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港矛盾有一天真的要全面爆發，導火線大概不會是雙非孕婦、水貨客、「港英旗」、反國教、自由行等耳熟能詳之事。我愈來愈覺得，中港遲早要為《基本法》的解釋權——更直接的說法，是全國人大常委與香港終審法院的分工和權力關係，再來多一場硬仗。
在民間情緒不安、社會資源問題（物價、房價、鐵路車站空間、露營營地等）動輒轉化為香港人身分論述之際，另一條戰線也正悄然醞釀：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罕有地先後發聲明，批評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本港法官不懂中港關係、及支持以人大釋法解決「雙非」問題的言論。律師會指釋法會削弱法治，大律師公會更強烈暗示梁愛詩干預司法獨立。
老實說，罵倒梁愛詩並無意義。如果大家對2004年的愛國論爭仍有印象，應不難發現，梁愛詩的論調有點似曾相識。
2003年末，中央突然「叫停」香港政改檢討，隨之而來的，是一眾內地法律學者、官方及半官方媒體大力批評有人不懂《基本法》，並重申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一國」是「兩制」的基礎，高度自治不同完全自治，特區權力來自中央，《基本法》的解釋及修改權都在中央，不能以普通法的「剩餘權力」概念來詮釋《基本法》，中央對香港主要官員有實質任命權等。這些於香港人聽來有點像「火星文」的言論，卻獲得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積極評價」（見新華社2004年3月6日報道）。
「一國兩制」下最敏感的神經線
故此，梁愛詩不過是從另一事例去重申《基本法》的解釋權在中央（人大釋法因而可行），及香港任何機構（包括法院）都不能挑戰中央的憲制權力（例如宣布人大常委的決定是無效的）。這些於香港輿論來說十分刺耳的說話，依我觀察，卻是中央20年來不斷重申的底線。1990年頒布《基本法》後，內地法律學者於回歸前已透過中央媒體申述上述立場，自1999年起的居港權爭議，「吳嘉玲案」及「莊豐源案」最惹起內地不滿的關鍵之處，亦是人大常委的權力和權威是否受到挑戰。及後2004年的愛國論爭，所謂的「愛國」看來不過是說話的幌子——中央當時最緊張的，大概是自己的憲制權力是否被別人「重新詮釋」。去年的「剛果案」，亦涉及香港法院能否就國家行為作出判決的爭論。
雙非、水貨、自由行等社會資源分配爭議，相信中央不介意息事寧人，「港英旗」、反國教或會使內地有人不是味兒，但無損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而《基本法》的解釋權及修改權，以至人大常委及香港法院就如何理解國家行為的爭議，儘管未必是最「搶眼」的新聞，卻肯定是中央的命根子。這是「一國兩制」下最敏感的神經線，亦是中港矛盾中最要命的一環。罵倒梁愛詩，只是殺死信差，至於如何疏理，我想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