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與反國民黨
北伐前及北伐初期，各方期待於國民黨者頗高。北伐後國民黨內訌不休，戰亂不絕，喪失了一（疑為"以"字）往淬厲奮揚的精神，虛驕自大，儼然成為統治的特權階級，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識分子為最。一九三○年起，"自由大同盟"、 "左翼文藝作家聯盟"、"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 "國際文化研究會"、"社會科學家聯盟"、"反帝大同盟"，各種左傾團體相繼出現，青年學生是他們爭取的主要對象，雖不必盡皆贊同共產主義，但均不滿意國民黨。信仰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亦反對一黨專政，對國民黨時加批評。國民黨採高壓政策，因共產黨罪名而遭迫害者不少。①
沈陽事變發生，舉國憤慨，紛責政府之不抵抗，上海舉行抗日救國市民大會，請政府限日兵撤退，南京學生毆打外交部長，上海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絕交宣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上海、北平學生一萬人包圍國民政府。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示威團，高呼"全國被壓迫民眾聯合起來"，"打倒賣國政府"，佔據火車站，堅持進京。十二月九日，上海學生搗毀國民黨市黨部，圍困市政府，杭州、武漢等地，有相同舉動。十九日，宋慶齡宣言，謂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的地位，惟有為民眾而奮斗的革命勢力，可以鏟除帝國主義。國民黨內之反南京政府者，從中鼓煽。十二月十一日，麇集南京的學生總示威，有"打倒國民黨"，"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農工兵聯合起來"口號。十二月十五日，再鬧外交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素受崇敬的蔡元培遭到毆辱。同一天，蔣中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十七日，學生搗毀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西安、太原國民黨省黨部亦被搗毀，此為九一八後，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一階段。
這時學生尚乏嚴密組織，在政府壓制之下，漸歸消沉。一九三二年一月，日軍佔領山海關，北平學生竟有"愛國有心，救亡無術"之語，借故逃課、罷考，但是其他方面的活動則轉趨積極。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左派"著作者抗日會"要求全國抗日。四月，西安學生組織抗日會，再搗毀國民黨部。五月，上海救國團體代表毆傷與日本談判停戰的代表郭泰祺，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六月，上海"救國團體聯合會"抗議政府封鎖言論。十二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四月，馬良（相伯）、章炳麟等為熱河棄守，痛詆政府。九月，國際反帝非戰大會組織"反戰同盟中國分會"。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宋慶齡、馬良等發表對日作戰宣言及基本綱領，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全體人民總動員，由農工兵學商代表組織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等三十餘團體成立。於是學生運動再起，直接的刺激為日本加緊侵略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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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左翼文藝作家二十四人處死，魯迅匿避。
一九三五年，學生對河北、察哈爾事件無何表示，繼起的華北"自治運動"激起了洶涌怒潮，十一月一日，北平十個學校學生自治會向國民黨致送請願書，猛烈攻擊近年政府迫害青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學生聯合會恢復。十二月三日，因
"冀東自治防共委員會"出現，學生決定游行，美國記者斯諾（E.
Snow）夫婦曾預聞其事。十二月九日，學生一千餘人，出動示威，反對自治運動，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與軍譬沖突，數人被捕，是為"一二九運動"。十二月十六日，復因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設置，學生指為變相的自治，二次游行，參加者近一萬人，三百七十餘人被毆傷，十四人被捕，風潮延及廣州、上海、濟南、武漢、長沙、西安、天津、杭州、南京、開封，又有強行進京請願之舉，京、滬、漢戒嚴。中共一再宣稱支持，鼓勵農工學兵共組國防政府。一九三六年一月，蔣中正約各地中等學校以上校長及大學生代表談話，謂決不簽訂任何有損領土主權條約，如至最後關頭，不惜一戰。北平、天津左派學生仍然不滿，教育部宣稱必要時將採取斷然處置。三月，北平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學生數十人被捕，四月，武漢學生救國聯合會解散。五月，平、津、滬學生為反對日本出兵華北及日人走私，罷課游行。這是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二階段。
