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分流行一套說法：社會爭論太多，蹉跎歲月，令發展停滯。例如不少人把新加坡想像成仍然充滿李光耀色彩的強勢管治，期望香港效法。此崇拜強勢管治、貶低社會問政的心理，既漠視香港過去的管治經驗，亦忽視鄰近區域的民主化趨勢。
港英時代的自由社會與殖民管治
綜觀歷史，雖然港英管治十分出色，但香港過去的成功與強勢政府沒有必然關係。六七十年代，相比鄰近威權政府主導的地區，香港政府算不上強勢，比較倚重與社會溝通合作，香港因而相對自由。1966年，英國殖民地部殖民地政務次官懷特夫人訪港後，已認為社會大眾要求參與更多本地事務的訴求比政府估計更強烈。同年，青年蘇守忠的絕食行動被視為本土社會意識的萌發點。六七暴動後的1970年代，社會運動逐漸為當時管治者帶來壓力。1973年，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為平民憤，港督麥理浩成立調查委員會，檢討反貪污工作，翌年成立廉政公署。面對冒起的社會問政意識，管治者覑重增強溝通、而非嚴厲操控社會。香港引以為傲的廉政，其實是民眾在相對自由的氛圍下參與政治、同時政府願意回應民眾訴求的結果。
從1950年代尾到1980年代初，幾位港督的管治思路幾近一脈相承——以建立市民信心為首要目標，擴大市民問政渠道，積極回應訴求。接任港督前，柏立基曾任新加坡總督3年，任內遇上新加坡自治運動高潮，更曾積極配合推動自治進程。也許新加坡自治運動對他有所啟示，他出任港督時推動公務員本地化，華人高級公務員倍增。所謂「麥里浩仁政」，其實是蕭規曹隨，把柏立基後的戴麟趾政策擴充，包括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令市民有更大參與權，打擊貪污，推行免費教育，興建沙田新市鎮等。港英管治者並非本地人，管治基礎並不穩固，因此處理社會意見時相當小心，不會傲慢地視10萬人上街為「社會上的少數」或「小撮人阻礙施政」。
香港人今天視為學習榜樣的星洲強勢政府，實源起自極為不同的歷史背景。二戰後東南亞掀起反殖浪潮。1965年，新加坡獨立，本地人當家作主，社會跟管治者之間的對立大減。在馬來西亞及印尼包圍下，本地精英領導的政府以團結為口號、強勢主導發展，某程度上是順理成章。因為歷史軌舻不同，現時香港在政體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和政治文化兩方面已跟新加坡有極大差異；且，香港是中國特區，獨立性遠比主權國家低，因此動輒認為「香港應學習新加坡的強勢管治」，是對兩地歷史認識片面的一種表現。
區域發展：民主化的歷史大方向
假如認為過去的管治經驗已經不合時宜，那是對香港現與亞洲威權管治民主化趨勢視而不見。
一，有論者以「香港經濟落後於新加坡」為由，認為必須強勢管治。這種說法並非毫無爭議。星洲論政網站the Online Citizen今年3月時曾比較雙城過去5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發現走勢幾乎一模一樣；《南華早報》專欄作者Jake
van der Kamp於6月時發表評論〈Memo to
CY: Singapore isn't better off〉，指香港僱員在2003至2012期間的平均消費能力都比星洲的高。瑞銀去年一份報告亦有類似結論。今年，香港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連續第2年被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位列新加坡之上。星港不同的管治模式，只是因應過去各自形勢的不同應對。星洲部分政策值得參考，不等如香港需要強勢管治。
二，支持強政府的論者，亦沒有注意鄰近地區的新趨勢——教育普及、資訊流通愈趨便捷、國民世界遊歷增多，各地社會問政意識愈來愈強，政府施政愈來愈難繞過民眾。這裏不提早已由威權政體過渡成民主政體的韓國與台灣；越南共產黨早於2006年推行政治改革，電視直播國會辯論，最近國會更否決政府修建高鐵的計劃；緬甸獨裁軍政府的急促民主化令人目眩；2008年大選後，馬來西亞執政黨巫統長期壟斷國會局面被反對黨打破，首相納吉破天荒地廢除類似23條的內部安全法來爭取支持。公開政治辯論文化開始興起，被視為學習榜樣的新加坡也不例外。去年國會大選，縱使大選前經濟錄得雙位數字增長，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支持度卻下跌，反對黨取得歷來最多國會議席。《紐約時報》指，新加坡政府開始放鬆對社會的控制，容許更多社會聲音與監察。
