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還是不明白當前的中港矛盾，還是不明白港人的憂慮。要是他死抱中港加速融合的舊思維，不着力保持香港的獨特性及優勢，他跟市民的距離將越來越遠，特區政府的施政更將會困難重重。
在昨天的十．一酒會上，梁振英特地談到中港兩地發展問題。他說，香港人要「認識到香港和內地共同發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並要「及時把握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的每一個機遇」。梁振英又說，香港已在廣東建立「龐大的體外經濟，既為廣東的發展發揮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更重要的是為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為香港人的就業作出重大貢獻，這是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和現實」。至於近期內地跟香港的種種矛盾，梁振英只輕描淡寫的說是香港的「容量問題」，是中港共同發展過程中的新情況，他會處理好。
我們認為，梁振英這番話反映他既低估香港在內地經濟發展上的重要角色，也低估了中港融合帶來的扭曲與問題，更錯估未來的發展形勢。首先，香港對廣東省的發展及就業絕不僅是發揮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而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政策開始，港商港企港資大規模投入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把這個地區從原來的農業社區變成輕工業生產基地，奠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及出口大國的基礎。即使到現在中國及廣東省富起來了，經濟規模大了，港資企業及工廠僱用的內地工人仍上千萬人，帶來的技術及管理經驗更成為內地企業跟世界接軌的無價寶。梁振英居然把香港的巨大貢獻說成是「一定的促進作用」，實在太低貶香港的角色及重要性了。
另一方面，梁振英指香港在廣東省建立的「體外經濟」將為香港經濟持續發展及港人就業發揮重大貢獻只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隨着廣東省本身的企業冒起，隨着廣東省政府逐步減少優惠政策及改變產業結構，原來在珠三角投資的港商及香港廠家面對越來越多問題及競爭，甚至因為成本越來越高而要搬廠或關閉在珠三角廠房。換言之，港資企業在廣東的發展已到了樽頸困局，要進一步發展不容易，更不要說為香港持續發展、為港人就業提供重大貢獻。
另一方面，中港近十多年來快速融合帶來的巨大人流、資金流固然令香港經濟、社會越來越吃不消。但是，容量只是中港矛盾最表面的病徵，最顯眼的矛盾；這股巨大的人流、錢流激化了社會矛盾，扭曲了社會經濟發展，並對一國兩制及香港特色及優勢帶來巨大衝擊。就以樓市及住屋問題為例，超寬鬆貨幣政策當然對樓價有刺激作用，但大量內地資金及投資者湧進香港樓市更令樓價火上加油，令本地上班族特別是年輕一輩越來越望樓興嘆，苦無上車機會。此外，大量內地旅客對旅遊設施、社區設施、商業服務都造成重大影響，令本地消費者及市民無所適從，怨聲載道。更令人擔心的是，特區政府為了進一步增加人流，考慮放寬內地居民入境規限，甚至設立內地人免簽證入境特區，令中港之間的邊界模糊化，令一國兩制的界線越來越不清楚。
只可惜梁振英對這些深層次中港矛盾視而不見，反而繼續高唱中港融合的老調。這樣下來，他跟市民的距離只會越來越遠，政府跟民眾的關係只會越來越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