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共雖一再宣布反對日本侵略，仍不放棄推翻國民政府的立場，否認與之共同抗日，並號召武裝保衛蘇聯（見620頁）。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戰敗西走，政府軍行將以全力圍剿（第四次）江西紅一方面軍，日軍奪佔山海關，准備進犯熱河之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利用中國危機加劇、民族意識高漲之際，與任何中國武裝部隊及團體，結為共同抗日聯盟。於是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宣言，主張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障群眾民主權利，保衛中國，爭取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斗爭，願以停止內戰、武裝人民、實行抗日為條件，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此一宣言，可說是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亦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開始，但國民黨並不包括在內，仍認為"抗日必先反蔣"，主要目的在分化政府軍，削弱其對紅軍的壓力。不久馮玉祥的察哈爾民族抗日同盟軍及李濟深、陳銘樞的福建人民政府相繼而來（見615-616頁）。但未能撼動政府軍對蘇區的圍剿。
福建人民政府瓦解後，第五次圍剿劇烈展開，紅軍處境至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進攻告全國民眾書》，號召民族革命戰爭，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共同聯合，對日絕交作戰，停止進攻蘇區，反對國民黨的投降出賣政策，反對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此應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擴大，縱令政治意見不同，亦願與聯合。國民黨亦在其內，所反對的為國民黨的對日政策，所希望的是停止進攻蘇區。首起響應的為宋慶齡等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繼之為"各界救國會"。
六個月後，紅軍自江西向西南轉移，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間，被困於川邊，大有不易生存之勢。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通過《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斗爭的任務案》，指明中國必須將反帝國主義的斗爭與反法西斯的斗爭相連結，吸收抗日的民族力量，擴大民族解放斗爭的戰線。八月一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及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實際是向國民黨呼吁，即《八一宣言》。略雲﹔"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見上或利害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該真誠覺悟，首先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力量，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攜手共同救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再）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的代表機關，以便具體討論關於抗日救國各種問題。……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宣言中對於國民黨及蔣雖仍然詆毀，只是表面文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陳紹禹再闡明統一戰線的意義，指摘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派林育英（張浩）前往陝北宣達。中共的國際派自然是奉命唯謹，當權的毛澤東似尚疑慮，一面命潘漢年赴莫斯科請示，一面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出與《八一宣言》內容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林育英到後，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安定瓦窯堡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一為發動一切革命力量，反日、反蔣，二為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部隊，只要是反日、反蔣，都應聯合成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為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紅軍、白軍聯合起來"﹔四為使工、農、兵、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革命同盟者，相信中共為全人民利益代表者。二十七日，毛澤東再論對日策略，說明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及人民共和國的必要。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以縱橫捭闔的手段，將反革命的隊伍拉入革命的隊伍。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通電（東征宣言），要求先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停止內戰，對日絕交宣戰，成立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電文內但言抗日，不再提反蔣。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直接要求國民黨共赴國難，創立抗日人民陣線。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通電（回師宣言），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希望南京政府誠意幡然改悔，先在陝、甘、晉停戰，互派代表磋商具體辦法。
