識人已死」的預言。1987年美國學者雅戈比發表了《最後的知識人》一書，指出以前那種獨立不依的自由撰稿人的時代已經終結，愈益專業化的教育體制生產出的都是專業知識人，並首次創用了跨專業「公共知識人」一詞，他們在專業之外起到了「指導民意，激揚文字」的作用。然而隨着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鬥爭的消亡，就是「公共知識人」也缺乏一種可以號召民眾的社會目標，從而出現了熱血的公知與冷淡的公眾所形成的鮮明對照。今日的公眾已經成了政治上「冷淡的一代」；然而可怕的是，冷淡與狂熱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昔日的狂熱曾產生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今天的公眾冷淡症同樣可以造成各種日常生活中的無形專制，以及貧富差別所帶來的社會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