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際間與台灣作家，一致認同與高度肯定，但是在內地，莫言卻被捲入政治喧嘩之中，一些人（包括部分異見作家），認為他無資格得到諾獎，使得一場文學盛宴，被政治污染了。莫言獲獎，是中文寫作在國際間公認最高水平評選中，得到肯定，全體中國人原本應該感到雀躍，但是因為政治而未能盡情歡慶，這是中國國情不正常的結果，使「文學的莫言」，不必要地被「政治的莫言」煎熬。莫言獲獎值得祝賀和高興的同時，也折射出使人惆悵的一面。
莫言獲國際社會肯定 在內地備受政治困擾
莫言獲獎，瑞典皇家科學院給他的評語是「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從歷史和社會的視角，莫言用現實和夢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的感觀世界」，這個評語，以中國人對文學的既有認知而言，算是嶄新感受。據歐洲媒體報道，西方學者對莫言的文學成就，都給予高度評價，其中曾經把莫言作品翻譯成英文的美國教授葛浩文，更把莫言的作品與英國大文豪狄更斯相提並論，表示他們的作品都很宏大、大膽，風格華麗、神奇、有力，而且傳遞了道德信息。台灣的知名作家、文化部長龍應台與其他多位作家，他們與莫言有長期交往，對他的文學造詣和成就，都推崇備至。
但是在內地，自從數周前西方博彩公司預測莫言是今年文學獎熱門人選後，內地網上世界，圍繞此一話題熱切議論，演變成為意識形態之爭，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發起抗議活動，呼籲向諾獎評審發電郵，表達不認同莫言獲獎。評審結果公布後，有在港的內地傳媒人與在美國的異見作家，都說莫言缺乏諾貝爾文學獎尊崇的人文理想精神，認為他「完全沒有資格獲獎」，自由派對莫言的評價，與外部世界顯然不同。西方學者和台灣作家看到莫言在文學上的成就，自由派則從政治角度審視。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不認同莫言的人，較少從文學角度論證，主要是厭惡他的政治身分。
莫言擔任副主席的中國作家協會，被認為是壓制創作自由的組織。莫言能夠晉身建制組織高層，與他的文學成就肯定有關，事實上，莫言獲獎無數，文學成就早獲肯定，以內地現今的體制，他當中國作協副主席，很難說有什麼不對。問題是中國作協即使有政治職能，莫言有否壓制創作自由，才是關鍵。目前，並無證據顯示莫言做過這樣的事。
另外，莫言透過作品對一些政策和現象的批判，已有公論，莫言也說他的批判「很凌厲和不留情面」；至於對政治的表態方式，莫言說過他「選擇關在房間裏用自己的方式面對這個世界」，有批判性的作品，或許就是他這句話的答案。莫言以他熟識的文學應對現實政治，在另一個層面啟迪民智，看不到可以非議之處。
莫言以文學獲獎，卻被政治污染，歸根究柢與中國的國情有關。這次莫言獲獎，中央電視台第一時間正面報道，昨日，主管文宣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致信中國作家協會，對莫言獲獎表示祝賀。反觀12年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中國當局大肆批評和否定，認為諾獎委員會違背了諾貝爾的遺囑。莫言與高行健同樣以中文寫作，中國當局的處理截然不同，只因為高行健是異見作家，不容於當權者，高的獲獎，被解讀為諾獎委員會有政治考慮，目的要使中國尷尬。
更大的落差是兩年前，劉曉波在囚期間獲諾貝爾和平獎，中國當局勃然大怒，劉曉波當然無緣到挪威領獎，連他的妻子劉霞也不知所終，大概正「享受」維穩對待了。高行健、劉曉波與莫言同樣得諾獎，不過，中國政府對待落差之大，相信是莫言今次獲獎被賦予政治意涵的原因。不過，這個情，莫言可以做什麼，昨日他回答記者提問時，表達期望劉曉波盡早獲得自由，也算是一種表態了。
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對待諾獎以政治掛帥，這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情。莫言獲獎所受到的批評，與其說是衝覑莫言而來，不如說是借此表達對中國政府的不滿。中國政府歷來以政治審視諾獎，人民受到感染，犯上同樣的錯誤。所以，這次莫言獲獎，若能使中國政府以平常心體待諾獎，拋棄陰謀論的既定思維制式，體認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則中國與國際接軌，才會有更堅實基礎。
文學歸文學 政治歸政治 體認人文精神與國際接軌
另外，莫言立足生活的土地、孕育出滿溢人文情懷的作品，反思人性，批判時弊，被認為是反映中國人最內在誠懇的真誠，若諾獎委員會的評審準則是普世價值的反映，則期望莫言之成功，使中國領導人認識到，與國際接軌不能只依賴經濟和資本，還要靠人文精神。這個世界，並非只有政治，還有文學和文學少不了的人性，能夠看到和做到這一點，中國才會是一個正常國家，也才可以在正常情況下對應國際社會。