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雖由中共領導，尚看不出與統一戰線的顯明關係，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則已提出建立抗敵統一政權主張。七月十三日，向國民黨請願，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停止內戰。八月十日，毛澤東函請救國聯合會領袖，斡旋各黨派進行合作談判。二十五日，中共正式致書國民黨，稱國民黨為"貴黨"，蔣為"委員長"，說是他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的外交報告與解釋（見638頁），非常需要，有了若干進步，中共誠懇歡迎。願贊助建立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擁護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及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國民黨與中共重新合作。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致書蔡元培，請勸南京當局停止內戰，並致候宋慶齡、汪兆銘、胡適等。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聯名函蔣，勸當機立斷，接納他們的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三、蔣的統一成就
"九一八事變"後，蔣的安內政策，在先求國民黨自身的一致。他之辭職，主要原因為促成廣州、南京的團結。一九三一年二月，所擬訂的對日作戰全盤計劃，特別重視大後方的經營。鄂、豫、皖剿共軍事結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隊胡宗南師移駐甘肅，趕筑公路，准備於開戰時將中央政府遷往西北。第五次圍剿勝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飭行政，推進建設，旋去成都，設行營於重慶，督導西南軍政，中央的權力遂及於西南三省。此為近二十年來未有之事，改定四川為將來抗日根據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復蒞成都、昆明、貴陽，設中央軍官學校成都分校，認為四川為天然的根據地。
對於兩粵當局，蔣繼續勸導合作，懇請胡漢民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黨舉行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胡漢民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兆銘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中正任兩會副主席。表面上看來，國民黨三巨頭似已團結。汪因遇刺受傷，①胡雖允入京，惟遲遲其行，中央仍由蔣一人主持。
兩廣軍事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成見終未冰釋，日人從而撥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漢民病故，廣州情況突生變化，陳濟棠等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蔣一面曉以圖存救亡，必須以整個國力，一致步驟，切不可輕啟內爭，一面迅調大軍入湘警備，先據衡州，粵桂軍後撤。蔣再聲明貫徹和平統一政策，願開誠商洽。陳濟棠此舉極不得人心，廣東國民黨元老反對，高級將領余漢謀、李漢魂擁護中央，七月，陳被迫出走。②
粵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尋又予調職，李、白抗命不受。蔣親來廣州，陳師廣西邊境，派陳誠向李、白說明抗日決心與計劃，允其仍留廣西。九月，和平了結，充分表現了相忍為國的精神。
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的一部分為紅軍所據。③紅軍西走後，中央的勢力進入西南，為一意外的大收獲。至是除河北、察哈爾的一部分為日本控制，新疆為蘇俄控制，陝北及隴東的一小部分屬於中共外，其餘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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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兆銘於十一月一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開幕之日遇刺，不久出國。
②陳濟棠素來迷信，寓樓設有神龕，遇大事決之於神。乃兄陳維周通星相堪與（應為"輿"字）之術，是年三月，曾去奉化覘窺蔣母之墓，謂風水不佳，又於南京見蔣，認為今年內蔣將有大難，機不可失。陳濟棠遂決心舉兵。余漢謀為粵軍軍第一軍長，李漢魂為第二軍副軍長。廣東空軍之歸附中央，對陳尤為一大打擊，此之謂
"機不可失"。
③半自主的十四省為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寧夏、青海、新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廣東，部分為共軍所有的七省為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陝西。
四、國防建設的推進
北伐後的六年，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雖多為人所詬病，但並非無心於國家建設。一九三四年，長江下游剿共之戰告一段落，更是悉力以赴，在軍事、財政、經濟、交通、教育、學術方面各有相當成就。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不再用蘇俄顧問，轉向德國物色。前任德國參謀總長魯登道夫的舊部鮑樺爾（Max Bauer）上校應邀到華，一九二八年被聘為顧問團長，顧問四十餘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中央對桂軍之戰。鮑樺爾不久病卒，由佛採爾（Gearg
