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恩榮與盧恩臨上星期在「觀點版」的文章可謂及時雨，為不善於積累與反省的香港運動，指出了思考及實踐的方向。他們擔心在擱置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之後，學校及老師很有可能退回到非政治化的狀態，避開政治內容。因此，他們提出，當務之急是重構公民政治教育。
他們啟發了我想再循着這思路想下去。反國教運動以「反洗腦」為主題，矛頭指向意圖整合思想教育工作的中港建制派，這個略嫌簡化的主題，在危急關頭，情非得已，是可以理解。但是，擊退一次建制派企圖，不代表改變了香港教育生態，要改變，也不能停留在原來的議程。換一個較學術的說法，「建制」（The Establishment）不同於「現狀」（status quo），前者是有名有姓在上位的統治精英及其統治機器，包括特首、局長及土共陣營中的國教大旗手；然而後者則是遍佈學校與社區的權力機制，就像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權力一樣，猶如微絲血管，遍佈各處。反國教團體提出「遍地開花」，花就是要開在權力機制之中。
「遍地開花」 花就是要開在權力機制之中
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在反國教運動中，大部分人的目光投放在政府總部。可是，不要忘記，不少鬥爭也發生在中小學。有校友及家長在原來打算開設國教科的學校門外設街站，派黑絲帶，不少校長大為緊張，甚至發生衝突。而且，當有家長嘗試乘着運動聲勢，試圖提出意見及參與學校的課程籌劃，立即便發現，學校幾乎不存在民主協商的空間。非家長人士固然被拒諸門外，不少校長還一如以往，把家長諮詢會變成訓導會（學生日常的狀可想而知），親校方的家長竭力保皇，異議的家長難有寸進，更有學校當權者擺出一副「你不高興可以轉校」的嘴臉。
被痛擊後的重新部署
有許多家長感覺到，政府總部的高度敵我「群眾vs.政府」的邏輯，在學校裏是派不上用場的。因為，學校的領導層作風雖不民主，但並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大獨裁者，他們更像一位企業家或CEO。學校的生態盤根錯節，學生是訓育對象，老師是員工，家長被定位在不被預設能參政的消費者，而學校則有點像一家公司。例如，有某小學的校長原來已打算開展國民教育科，她本身沒有什麼很明顯的染紅背景，她支持國教的理由也不是忠黨愛國，而是因為愈早開辦便愈早拿到政府資源！而這對學校發展是大好機遇。香港的中小學校在不經不覺間已變得愈來愈重視競爭力，不過，它們不是在商業市場中競爭，而是在政府資助體系、公關形象戰、家長偏好等等之中競賽。其實，本地教育研究學者蔡寶瓊等早已有研究，勾劃出這種港式教育的新自由主義風氣。
至於校本條例及法團校董會，可能削弱了一點辦學團體的自主權，讓多一點校外的力量參與。可是，親建制陣營早在不少家教會中相當活躍，我自己也曾在去年的區議會中，見識過他們動員能力。他們雖不至於隻手遮天，但沒有強大反對派組織動員與介入，親建制派家長進入校董會，與保守的辦學團體合作，一起操控課程設計等等，實在相當容易。事實上，有校長坦承，過去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中，早已有國教指引中的內容。這些都在低調而非政治化的姿態下推行。
因此，我們應解讀梁振英放棄開展及擱置指引決定，其實是被痛擊後的重新部署。因為，他明白到，怎樣的強政勵治，還是需要依靠香港的現狀，並與建制派進行策略性合謀。梁不忘警告反對者，不要干擾學校運作，因為他知道，統治階層的基本盤就在那裏。只有守着基本盤，國民教育雖開科不成，但其「成分」可以在不同學科，不同活動與信息，以「國情教育」、「認識中國」、「發展」及「機遇」等等名義，滲進教育與媒介之中，以達「人心回歸」之效。
陣地戰
因此，「遍地開花」這句口號，考驗香港社會抗爭的韌性。同時，也要求我們在喊口號的勇氣之外，要有清醒的分析頭腦，以及沉着的耐性，讓我們理想的「公民社會」不止出現在政總門外或遊行中的街頭，不止在與梁振英政府的街頭對壘之中，更體現在持續日常生活的改造之中。用文化研究的左翼理論源流之一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說法，就是要在市民社會，即學校、教會與媒體等等之中，進行陣地戰。回歸以來，香港人由「維持現狀」，發展到普遍對現狀不滿。但是，若無法在市民社會中開展陣地戰，恐怕即使他日有能力把梁振英也「撤」了，亦無法改變具支配性的現狀。追尋一種好的政治，啟動進步的政治化過程，不單體現在打倒課程指引，不止是對抗建制派，還包括改變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