潘小濤﹕莫言獲獎也令北京尷尬？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內傳媒瘋狂報道，且非常興奮，但北京當局似乎有點尷尬。
首先，如何形容莫言今次得獎，北京當局有點傷腦筋。他是第一個拿到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嗎？顯然不是，達賴喇嘛才是。那麼，莫言是第一個中國籍的諾貝爾獎得主嗎？也不是，劉曉波才是首個中國籍得主呀！那麼，莫言是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嗎？也不是，高行健2000年已得此獎。
最後，官方新華網以「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報道，中新社及其他國內網站則以「莫言成為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籍作家」為題，避開相關爭議。
其次，諾貝爾評審委員頒獎給莫言是否懷有政治目的？
達賴喇嘛得獎時，北京指摘「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懷覑明顯的政治目的」（國務院新聞辦《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白皮書）。高行健獲獎時，官方新華社說：「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外交部在聲明中也表示，「高行健獲獎再次反映出諾貝爾文學獎已被用做政治目的」。到劉曉波獲頒和平獎，北京反應更激烈，官方新華社引述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高銘暄表示，「將和平獎頒給達賴喇嘛及劉曉波等人，反華意圖明顯，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對莫言得獎，外界有評論說，當中有政治目的，指諾獎委員會想藉此修補跟北京的關係。其一，莫言是中共黨員兼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與官方關係非常密切；其二，作品比莫言好的作家不少，例如余華、北島等，但他們不被官方認可，頒獎給他們就無法向北京示好了！
那麼，北京今後還會說諾貝爾獎是「有政治目的」嗎？不知是否這種尷尬，官方新華網及人民網第二天不再高調「慶祝」，《人民日報》更沒把莫言獲獎放在頭版！
謝青桐：詭異的諾貝爾文學獎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中國人欣喜若狂，中國官方也喜出望外，在《新聞聯播》裡及時播報。這和之前幾次的高行健、劉曉波和西藏達賴喇嘛贏得諾獎令中國政府相當尷尬並噤若寒蟬的局面迥然有異。
莫言獲獎，我為他高興。關於莫言，他曾經是我最推崇和喜愛的新時期中國作家之一，必須承認，他的《紅高梁家族》、《豐乳肥臀》、《生死疲勞》、《檀香刑》等作品以恣肆的語言表現力和奔流的魔幻想像力構築了一個主觀的故鄉世界，代表了近30年來中國文壇的高端成就。莫言也確實應該和史鐵生、張煒、王安憶等幾位作家一道，被視作當代漢語文學寫作的佼佼者。
但我不能接受莫言這些年越來越無限地投靠體制和無限地媚俗。任何一個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即使他不得不擁有體制身份，但在價值觀和個體良知上必須是審視、批判、質疑和對抗體制的，並且一定要與體制保持距離，這是文學藝術創作必然遵循的求真、向善、唯美的規律，也是自由知識份子必須堅守的獨立立場。因為真正的文學從來都不是為了擁戴和粉飾，真正的悲歌向來都是一種獨立的、邊緣的、懷疑的、挑戰的，甚至破壞的、革命的美學，而不該是主流的、縫合的、撫慰的美學。
今年5月22日中國作協出版了一本《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百位文學藝術家的名單裡，有些名字是意料之中的，如賀敬之、鐵凝、周巍峙等人；而另一些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如葉兆言、蘇童，還有馮驥才、陳忠實，甚至也有莫言。邀請百位著名作家親自動筆，手抄反文學、反藝術、反思想的領導講話，這本身就極不尋常。更不尋常的是，包括莫言在內的這些作家居然都欣然接受了，儘管他們比誰都清楚這個講話的政治歷史意義。
莫言上述行為留下的污點，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放在諾貝爾獎的價值語境中考量，恰恰是極大的忌諱。放在以往，有這樣的政治表現，加上他的作協副主席的體制內身份，歐洲評委是絕對不會把諾貝爾獎授予他的。然後，畢竟世界在變，此一時，彼一時，文學不是自然科學，沒有絕對的標準，外界的國際環境也會產生重要影響。中國崛起勢不可擋，歐洲近期則陷入困境，這才是莫言獲獎的機緣所在。