Wetzell）將軍繼之，曾參預中央對閻錫山、馮玉祥之戰，此後顧問團工作益為展開。一九三三年一月，前任德國國防部長薩克德應聘前來，停留兩月，勸蔣建立一支現代化的陸軍，先設一訓練團，調訓全國軍官，並建立兵工業。①是年廬山訓練團開辦，受訓軍官先後七千五百人，顧問增至一百餘名，剿共戰略戰術大為改進。一九三四年三月，薩克德再度前來，正式任顧問團長，半年後返國，繼任的顧問團長先為法勃爾（Fabul），後為福根豪森（Alexandervon Falkenhausen）。福根豪森在職四年，有一個整備中國國防的五年計劃，統一陸軍編制，施行精兵主義，加強空軍，海軍暫為從緩，修筑長江以南鐵路，聯通南京與西南各省，興建沿江沿海要塞。一九三五年三月，設陸軍整理處於武昌，陳誠任處長，每年調整二十個師，三年內調整六十個師，並定於一九三八年完成各特種部隊、機械化部隊。兵器制造同在改良擴充中，如步槍、機關槍、迫擊炮、炸彈。國防工事，分別在華北、華東、華南構筑，尤著重於南京附近及蘇州、無錫、江陰等地。
空軍創始於一九二八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附設的航空隊。一九三一年成立航空學校。一九三三年置航空委員會總司其事，積極發展，以意大利人為顧問，派遣學生分赴意大利及美國受訓。一九三四年，開辦飛機制造廠，一九三六年，設空軍機械學校。至一九三七年，空軍共有飛機六百餘架，大都購自意大利與美國，全國分為六個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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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關於德國顧問的接洽，曾留學德國的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為一主要人物。
一九二八年七月，全國財政委員會劃定關稅、統稅（棉花稅、麥粉稅、卷煙稅等）、煙酒稅、印花稅歸中央，田賦、營業稅、執照稅歸各省，並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實行廢除厘金，提高海關稅則。海關稅款原存外國銀行，一九三二年起，集中於中央銀行。海關行政人員改用華人，鹽務人員中洋員亦逐漸裁減。中央每年總收入，由一九二九年的三億三千餘萬銀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八億七千餘萬銀元。不過收支仍不能平衡。一九二九年的赤字約為一億元，一九三七年約為三億八千（似少一"萬"字）元，全賴公債、庫券、貸款、透支抵補。軍費係大宗支出，常在總收入的半數或半數以上。
公私銀行多自發通貨，外匯常為外國銀行壟斷，銀兩與銀元照舊並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實行廢兩改元，所有交易改用新鑄造的銀元計算，半年之內，完成了幣制統一。復以美國收購白銀，國際白銀漲價，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銀行因人民紛以鈔票兌現，大感困窘，物價為之跌落。工業與對外貿易遭到嚴重困難。政府採英國財政家李滋羅斯（Leith-Ross）的建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實行改革幣制，變銀本位為匯兌本位，與英鎊、美金聯繫，禁止銀元流通，統一通貨發行，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鈔票為"法幣"，其他銀行不得發行，①由三銀行無限制的售賣外匯。法幣一元折合英鎊一先令二又十分之三便士，或美金二角九分五厘，打破了外國銀行的獨佔外匯。中央銀行作為准備銀元，商股多於官股。此一措施頗獲人民的擁護及英國支持，日本雖多方破壞，仍得順利施行，政府約握有八億銀元。
一九二九年政府制訂經濟建設方案，側重工業，自一九三二年始積極施行。原則上重工業、基本化學工業、基礎礦業歸中央政府舉辦，若干部門歸地方政府與人民合營，輕工業由人民經營，政府予以扶植獎勵。此後對外貿易，入超漸減。一九三六年，棉紗進口下降至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八，棉布進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麥粉進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五。此與外商在華設廠的產量增加固然有關，華商工廠的產量增加亦為因素。同年鋼鐵機器進口各約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方面証明中國的重工業仍然落後，另一方面又証明中國工業之在發展，需要的鋼鐵機器加多。使用機器開採的煤炭產量，一九三六年較一九三三年升高百分之十。同年份鐵礦產量升高百分之三十二，機器冶煉的生鐵產量升高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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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三三年，農民銀行成立後，發行的鈔票，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亦被認為法幣。農民銀行與中央、中國、交通銀行合稱為四行。
農業的改進，亦以一九三三年以後為積極。政府特設農村復興委員會及中央農業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一九三四年制訂合作社法，推行農民貸款貯蓄，發展生產。一九三三年，全國有農村合作社約五千三百餘。農本局成立於一九三六年，以便利農業資金流通，調劑農業生產，促進運銷。數年之間，農產增加，小麥棉花差可自給自足，進口稻米為之銳減。一九三七年，小麥進口下降至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六強，同年份棉花進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三，稻米進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一。有心之士，努力於改良鄉村運動，期解除農民痛苦，以晏陽初領導的河北定縣平民教育運動為最早，次為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鄉自治建設運動，彭錫田等領導的河南鎮平、內鄉自治、自衛運動，教會中人亦曾致力於類似工作，成了一種相當廣泛的運動。
