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7日星期六

《晚清七十年》唐德剛: 【壹】二、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




  在海外教授文史數十年。單在大學本科所授的史學課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亞洲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現代當代史」等十餘種之多。在教學期中,個人對美日各時期所用各種教科書,總嫌其不合己意。有時竟隨教隨評之--縱是近年所用最權威的著作《劍橋中國史》,亦無例外。這種既教之、復批之的論學方式,在科舉考試中,可能就構成「罵題」之謬說。但為學若有主見,不願人云亦云,實自覺亦無可厚非也。加以學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這往往就是鼓勵了。以致樂此不疲者數十年。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縱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當權派雖強力干擾,務期統一教學,余亦每以補注方式,增抒己見。雖每犯眾怒,而終不盲從也。至於自授各課,講義則多自編:「教科書」就是附庸了。如此數十年,初不意講義及所編之參考史料,裝於紙箱中竟亦高與身齊也。

  前年自海外教學崗位自動申請退休之後,海內外華裔學界及新聞媒體中之老友,每每邀請參加學術會議,或為時論索稿,乃自從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舊講稿及積存史料中,編譯之以應寵召。初則偶一為之,不意為時既久,聽眾與讀者之間,頗不乏同調。各方口詢、函囑,鼓勵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頗思廢物利用,將數十年積稿,稍加分類回憶,列出系統,以就教於學術界之同行,及一般嚴肅的聽眾與讀者。

  筆者不敏,學無專長,加以流落異域數十年,打工啖飯,顛沛流離,一言難盡。然正因身歷艱難而倖免於浩劫,對祖國這一謎團,終未忘情,總思對所見興亡,有所領悟。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因對數十年之所學,與殫精竭慮之思考,亦不敢過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後,尚思對舊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錄》、有《二十二史札記》等名作之遺規;筆者愚拙,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舊稿中,對中國國體「轉型論」,亦數十年未嘗忘懷的主題之一也。憶青少年期嘗隨顧頡剛師治商周史,對「中國封建之蛻變」即有專篇,獨抒己見而推研之;曾擴充至十餘萬言。除以部分為中央大學學士論文之外,餘篇則擬為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之基礎也--其時筆者曾考入中大歷史所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計畫為戰火所毀。積稿除〈中國郡縣起源考.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遺失;研究所亦未讀成。--《郡縣考》一文嗣曾發表於「安徽學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學報《世界月刊》第一期(民國三十三年)。民國六十年復承宋晞教授之介紹在台北「中國文化學院」所發行之《史學彙刊》中重刊之。

  戰後筆者赴美留學,轉攻歐美史。中國封建史之探討遂中輟。然對青少年期之所習,興趣固未減也。因此其後對美洲印第安人歷史之研讀,總以我國三代史(夏商周)與之互比。以後竟至堅信,不讀印第安人在美洲之歷史,便無法真正瞭解我國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較史學之不可廢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歷史,曾對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義歷史學派理論之形成有其決定性之影響,而其影響之發生為時較晚,「教拳容易,改拳難」,因此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亦有其致命之衝擊。--蓋吾人如細讀美洲紅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紀仍有明顯跡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會發展史,則一覽可知,所謂「封建社會」實直接自「部落社會」轉型而來,與「奴隸社會」並無太多之直接關係也。

  蓋「人類」原為「群居動物」之一種,其初民群居之「社會行為」,與群居動物如猴、狼、馬、海狗,乃至鴻雁、黃蜂、螞蟻均有相通之處。群居動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動物之群中必有長--蜂有蜂王,蟻有蟻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馬、家馬(如蒙古、新疆之馬群),皆各有其主。領袖群倫,初不稍讓。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長」(chief)。我華裔老祖宗乃有堯、舜、禹、湯、三皇、五帝也。

  群居動物之社會行為無進步。千百年(注意:非億萬年)初無變化。而「人為萬物之靈」,其社會行為則有演變,有進化,有型態,乃至「轉型」也。--因此,人類社會發展史中之所謂「封建」(feudalism)者,實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變而來,與「奴隸制」(slavery)無延續關係也。

  群居動物從不相互奴役,而人類歷史上之奴隸制,雖無族無之,然其規模大小,時間久暫,各族則有霄壤之別。蓋奴隸源於部落戰爭。以俘虜為奴隸終係暫時現象。把奴隸制度化,形成國際間之「奴隸販賣」(slave trade),而鑄造出以奴工為生產重心的「奴隸社會」,究係反常現象,不可視為社會進化中之通例也。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會,均可反證之。詳論另有鉅著專書,拙篇且「提綱」一下,限於篇幅未能細析之也。

  我國史中之封建制,實始於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至前七七一),而盛於西周。至東周則開始變質,且引一段《漢書.地理志》,以窺其大略。〈地理志〉說: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為七,合縱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

  《前漢書》的主要作者班固(卒於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與耶穌同時的歷史家,這番話雖大而化之,卻很簡單扼要。他說,在西周時期大小分為三等的五級封建小國大致有一千八百多個。經過大魚吃小魚,到春秋(前七七○至前四七六)還剩數十個;到戰國之末時(前四七五至前二二一)只剩七個。到始皇統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乾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廢除,改中華政體為「郡縣制」,以至於今日。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這段史實。

  「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基本區別在哪裡呢?

  最直截了當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統治中國各地區的統治者(多時到一千八百個)都是世襲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級)。他們屬下的土地,大致都屬國有。但是在郡縣制之下,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們的則是一些省級和縣級,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學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同時全國土地,也化公有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買賣,也就是搞農村市場經濟,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這麼一來,那就是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第一次大「轉型」--從封建制「轉」到郡縣制。

  您別瞧這「轉型」只牽涉到十二個字:「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政治社會的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各項相關事物和制度的轉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喪制度、財產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轉變程序要歷時數百年才能恢復安定。--事實上為著這十二個字的轉變,秦國實自公元前第四世紀中葉「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後)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這一秦漢模式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便一成不變地延續下來,直到蔣中正、毛澤東當政,基本上還是照舊。所以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話,大致是正確無訛的。

  可是這一秦漢模式延續到清朝末葉「鴉片戰爭」時期(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就逐漸維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道光二十年開始,我們能在民國一百二十九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采聲中,就可以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筆者個人積數十年治學與教學的心得,對祖國歷史,和國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淺的認知和「大膽的假設」。要「小心的求證」起來,工程就浩大了。但筆者自青少年時代開始便對此一問題鑽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縱有若干自信,終難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將此一假設,先以「提綱」方式提出以就正於方家,庶可與同道攜手前進: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應好友寵召,自紐約開始,分訪華府、波士頓、三藩市及祖國各地,以同一專題作公開講演。承聽眾和媒體不棄,時有報導。美國華文《世界日報》及香港《動向》月刊的資深記者,均曾對筆者粗論,頗有綜合性之介紹。捧讀之下,欣知執筆作家所記者,實遠較筆者自述為精簡而扼要。內容一覽可知,不像筆者自著之囉唆失當也。謹先斬後奏,斗膽將此篇附印於後,作為補增,庶使讀者對拙見更易瞭解。亦是自己說不清而請友好代達之微意。尚懇大會專家不吝賜教也。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