過去，社會自由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成功基石，現在，於香港身處的亞洲裏，各地社會也開始有更多自由問政。仍然把威權政治視作「亞洲價值」的，大概只剩下中國與朝鮮。筆者身在星洲，每天讀港聞，完全可感受到兩地自由風氣逐漸逆轉，不免憂心：香港真能承受失去自由的代價？
急功近利才是問題所在
單看近半年，不少評論都不約而同指出政府應該首重溝通與合作——例如新力量網絡的「聯盟政府」方案、盧子健的〈「大和解」第一步：特首真普選〉和黃偉豪的〈「拉布」對市民的好處——速度和效率絕非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價值〉。香港管治的核心問題，並非不夠強勢，而是過分急功近利，迷信強政府可帶來速度與效率，也愈趨欠缺世界視野，漠視香港獨特的歷史以及比鄰近地區有利的制度。香港不僅是中國一部分，也必須是跟中國大陸不一樣、緊貼國際潮流的特別行政區。假使港人繼續對自身過去與世界未來不聞不問，香港未來的管治只會削足適履、倒行逆施。
作者鄺健銘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李祖喬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崔偉恆：從單一集權制度到民間社會
在內地和香港最近發生的群眾事件，演繹了國家和民間社會之間的動態關係。在國家全面民主化前，國人需要更大的努力，達致更好的治理；而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多的民眾參與，是加強政府合法性的不二法門。顯而易見，同時在北京和香港，兩地的當權者都有非常急切的需要去加強認受性。
當 數百萬人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街道上示威的時候，他們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佔據街道。但大家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政治自由化與更具活力的公民社會正在形式，無論
是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方式都正在進行。政府必須正視，以適應這種強大的「民間」動員力，否則它將會變成一個更具破壞性的力量，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政治權力和權威
任何人上過一類政治101課程的都知道，政治是權力和權威的配置。而在最高水平的權力權威配置，筆者認為是認受性，權力和權威的分配，是來自我們的內含價值。
的確，從我們的制度、機構配置，可以看出我們的政治權力結構排序，體現政治權力的形成。從制度主義的角度來看，可以有四種制度分析：一）基本國家制度；二）孟德斯鳩制度，例如︰三權分立；三）中央、地方權力配置；四）經濟制度，例如︰佛利民式市場。
這四個不同的系統解決不同形式的政治權力分配，並形成不同組織形態的政治權力，從聯邦制，行政、立法、司法之間的關係，選舉規則的影響和經濟制度對經濟表現的影響，及其對政治自由的影響。
再詳細的制度選項可以有兩黨制度與多黨制、比例與多數派制度、一院制和兩院制、一元制與聯邦制、議會制與總統制，司法審查、司法預覽，弱與強的地方自治權，分贓制官員招聘與公務員招聘，專業與徵兵兵役和在國家經濟關係中政府採取市場自由抑或國家主導、社團制度。
而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最近發生的一系列的群眾事件，是自1989年以來在大陸規模最大的群眾示威，似乎說明了我國、我城的人民、市民在兩個制度選擇中必須考慮的關係：一、強弱國家──社會關係；二、強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
從反國民教育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到公眾集會看到，香港配置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新媒體如YouTube和Facebook的出現，推動了一些組織的滅 亡、淘汰了舊的制度，動員群眾從此不需要正式組織架構，以香港大學學生會為例，他們今年就以驚人的舉動慶祝港大一百周年。
主權和自主權
支持國教陣營的人認為，國民教育乃天經地義，是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的體現。更坦白的意見就認為，應該考慮國民教育是因為經過英治百幾年殖民統治後，中國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後的應有之義。這可能是一個過時的意見，在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眼中，強迫選擇只會令人愈走愈遠，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