一九三一年前，中國鐵路共長約一萬三千公裡，百分之九十二為外人經營，中國自造的僅一千公裡左右。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除了日本佔領的東北外，新建鐵路的三千三百公裡，均為中國所有。連接滬杭線與粵漢線的浙贛鐵路完成於一九三六年，為江南的東西陸上運輸干線，自南京經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可直達廣州，並計劃再自湖南分向西南展至貴州、廣西。同年，縱貫南北的粵漢鐵路（湖南株州至廣東韶關段）全部通車。橫貫東西的隴海鐵路向西越過潼關、西安，一九三七年通至陝西寶雞。此外尚有山西境內的同蒲（大同至蒲州）鐵路，皖北的淮南鐵路，蘇皖間的江南鐵路。公路進度更速，一九三七年，完成十一萬公裡，大都在黃河以南，西南自南京至雲南，西北自漢口至新疆，汽車均可直達。中國自制輪船的噸位，一九二八年為二十九萬噸，一九三五年增至六十七萬噸。民用航空業務，首為一九三○年中美合辦的中國航空公司，次為一九三一年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再次為一九三三年的西南航空公司，航線遍及上海、南京、漢口、廣州、西安、蘭州、重慶、成都、福州及雲南、新疆。
一九二八年後，小學、中學學生人數均有增加，學齡兒童入小學者，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十七，一九三六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三，中學生增百分之六十，師資均符合規定。除邊遠地區外，各省均有公立私立或教會辦理的大學或專門學校，在校學生自一九二九年的三萬餘人，增至一九三六年的六萬人，教授以曾在美國受教育者為多。一九三二年後，教育經費從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為二十年來所未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對於各大學的設備費不斷補助，研究風氣日盛，學術水准提高。公立大學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南京東南大學改稱）為著，私立大學以天津南開大學、北平燕京大學為著。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對於學術的提倡與貢獻之功亦值得稱許。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
五、西安事變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朱德停止內戰的宣言發出六周，二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的《告共產黨干部人員書》，勸放棄迷夢，一致抗日，或係對他們的答覆。對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的中共宣言，未再有表示。六個月後，第五次圍剿結束，認為中共不足為患，如中共肯放棄紅軍，可望作政治解決，命陳立夫負責進行。約在《八一宣言》發出不久，陳立夫的代表與中共的代表會於香港。九月一日，周恩來致書陳果夫、陳立夫，說明中共的停戰抗日立場。九月十八日，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宣言，主張亦同。跟著東京報紙刊出國民黨容共及蔣與紅軍諒解的消息。曾留學蘇俄的張沖旋自南京往陝北共區商洽，斯大林直接請蔣派人來莫斯科。十二月二十四日，陳立夫偕張沖赴柏林，但未到莫斯科，原因不悉。可能是斯大林以為紅軍在西北已站住腳步，不妨再看情形。
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連發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約在是年秋，周恩來及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與張沖會於上海，旋去南京，晤陳立夫。①陳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義，服從蔣委員長的指揮，取消紅軍，改為國軍，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獲相當諒解，談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陝北。
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首先獲得以上海為中心的左派人士擁護，繼之影響到西安為中心的軍人。五年以來，張學良受盡日本的構辱，中外的譏詆，內心苦痛可知。一九三三年，不得已而引去，戒絕不良嗜好，游歷歐洲八個月，對於希特勒、墨索裡尼的所作所為，頗為傾倒。一九三四年歸來，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集合中央與東北干部，組織"四維學會"期加強團結，擁蔣復興。
一九三五年十月，剿共中心移於西北。時東北軍已調往陝、甘，蔣兼西北"剿匪"總司令，仍以張學良為副，負實際之責。東北軍甫與紅軍接觸，連遭敗績（見 629頁），中共將被俘官兵施以訓練後，全部釋放，謂蔣藉剿共之名，使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惟有聯合抗日，東北軍方有重返故鄉之望。東北軍如不進攻，紅軍決不相犯，願共同抗日，周恿來並親函張學良，措詞略同。張學良為了國仇家恨，中共的說詞，自易入耳。九年來中央軍以獅子搏兔之力，終未將紅軍扑滅，東北軍又焉能有為？以往的內戰，事過多言歸於好，他亦飽有這樣的經驗。共產黨同為中國人，又何嘗不可如此。加之東北軍與中央軍待遇有別，貧瘠的西北既無從自行設法，返回東北或華北無期，剿共軍事頻頻失利，戰死的將領得不到撫恤，於是氣餒心憤，意志動搖，認為與其為剿共犧牲，何如為抗戰犧牲？為了東北軍和自己的將來，與中共合作不失為出路。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的抗日救國宣言（見643
