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9月29日），特首梁振英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當香港與內地出現矛盾時，他一定站在香港這一方。聽他的一番講話，便清楚知道目前特區政府領導層是如何落後於形勢，跟一般香港市民的生活經驗如何脫節了。
或者這是當局者迷的緣故，身處政府辦公室的領導層會把社會發生的種種事件，簡約為行政問題，當尋找到一個可以操作（例如加強巡查、檢控）的應對方法時，便以為應該足以回應市民的期望和要求，於是「雙非」問題以「零配額」的手段暫且把問題按住，至於法律基礎的問題則容後處理或解決（不過，光陰似箭，2013年快要到來，而問題必須有一個十分清晰的答案）；面對內地向深圳非戶籍居民發出「一簽多行」來港旅遊證件，回應的方式是暫時凍結，然後把焦點轉向打擊水貨客之上，把問題聚焦於上水，以為這樣可以把問題的規模加以控制；關於房屋政策，則拋出「港人港地」的概念（但如何落實，還要看如何解決具體法律細節），作為對市民置業要求的一種照顧。
不懂處理反對意見
至於難以操作模式來處理的議題──如「國民教育」、東北發展──特區政府則明顯地卡住了，不知如何進退，在跟反對意見的互動過程之中，更顯得相當狼狽。
更嚴重的是，中港融合所引起的問題和矛盾，絕非只是一堆沒有關連的個別現象，而是方方面面的——香港、九龍、新界，海陸空、高低檔次……，一個扣連另一個的在香港產生影響，令市民感到不安。
例如加強打擊上水的水貨活動或可暫時平息該區居民的不滿，但相信在很快之後，市民便會開始提問：究竟特區政府憑什麼評估香港承受「自由行」的能力（2011 年全年有2800萬人次來訪，不是已經太多了嗎？）；究竟長遠來說特區政府又會如何看待這個承受力的問題？當凍結深圳非戶籍居民以「一簽多行」來港而仍未完全回應市民的不滿和不安時，更為尖銳的矛盾和衝突勢必發生。
在過去數月的一連串社會衝突裏，有的是放大了（例如東北發展很難理解為突然轉 向的「割地賣港」），但社會爭議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升溫、放大，在某些圈子裏一口咬定是「土共」陰謀，而與此同時，在更為廣泛的群眾之間，大部分人採取觀望態度，就看這個特區領導層如何捱下去，這現象本身必須正視和尋求一個解釋。
這個現象不能純粹以梁振英政府未能取得普遍市民信任而完全解釋過去，更不可能只是因為政府與市民在溝通上發生「技術故障」，而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出現今天見到的狀態。
我敢說，現時香港市民的確情緒低落，焦慮不安；他們的憂慮絕非個別政府行政措施可以開解──難道將來特區政府開拓每一方呎的新居住空間都限定為「港人港 地」？是否特區政府會放棄醫療、教育等發展為產業的想法（否則如何處理資源分配的問題）？在不久將來，特區政府將會如何說明她在發展深圳前海的角色？到了下一次「五年計劃」前後，她又將如何向市民解釋香港在全國規劃中的位置和角色？
面對問題才可解決
以上問題聽來 好像有點宏觀、抽象、甚至太重學術味道，但只要想深一層，上述問題將會構成未來社會議論的議程，事關它們會以很實在的方式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我們可以想像，每一條問題和每一次提問均可以進一步加強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懷疑，引起更多猜測。現在梁振英一再強調，當香港與內地出現矛盾時，他一定站在香港這一方。市民大眾願聞其詳。
有趣的是，當爭議升溫時，特區政府各位高層領導卻逐位收口，不再提及中港融合這四個大字。那是為了避重就輕？稍避風頭？權宜之計？還是公關手段？無論如何，他們不可能長期迴避這個問題，更不可能假設社會人士不會主動提出問題，然後對一些空泛的答案照單全收。
立法會很快便會正式復會，到時這類議題肯定會搞得熾熱。特區政府領導層那種以政治修辭來左閃右避，又或者以可操作的措施來避重就輕，恐怕都不是正面面對市民的方法。一場重大的辯論似乎難以避免。
承認中港之間存在矛盾，較視而不見或採取鴕鳥政策將更容易掌握問題所在，尋找處理問題的方案。承認社會上存在差異，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在中港融合中得益和看見機會，會較以喊口號的回應方法更易了解到不同需要的存在，並且積極回應。至於考慮到現時特區政府是否有足夠政治能量來正面面對這個議題時，則我們有理由繼續悲觀。
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