莫言此次獲獎，卻讓我們也對他的得獎對手村上春樹肅然起敬。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
諾貝爾文學獎很詭異。在過去的20世紀的100年裡，這個獎沒有給中國最應該享受該殊榮的魯迅、沈從文和老舍；在2000年這個新千年，突然措手不及地給了一個曾在中國大陸持不同意見的流亡作家高行健；而在今天，又給了一個體制內的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
我終於相信，這群西方評委老頭都不是什麼好鳥。一切都已背離文學本身，一切都是出於微妙的政治目的。過去一直不給中國，後來給了一個中國的反體制人士，今天又給一個中國的體制內人士，其實都是事出有因的。沒有恒定的原則，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也沒有免費的午餐。
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扯淡和墮落，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趨炎附勢和隨心所欲。
在中國積貧積弱的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他們對中國本土文學視而不見，在大家輩出、巨匠頻湧的民國時代，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大師皆與此獎無緣；在12年前東西方價值觀嚴重對壘的年代，西方評委們為了讓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在國際上出洋相，把該獎授予了逃離在外的高行健。雖然說高行健作品的精神高度和詩性價值毋庸置疑，但瑞典學院老頭們顯然也是別有用心的；又是在12年後的今天，在中國國力不斷增強、話語權持續強大的時勢背景之下，瑞典那群學院老頭們突然識時務地意識到，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國際遊戲中，富有強大影響力和重要國際地位的當代中國是不能缺席的，為了證明諾獎的權威性和對變動著的世界潮流的追隨，或者說爭取中國的合作與參與，諾獎終於與專制體制主動握手言歡。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初衷就是反對極權、反對專制，其核心價值觀就是在文學世界中構建自由的理想國度。
說到底，關鍵是中國人把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太當一回事了。用西方的思維視角去強勢地規定和評判東方的文化精神，本來就是文化上的後殖民主義。不就是幾個白人評委老頭按照某種既定標準玩的國際遊戲嗎？文學是非常個人化、民族化、地域化的東西，甚至是非常私人化、鄉土化、母語化的東西，沒有任何固定標准，不同語言的轉譯和闡釋更是難上加難。如果說有什麼可以抽取的共同標準，能找到的共性就是普世價值、人類情感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性。而如果現在連這個共性都失去了，諾貝爾文學獎還剩下什麼價值呢？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瑞典文學院的那幾個白人評委老頭，肯定不懂中國的莊子，不懂《牡丹亭》，不懂國共內戰的歷史，甚至沒有吃過紅燒肉。
(文章重溫) 鞠白玉：手抄毛講話 作家齊獻媚
信報財經新聞 11-7-2012
早前一些久未見新作的作家們集體露了一次臉，用微博的語境就是：現了一次眼。包括賀敬之、陳忠實、二月河、莫言、蘇童、賈平凹、王蒙和鐵凝等重量級作家，每人手抄一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藉此紀念該講話誕生七十周年，該手抄出版物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
每位作家手抄170個字，報酬1000元。出版社編輯提前打電話預約，若對方應允，便寄來稿紙和需抄寫的片段，1000元以現金形式附送在信封裏。
誰 也不會想到時至今日，在公共輿論裏的「毛澤東」與官場體制下的「毛澤東」早已壁壘分明。公眾質疑的是為何包括作協主席的百位作家齊齊獻媚？七十年前的毛講
話已經從根本上扼殺了中國文學創作的自由風氣，是文學創作者為政治服務的開端，為何到今天，百位作家未有醒悟和批判，反倒以此方式紀念毛？
黃泥掉進褲襠裏
除葉兆言和周國平外，其餘作家皆保持沉默。葉在微博上表明是因自己「太不當回事」，「出版社寄了一千塊現金，要沒頭沒腦地抄一段，第一，把錢用了，不理它；
第二，去郵局退錢，太麻煩；第三，不就是抄一段嗎。」網友一駡，葉也很後悔：「確實有些丟人，黃泥掉進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周國平則發表長文，表明是顧及情面。