頁），或使他更信中共問題有和平解決的可能。約在十二月間，張去上海，會晤救國會及中共人士，他的部屬之與救國會、中共有關係者，②責他不應再走剿共而不抗日的死路。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紅軍將領致書東北軍將領，希望共同協商，聯合抗日。二十六日，張去南京，擬說蔣准中共投誠，雖未敢出之於口，其內心可以想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指揮楊虎城起自綠林，後歸於右任的陝西靖國軍，胡景翼、馮玉祥的國民軍，再轉附中央。中原戰後，曾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以左傾自命。省政府主席解除後愈不滿於蔣，左右復有中共分子，自易與張合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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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立夫於是年五月自歐洲回國。
②如東北救亡會領導人高崇民，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劉瀾波。
③楊虎城任省政府主席時，暗中接濟鄧演達的中國農工黨（一九三○年十二月，鄧被捕處死，章伯鈞代之）。中共黨員南漢宸、王炳南曾任楊的秘書長。一九三六年一月，張、楊曾飛陝北上空視察共區。
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東入山西，張學良不僅未乘機向陝西進攻，東北軍軍長王以哲反於四月四日與中共代表李克農會於洛川，張亦至自西安。二十一日，張又到上海晤潘漢年，對於陳立夫之赴歐洲及年來中共與南京的接觸，已有所聞。五月十二日，毛澤東在陝北延川賈家坪召集軍事會議，討論與張合作。三十日，上海學生救國會發表宣言，已有"擁護張學良停止剿共主張"字樣。六月，中共代表鄧發到西安，同月，張與周恩來會於延安。周謂中共願擁張領導反蔣抗日，可獲蘇俄援助。張主擁蔣抗日，要求取消紅軍名稱，編為國軍，中共不得在軍中宣傳，停止一切斗爭，不再反對政府，攻擊領袖（蔣），政府予中共以活動自由，待抗日勝利後，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周同意聯蔣抗日，紅軍即向後撤，張給以接濟。楊虎城主張聯共更力，如蔣不同意，俟其來西安時，即實行"兵諫"。中共派葉劍英、李克農等駐西安，訓練東北軍干部。張派代表赴太原，閻錫山亦謂"剿共為非計，對內將無以對外"，張的聯共信念益堅。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議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民主共和國，外人盛傳西北四省（陝、甘、晉、綏）聯俄獨立。十月三日，張學良向英國記者否認，惟望紅軍投誠，同時再派代表赴大原，繼又自行前往，與閻錫山商談，蔣於張學良的動態已有所聞，十月二十二日，親至西安，對東北將領說明抗日方針，勉以徹底肅清共黨，痛責少數人意志不堅。三十日，閻錫山邀張學良去洛陽，請蔣停止剿共，蔣嚴辭拒絕。閻對張說﹔"看來不便再行進言，惟有相機徐圖。"張通知中共，一時難望全面停戰，中共表示仍願合作。張連電告蔣，所部不穩，陝西情勢奇急。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等十九人函蔣，請當機立斷，允許中共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同月三日，張學良復來洛陽，懇蔣再去西安。蔣不顧左右勸阻，於次日抵達，對張提出兩個方案，一為東北軍及楊虎城軍全部開往前線剿共，一為分別調赴福建、安徽。俱非張、楊所願。七日，張續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之必要，蔣嚴詞申飭。是晚張、楊密商"兵諫"。九日，蔣再勉張部將領，謂剿共已至最後五分鐘階段。當天，西安學生游行請願，張保証一星期內必有事實答覆，事後又被蔣斥責，彼此言語沖突。十日，蔣召中央將領會議，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謠傳張將罷職，東北軍將改編，張、楊決定行動。十二月十二日拂曉，張部圍攻蔣的駐在地臨潼，槍殺侍衛人員約三十名，蔣險遭不測，遂被劫持，西安中央高級文武官員十餘人，悉遭幽禁。張、楊宣布八項主張，包括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被捕愛國領袖，①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政治自由。第二天，成立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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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一九三六年六月，美國記者斯諾前去陝北共區訪問，即由西安中共人員與張學良的安排。斯諾在共區約留四個月，十月離保安，仍經西安返北平。
①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救國聯合會首要沈鈞儒、鄒韜奮（恩潤）、章乃器、王造時、沙千裡、李公朴、史良七人，以鼓動罷市、罷課被捕。
事變當天，張學良致電蔣夫人宋美齡、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說是暫請蔣留駐西安，促其反省，決不加危害。南京的處理方針為討伐與疏導並進，主張討伐的以戴傳賢為力，謂紀綱必須維持，不可示弱，主張疏導的有孔祥熙、宋子文、陳果夫、陳立夫，謂首須顧及蔣的安全，根據張學良來電，顯有協商餘地。於是一面將張褫職嚴辦，作軍事部署，一面由張的前任顧問澳洲人唐納德（W. H. Donald）飛西安勸說。對於蘇俄的動向，尤為重視，以為事變必與中共有關，蘇俄則為策劃者。為了釜底抽薪，十二月十三日，陳立夫請潘漢年轉告共產國際，如蔣有不幸，中國失去領導，日本將進攻蘇俄。孔祥熙召見蘇俄代辦，促蘇俄及共產國際注意事變的嚴重性，如蔣有危險，中國或被迫與日本共同對俄。另電駐俄大使蔣廷黻，命提抗議。十四日及十五日，陳立夫再晤潘漢年，希望周恩來調解，設法救蔣。
事變前，中共一無所知，及消息証實，驚喜交集，認為是對蔣報復的機會。中共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主張公審，給以應得制裁，命紅軍南下，助張學良作戰，派周恩來往西安，同時報告莫斯科。
