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迄今已逝世的眾多學術界聞達當中，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何炳棣、霍布斯邦（Eric
J.E. Hobsbawm）、南懷瑾、勞思光……一浪接一浪，死訊也一個比一個具衝擊力。南懷瑾曾在我姐樓下居住，但從未有緣相見；很多同代朋友均曾在中文大學上過勞思光的課，但我沒有，只看過他發的筆記，以及經常通過牟宗三老師的轉述提到他。
有些人（尤其是近年的內地人）覺得南懷瑾學貫天人，另一些人認為他被神化，名過其實。然而，大抵誰也不會質疑勞思光的學術地位。為什麼？很大的程度跟他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有關。大家今天都叫那四巨冊大作為《新編中國哲學史》，有別於胡適和馮友蘭各寫的中國哲學史。事實上，不是人人都寫得出一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自己也有心以此與胡、馮兩大學界巨擘相比，而在很多哲學學生心中，勞也一早超越了胡、馮兩人。
編中國哲學史評先賢不足
哲學史不同思想史，也不同通史的哲學部分；不是哲學事件編年，更不是哲學家列傳；不是思想體系流水帳，絕非理論大雜燴。哲學史要有歷史意識，更需要哲學理念，重視史觀和方法交代。寫西方哲學史者如汗牛充棟，但人們幾無異議直豎拇指的仍只是黑格爾的《哲學史演講錄》和羅素寫的《西方哲學史》，可見要獨力完成一部哲學史，任務何等艱巨！胡適寫的中國哲學史本身只完成上卷，但據勞思光評鑒，其缺點不在沒有完成，而是一部沒有「哲學」的「哲學史」。
「胡適之先生的書……只算是未成功的嘗試之作，因為它全未接觸到中國的重要問題，並且幾乎未接觸過任何哲學問題。我說這句話，並無唐突前輩之意。……胡先生在這本書中，大部分的工作都在考訂史實；對於先秦諸子的年代及子書中的偽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證，但對於這些哲學思想或理論的內容，卻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闡釋。」（《新編中國哲學史》頁2）
胡適只是用常識介紹中國哲學，所以不及格。至於馮友蘭的哲學史，勞思光認為雖比胡著「略勝一籌」，卻最終仍是「不成功」的﹕
「馮友蘭自己在哲學理論上造詣不算太深；他解釋中國哲學史，所能運用的觀念和理論，也限於早期的柏拉圖理論與近代的新實在論。他對西方哲學理論所能把握本已不多，對中國哲學的特色更是茫無所知。因此，當他……解釋較簡單的理論時，雖然可以應付，但一接觸到宋明理學，立刻顯出大破綻。他從來不能掌握道德主體的觀念，甚至連主體性本身也悟不透、看不明。結果，他只能很勉強將中國儒學中的成德之學，當成一個形而上理論來看，自是不得要領。」（同上，頁3）
從所引勞氏對前輩作品的評論中，可見其口氣不小。中國哲學家，出了名是氣魄大，口氣也大。世傳梁漱溟曾渡江突遇風浪，有覆舟之虞，他便站到船頭對天大喊，說他不能死，因為中國還要等待他寫寫書拯救。熊十力聽了，大罵梁大言不慚，因為這種話梁先生沒資格說，能救中國該是熊先生他本人。北京大學校園亭中論學，馮友蘭提到良知是一預設時，據說熊十力也立即破口大罵，宣示良知是一呈現！
沒實學口氣大令人失笑；慧學兼備的，間中口出狂言反顯其風範。從學於牟先生時，幾乎每天都聽他月旦天下，舌下從不容情；相比於熊、牟，勞思光實算不了怎樣；他批判前人，並不基於過度的自許，相反，正因為看到前輩的不足之處，逼迫自己發展出一套優於他們的哲學史研究方法，因而反過來不怕不客氣指出他們的錯誤，提醒後人。突出自己與否，只不過是副作用而已。
創基源問題研究法
勞思光提出的哲學史方法，正是結合觀念派（以系統研究法為其代表）、史料派（以發生研究法為代表）、（語理）分析派（以解析研究法為代表）3種常見研究方向之長處，並得以避其短處的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用勞思光自己的說法，基源問題研究法，正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以史學考證為助力，以終攝個別哲學活動於一定設準之下為歸宿」，集真實性、系統性、統一性於一身的一套方法程序。
理論的提出，往往源於對某一或一些問題之求解，找到此問題，理清語意、理路，輔以史述、資料考證，在時間發展上追尋其沿革、軌舻；最後放到一個明確提出的設準底下，才算是工作的完成。設準突顯作者的識見，也每每反映了他獨創的觀念（如有的話）。勞思光明言撰史者不怕提出設準，不必怕被人批評主觀，更不必怕犯錯。在不獨斷的基礎上，交代己說的設準，其實同時宣示了自己的限制。
是的，勞思光正是靈活使用「基源問題研究法」，得出孔子為中國哲學理論第一、儒家主幹心性論、道家源於楊朱、道家主體為生命我／情意我等等一家之說。他的哲學史，並非資料堆合，學案排比，而是有論有考有據，匯為一特長篇哲學論稿。
《新編中國哲學史》共三卷，論及宋明理學的第三卷便分成上、下兩冊；牟宗三先生不止一次說那是因為勞思光受了他寫《心體與性體》影響，明顯要對其在書中提出的宋明理學三系說作出回應，提出勞自己的「一系說」（或「宋明理學只有一主流」的說法）。真實情如何我未能斷定，但宋明理學作為最複雜的中國哲學形態或系統（「道德形上學」），自難免勞煩勞先生大費周章以處理。
近年常想，勞思光提出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可能並不限於適用於哲學史。如果真有人想整理一部香港電影史，運用這個方法，尋找一個基源問題（例如生存問題），提出一個設準（例如主體性），又能否開展出一些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