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擁抱普世價值、不尊重創作和言論自由的國家，可以發展出真正的軟實力嗎？
莫言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足以證明他比從未得獎的村上春樹、余華、朱天文或者也斯都要優秀。這樣想的人大概連最基本的文學常識也沒有。諾貝爾獎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一類優勝劣敗的競技場。關於誰人得獎，我們不應抱「願最佳者勝出」(May the Best Man Win)的美好願望。只要看一看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的名單，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最佳者往往不會勝出」的遊戲。
文學上的最佳本來就說不準，更何況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辦單位瑞典文學院不見得真正懂得世界文學。不管是在理論還是創作的層面，瑞典文學只是世界文學的旁枝末流。要瑞典文學院諸公充當世界文學的終審裁判和品味判官，是強人所難。結果，他們經常做出一些既不令人信服又無法自圓其說的決定，世人早已見怪不怪。
今次莫言得獎，雖有爭議，但不失公允；這與莫言有多優秀無關。中國這個出過李白、杜甫、蘇東坡、韓愈和曹雪芹等偉大作者的國家，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早該得到肯定。在這重意義上，雖則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人的榮譽，但我只會當拿獎的莫言是中國作家的代表。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令莫言聲名大噪，但這是否意味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終於追上它的經濟實力，能夠在國際社會發揮移風易俗的影響力呢？恐怕未必。
從令人歎為觀止的京奧開幕式到令人搖頭歎息的《金陵十三釵》，張藝謀已成為中國近年最重要的「文化輸出」。問題是要張藝謀做中國的文化大使是楚才晉用，是嚴重的選角錯誤。由一個先後在農村插隊勞動和國棉八廠當工人的陝西鄉下人，到揹負宣揚中國文化重擔的「國寶級」藝術家，張藝謀無疑是近代中國藝術家自我書寫(self-writing)甚至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一個成功範例。只是張藝謀對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以至兩者的優劣，並無特別深刻的認識和洞察力。他再聰明，也無法擺脫他世界觀的先天性局限和狹隘。這大概解釋了為什麼張藝謀拍貧窮
（《一個都不能少》）、老百姓的逆來順受（《活著》），以至中國社會的封建本質（《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那麼得心應手，但嘗試要表達歷史的華麗與蒼涼（《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或者中國文化的深邃（「北京八分鐘」），卻一下子變得那樣完全不靠譜。
作為視覺奇觀，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無疑令人大開眼界，但最善於製造這種「人肉奇觀」的，往往是在政治體制上權力高度集中，在社會價值上重視官僚權威、紀律與服從，將集團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威權主義國家。無怪乎最擅長這類大型團體操(mass games)表演的國家是北韓。的確，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的文藝表演不時令人想到萬眾一心、化個人的自由意志為集體意志的閱兵式。在這個意義上，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其實沒有令全世界的電視觀眾對中國改觀，而只是以一種驚人地壯觀的方式，讓他們見識了中國動員與操控群眾的能耐。若視之為一套中國人在面對世界、急於被國際社會接納的心理背景下所作的「自我陳述」(self-representation)，京奧開幕式絕對談不上成功，甚至可以說是一次在無意中洩露心中所想的佛洛依德式失言(Freudian slip)。
至於令人髮指的《金陵十三釵》，更誤以為軟腰骨就是軟實力，結果拍出了一套假民族主義之名來歌頌媚外崇洋的電影。它講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不平凡經歷：他不但拯救了一群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無助女學生，也得到了一個顛倒眾生的中國名妓的最後一夜。他拯救不了誤墮紅塵的金陵十二釵，但如果不是因為他，她們也沒辦法為自己贖罪。美國人在這套電影裏面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救世主和征服者。這不是媚外和崇洋是什麼？
這當然不僅是張藝謀個人的問題。一個不擁抱普世價值、不尊重創作和言論自由的國家，可以發展出真正的軟實力嗎？華夏文明有幾千年歷史，但新中國成立以來，總是橫眉豎目地要「革命」、要「打倒」，傳統與現代總是在互相傾軋、角力。中國的經濟起飛，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然而除了龐大的市場、生產力和購買力之外，它有什麼價值輸出？它的藝術工作者又可以有什麼文化自信？這是中國的軟實力始終硬不起來的真正原因，莫言拿了個諾貝爾獎不見得可以改變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