老謀深算的斯大林自有打算，在得到南京的請求、中共的報告之前，十二月十二日，已致電中共，指事變出於日本陰謀，蘇俄決不予張學良任何支援，且明確反對。中國急需一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團結合作，不是分裂與內戰。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如回心轉意，則是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中共對蔣不可取報復主義與內戰方針，否則正符合日本軍閥與親日派的願望，對中共與蘇俄均屬不利﹔應立即爭取和平解決事變政策，利用此一時機對蔣表示友善，在有利的基礎上，自動恢復蔣的自由。十四日，莫斯科《消息報》社論謂張學良的反動，足以破壞中國反日力量的團結，實為人民陣線的打擊。第二天，《真理報》社論謂張學良的叛變，在阻遏南京政府團結抗日的進行，促成國家的分裂，淪中國為外國侵略的犧牲品，希望中國人民勿為日本挑撥者及漢奸所欺。十六日，蔣廷黻訪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請對事變予中國以協助。李維諾夫答稱，蘇俄近年與張學良毫無關係，對中國愛莫能助，惟盼事變早日了結。同日，共產國際覆潘漢年，同意周恩來調解。十七日，李維諾夫向蔣廷黻抗議中國政府禁止報紙登載《消息報》、《真理報》社論，表示蘇俄與張學良有關，實不友誼。蘇俄協助中國政府的唯一辦法在使中共知道蘇俄政府的態度。
斯大林的電報是十四日由宋慶齡自上海轉到保安，中共的態度隨之而變，立即通知前去西安的周恩來。張學良發動事變後的急切希望，除了中共、蘇俄，即為國內反應。數日以來，情況至為不佳。和他原有諒解、贊成停止剿共的閻錫山，質以 "何以善後？是否將減少抗戰力量？是否將移對外戰爭為內戰？能否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其他素與蔣有意見的地方軍人亦多對張討責。楊虎城軍之毫無紀律，東北軍將領之不盡以張為然，駐洛陽的東北軍之拒不一致行動，河南中央軍之迅速進據潼關，甘肅中央軍之進向陝西，中央空軍之飛臨西安上空監視，輿論之紛紛詆斥，無一不令張失望焦慮，如定要抵抗，縱令不被消滅，內戰勢所不免，收其利的為日本。他又在蔣的日記中發覺蔣確有抗日決心，對他至為愛護。十五日，將蔣自楊虎城的勢力范圍內迎至自己的住宅附近，蔣詳為說明抗日計劃，責張魯莽。十六日，張對西安市民大會演講，主張在蔣領導下，各黨派從事救國運動。
是日傍晚，周恩來抵西安．張學良完全明了中共、蘇俄的主張。十七日，周隨張見蔣，態度謙恭誠懇，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的意圖，希望大家化除成見，團結御侮，擁蔣為全國領袖。蔣靜心細聽，認為和自己的希望符合，即親函新任討逆軍總司令何應欽，說是兩日內可回南京，令停止軍事行動。十九日，張電告上海倫敦《泰晤時報》記者，蔣已同意他的意見，俟南京有人到來，蔣即可歸去。大概蔣所同意的為原則，對於具體事項，則拒絕商談，所以張要第三者居間。張提出的條件，大致為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武力抵抗日本的進一步侵略，改組政府，排去親日分子，容納各黨各派，積極與英、美、俄聯合，釋放政治犯，予人民以更大政治自由。中共通電，建議南京、西安軍隊以潼關為界，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提出抗日救亡草案，討論蔣的處置問題，再在南京召開和平會議。二十日，宋子文到西安，張學良要求先實行一二事，蔣仍不允。宋子文停留一宿，復返南京。二十二日，偕蔣夫人再至，勸蔣先設法離開西安，再言其他。二十三日，她對張說，她願代蔣承擔一切，蔣亦答應改組政府，停止剿共，張與周恩來甚為滿意。二十四日，周向蔣夫人詳述中國革命問題及中共懷抱的煩悶。最後說："國事如今日，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導者。我等並非不信委員長救國之真誠，惟恨其不能迅速耳。"蔣夫人稱道他頗明大體。不意張、楊之間忽有歧見，張主立即送蔣回京，楊堅決反對，幾至決裂，周恩來竭力勸解。二十五日上午，蔣與夫人一同接見周恩來，周再表示希望內戰停止。蔣夫人謂："中共果有為民服務誠意，必須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斷不應自相殘殺。內政問題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此為委員長一貫之主張。"下午，蔣離西安飛洛陽，次日抵南京，張學良隨行，表示一切由自己身當。
張學良之突然隨蔣而去，西安至為驚愕。數日後，張被判處徒刑，雖即特赦，但仍須管束，中央軍又准備西進，楊虎城與東北將領指為背違蔣的諾言。中共恐南京、西安為此破裂，功敗垂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通電號召和平，停止內戰。東北壯派軍人，以張學良不能回陝，遷怒於東北高級將領及中共營救不力。二月二日，戕殺軍長王以哲，旋即敉平，中央軍入駐西安，東北軍調出陝西，楊虎城去職，張、楊集團解體。①真正得利的為中共，不僅轉危為安，陝北蘇區亦隨之擴大，中共中央自保安遷設延安。更大的收獲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成為事實，延安或毛澤東時代自此開始。
六、國共二度合作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接到斯大林來電後，對於恢復蔣的自由已無異議，惟仍欲多有所得，主張召集和平會議，討論蔣的處置問題，尚不願讓他立時離開西安。但是何時釋放，則取決於張學良。二十六日，毛澤東得悉張隨蔣飛往南京，驚愕不減於楊虎城與東北少壯軍人，以為張已對蔣投降，將事變責任完全委之中共，蔣或將報復，命周恩來竭力爭取蔣的好感，說明蔣之得安全脫險，實為中共之力。繼知蔣回南京後，發表對張學良、楊虎城訓話，說是張、楊因受他（蔣）的感召，深為悔悟。毛澤東更生疑慮，二十八日，亦發表聲明，指其措詞含糊。值得贊揚的"即他（蔣）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一段，意思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未簽字而不守信用。"又說："他（蔣）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今後的問題是蔣是否真正實踐他的諾言，中共北方局亦發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宣言》，先說事變與中共無關，次請全國人民要求南京立即停止剿共政策，這均是出於唯恐蔣繼續剿共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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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學良被看管二十餘年，至一九六一年始有相當自由，寓居台灣。楊虎城一度出國，歸來後亦遭幽禁，一九四九年死於重慶。