更少。進一步來說，民族認同只能培養而不可能強制執行的。
比較政治學研究者和憲法專家會告訴你，最高水平的自主權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來降低分 離主義情緒。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finger pointing）的態度，不會令任何人有任何的出路。在這個時候，作為理性愛國的中國人應該考慮，聯邦制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亦可能是唯一的方式，來確保中 國的國家完整以及一種理順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不能保證一個有意義的中央與地方的對稱關係。同樣，一個強大的民 主國家不能持續很長時間沒有獨立的民間社會存在。無論你喜不喜歡美國的國家制度，一些在常春藤學校受教育的未來中國領導人都清晰知道，「強大的國家、強大
的社會」是中國邁向一個強大的國家和富裕社會的快車道。當然證據亦可能顯示，大規模的反日示威中，既包括黨和國家引導的群眾，亦有自發自主的中國老百姓。
公民社會和民主化
一 些研究黨國動態的海外中國學者，曾經就如何令中國過渡至健康民主提出建議，指出可以通過讓太子黨與團派相互權力交替變成憲政慣例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這個安排很可能將在下月召開的十八大確認，而訊息正由中國歷史上最牛的時事評論員︰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CNN公布，當然相對於民 主社會的透明度，這仍然是很落後。
在準備民主過渡中，中國需要更好的方法，以適應不斷成長而又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這應該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議程中。同時，全國人民的政治參與和政府對公民社會的包容性必須提高，以進一步刺激現有的官僚主導的威權體制對社會的開放甚至問責。
作者為Roundtable Pioneers總幹事
余錦賢: 梁振英在國教後的另一戰場
繼一個月前政府宣布國民教育毋須獨立成科、三年開展期不強制執行後，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再表明國 民教育的指引亦擱置，任內不會再推行；雖然梁振英誓不「撤」，但政府姿態已宣告國民教育差不多「收檔」，反對國教的大聯盟亦基本收貨。政府中人強調，昨天的結果其實是預計之內，如今只望事件正式畫上句號。
梁振英上任一百日，國教風暴差不多從一開始便颳起千重浪，主事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責任 是要處理這燙手山芋，卻無能力駕馭，結果一如政府中人所言，他「付出了代價」，民望與個人能力形象跌得人仰馬翻，連帶整個政府都同樣付出代價。如今，國民教育算是暫告一段落，可是對於梁政府而言，借用梁式語言技巧：不能不說沒損害！
國教以後，政府下一場仗是特惠生果金的長者生活津貼。如今各個政黨一是要求撤走資產審查，一是調高資產審查的上限，總之政府提出的原建議是不收貨。政府目前為止表現企硬，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亦不斷約見議員摸底兼做游說工夫，且看政府今回又能否真的「企硬」！
有反對政府方案的建制派議員亦私下指出，雖然他個人口裏說要替長者爭取更多，以貫徹一貫立場，但內心也希望政府今次可以企硬，因為「政府若『車前倒後』、立場再變，恐怕日後更難管治。」這絕對是看到政府一仆一碌的惻隱之言。
今次政府推出特惠生果金，理論上有「王牌」在手，就是生效日期與立法會財委會掛鈎，議員一旦拉布或者否決，有需要的長者難提早收錢，甚至未能得到更多的援助。因此，政府內也有人認為，如果政府連這個特惠生果金也要讓步，恐怕更顯得弱勢，日後梁政府政令恐怕更難出添馬艦。
然而，近月政府內最常聽到的一句說話是：「這個政府，什麼事也可以發生」；一如勞福局中人也說未有把握，因為如今政治生態難料。政府最終在特惠生果金一役會否向議員讓步，未到最後，也未知鹿死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