編輯曾透露，有藝術家以「手抖」為由，婉拒了此事，算是保住了晚節。「有些人在文革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就很委婉地拒絕。」
這本書自然毫無市場可言，最有可能的是做為紀念?發給官員，這仍是體制裏的自我狂歡，卻忘記了，自有一幫民眾對這事有權發言。那些看這些作家的書長大的人， 那些曾因他們的作品而改變了世界觀價值觀的人，那些還一廂情願地相信作家應該更具獨立靈魂的人，或是仍然指望作家們能集體為我們荒唐的過去反思的人。他們
頹然發現，這些老中青知名作家已經不是名義上的被豢養了，在某種時刻，他們忘了寫作的意義，忘了成為一個作家的意圖，他們隨時會為政黨的需要做任何事情。 不在威迫利透下，哪怕只是無法退回的1000元，或是熟人編輯的情面，他們就會樂意抄寫一段腐朽的講話，忘記了當年的他們，為了反抗和逃離付出的努力。
毛的講話裏有這麼一段：「那麼，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
獨立人格的販賣
這幾乎是這些手抄名單作家的作品的一面鏡子，恰是因為他們在某一時期堅決背棄了這段講話，他們堅持要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了藝術而藝術的，甚至是頹廢且悲觀的，才成全了他們成為一個作家的全部含義。
近半個世紀以來，許多作家因為反右和文革的衝擊，喪了命，丟了尊嚴，捂住了嘴，失去了自由的筆，他們曾為此那麼忿然，在文革結束後的文學浪潮裏大聲控訴，如
同莫言所說：像條憋壞了的狗，要好好叫上幾天。他們因批判過去而獲得名望，卻隨之自投羅網，削尖了腦袋進作協，那種集體式的、被指令的、被禁錮的，就像舊 日的大麻癮，痛恨它卻欲罷不能。
作協有固定工資，大概幾千塊，有每年例行的采風筆會，公款旅行。只是貪圖這些嗎，重要的是，沒有一個國家的 作家比中國作家更缺少安全感，更懼怕孤獨。那些被迫害被整肅被流放的日子算什麼呢，反正已經過去了，死的人已經死去了，活着的人應當想辦法過上更好的日
子。寫作變成了一種高度職業化，就像開餐館或者賣紅酒，只是一種謀生手段的意義層面，况且它是獲得名望財富的最佳途徑。所謂獨立人格成了一種販賣，跟圈子 保留距離在這個國家是行不通的，自己和父輩曾面對過的境遇成了陰影，無論什麼時代，他們都覺得組織是最安全的。他們寧可忍受冗長的會議，接受上級的最高指
示，也不想再過風吹雨打的日子。至於創作，像是從前被排斥被隔絕時的一種報復，但凡衣食無憂的情况下，完全不必再冒險了。
一百位作家和藝術家，幾乎百分百受過延安講話餘音的惡果，也曾因反抗講話精神進行獨立寫作才成為作家，集體失節可稱得上是中國文壇的淪喪，沒有見過他們在人權宣言上簽名，未見得他們在憲法修訂上發表意見，卻在一本紀念他們的劊子手的文集上留下筆迹。
從那時起，過往的中國文學記憶就這麼破碎了，有誰還會相信他們當年那麼想說的話是真的，他們描述的，嚮往的自由夢，也只是為稻梁謀的藉口。
雲尼: 莫言是一名知道分子
法國名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曾經說過：「說假話及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說謊，似乎是合時宜的。一直說假話附和時宜，這對敵人太有利了，真理雖然逆耳，但是它刺傷人是為了治癒它。」
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很多俊傑為了保持和諧而選擇沉默，不肯或不敢說出內心的話，他們並不知道，選擇沉默亦是說謊的一種。在我們中國，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他們拒絕選擇沉默，不畏強權，不顧個人安危亦要說出內心的說話，就是希望國家走進康莊大道。維權分子劉曉波，知道國內的人權狀況並不理想，以知識分子的大無畏精神發表《零八憲章》被判重刑，而「知道分子」莫言卻不但只選擇沉默，他還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遏制創作自由，拒絕與異議作家會面，他還大言不慚的說：「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寫作，不應試圖讓所有人都成為魯迅，中國有一個魯迅就夠了，假如現在有一萬個魯迅，也是一場災難。」「沉默也是一種自由。」
如今，兩位風格截然不同的作家先後獲得諾貝爾獎項，獲得和平獎的劉曉波因為不識時務，被國家長期囚禁，而獲得文學獎的莫言因為深懂時務而受到共產黨愛戴。惟我們還是敬重劉曉波多於莫言，因為前者當仁不讓，為中國人的人權自由而努力；後者卻缺乏人文理想，欠缺知識分子良知，沒有扮演好諍言者的角色。我們沒有因為莫言的得獎而感到興奮莫名，只對劉曉波仍身處獄中而感到悲痛莫名。
「知識分子」與「知道分子」的分別，就是前者在關鍵時刻有勇氣是其是、非其非，而後者卻在關鍵時刻保持沉默，明哲保身，將責任推卸給「知識分子」。令人莫名其妙的中國只能容納如莫言般的「知道分子」。
雲尼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