這三年來，蔣的譽望之隆，較之北伐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向對國民黨及蔣不滿，並常有批評的胡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曾說蔣確有做領袖的資格。"近年氣度大了，態度更和平了。……全國人民心目中都覺到只有他一個人在那裡埋頭苦干，……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還能容納異己的要求，尊重異己的看法。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之領袖的地位。"西安事變發生，舉國惶惶，及蔣脫險的消息傳出，歡聲雷動。以蔣當時的聲望及人民的愛戴，大可繼續對中共用兵，而他之不出於此，最大原因，是深知對日戰爭終不能免，必須團結內部，獲得外援。經此次事變，他相信蘇俄具有支持中國抗日的誠意，必須與之聯交，不再對日本退讓。聯好蘇俄必須與中共和解，此與國民黨第一次聯俄、容共情形相似。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首先裁撤西北剿匪總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致電國民黨，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及國內行將統一，希望將以下五事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努力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准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証：一、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導﹔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最後說："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前程。"二月二十一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共產黨人輸誠受命"，通過"根絕赤禍案"：一、徹底取消紅軍以及其假借名目之武力，統一軍令、編制﹔二、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統一政權﹔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四、根本停止階級斗爭。這是對中共四項保証的答覆。二月十二日，蔣宣布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這是對中共五項希望的局部答覆，井命張沖去西安與周恩來續商。三月三日，王寵惠代張群任外交部長，這是排去親日分子，以便與英、美、俄聯絡的表示。
中共中央以黨員多認為二月十日的電報，等於向國民黨投降，甚感迷惘憤慨，因於二月十五日詳加解釋，說是：此一決策，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以便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實現對日抗戰﹔蘇維埃制度雖然取消，並不放棄工人、農民已得政治權利，紅軍雖然改名，並不放棄與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停止沒收土地，並不恢復蘇區土地剝削制度。對於所謂"中共輸誠"、"根絕赤禍案"，在情面上頗使中共難堪。毛澤東亦認為國民黨依然自大，盛氣相凌。但是為了先求紅軍生存，必須使剿共軍事停止，尤其是在東北軍及楊虎城不再反抗，中央軍進入西安之後，惟有忍耐承認，不計其名，而取其實，以待時機，一如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變後，蘇俄、中共所採策略。①三月十二日，中共正式接受國民黨的 "根絕赤禍"決議。四月十五日，發布《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力、實現對日抗戰而斗爭告全黨同志書》，謂四項保証不能解釋為中共對國民黨投降，只是一種讓步和妥協。如此方可取得全國范圍公開活動的機會，擴大共產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不等於取消或降低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也不等於放棄革命力量的領導。中共黨員必須嚴守黨的秘密工作原則和鐵的紀律，努力擴大、鞏固自己的隊伍，建立嚴肅與堅固堡壘，取得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地位。這裡可以了解中共對國民黨和解的真正動機和今後的策略。
毛澤東對於蔣的真正打算，仍捉摸不定，他（蔣）可能實行抗日，亦可能再壓迫中共。如果對日戰爭一時不起，蔣或將紅軍他調，取消紅軍及陝北蘇維埃區，所以必須堅持紅軍續留特區，特區人員須由中共保薦，拖延至抗日戰爭發生，則一切於中共有利。五月三日，中共召開蘇維埃區代表大會，通過了毛澤東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報告，及對國民黨所提四項保証，由周恩來與國民黨詳議紅軍改編問題。議尚未就，而中日全面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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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張國燾雲："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卻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 毛認為蔣和國民黨要做'阿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好了，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又說：“讓蔣介石做'阿Q'，我們來做勾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