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1日星期日

葉蔭聰﹕由反建制到改變現狀




梁恩榮與盧恩臨上星期在「觀點版」的文章可謂及時雨,為不善於積累與反省的香港運動,指出了思考及實踐的方向。他們擔心在擱置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之後,學校及老師很有可能退回到非政治化的狀態,避開政治內容。因此,他們提出,當務之急是重構公民政治教育。

他們啟發了我想再循着這思路想下去。反國教運動以「反洗腦」為主題,矛頭指向意圖整合思想教育工作的中港建制派,這個略嫌簡化的主題,在危急關頭,情非得已,是可以理解。但是,擊退一次建制派企圖,不代表改變了香港教育生態,要改變,也不能停留在原來的議程。換一個較學術的說法,「建制」(The Establishment)不同於「現狀」(status quo),前者是有名有姓在上位的統治精英及其統治機器,包括特首、局長及土共陣營中的國教大旗手;然而後者則是遍佈學校與社區的權力機制,就像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權力一樣,猶如微絲血管,遍佈各處。反國教團體提出「遍地開花」,花就是要開在權力機制之中。

「遍地開花」 花就是要開在權力機制之中

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在反國教運動中,大部分人的目光投放在政府總部。可是,不要忘記,不少鬥爭也發生在中小學。有校友及家長在原來打算開設國教科的學校門外設街站,派黑絲帶,不少校長大為緊張,甚至發生衝突。而且,當有家長嘗試乘着運動聲勢,試圖提出意見及參與學校的課程籌劃,立即便發現,學校幾乎不存在民主協商的空間。非家長人士固然被拒諸門外,不少校長還一如以往,把家長諮詢會變成訓導會(學生日常的狀可想而知),親校方的家長竭力保皇,異議的家長難有寸進,更有學校當權者擺出一副「你不高興可以轉校」的嘴臉。

被痛擊後的重新部署

有許多家長感覺到,政府總部的高度敵我「群眾vs.政府」的邏輯,在學校裏是派不上用場的。因為,學校的領導層作風雖不民主,但並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大獨裁者,他們更像一位企業家或CEO。學校的生態盤根錯節,學生是訓育對象,老師是員工,家長被定位在不被預設能參政的消費者,而學校則有點像一家公司。例如,有某小學的校長原來已打算開展國民教育科,她本身沒有什麼很明顯的染紅背景,她支持國教的理由也不是忠黨愛國,而是因為愈早開辦便愈早拿到政府資源!而這對學校發展是大好機遇。香港的中小學校在不經不覺間已變得愈來愈重視競爭力,不過,它們不是在商業市場中競爭,而是在政府資助體系、公關形象戰、家長偏好等等之中競賽。其實,本地教育研究學者蔡寶瓊等早已有研究,勾劃出這種港式教育的新自由主義風氣。

至於校本條例及法團校董會,可能削弱了一點辦學團體的自主權,讓多一點校外的力量參與。可是,親建制陣營早在不少家教會中相當活躍,我自己也曾在去年的區議會中,見識過他們動員能力。他們雖不至於隻手遮天,但沒有強大反對派組織動員與介入,親建制派家長進入校董會,與保守的辦學團體合作,一起操控課程設計等等,實在相當容易。事實上,有校長坦承,過去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中,早已有國教指引中的內容。這些都在低調而非政治化的姿態下推行。

因此,我們應解讀梁振英放棄開展及擱置指引決定,其實是被痛擊後的重新部署。因為,他明白到,怎樣的強政勵治,還是需要依靠香港的現狀,並與建制派進行策略性合謀。梁不忘警告反對者,不要干擾學校運作,因為他知道,統治階層的基本盤就在那裏。只有守着基本盤,國民教育雖開科不成,但其「成分」可以在不同學科,不同活動與信息,以「國情教育」、「認識中國」、「發展」及「機遇」等等名義,滲進教育與媒介之中,以達「人心回歸」之效。

陣地戰

因此,「遍地開花」這句口號,考驗香港社會抗爭的韌性。同時,也要求我們在喊口號的勇氣之外,要有清醒的分析頭腦,以及沉着的耐性,讓我們理想的「公民社會」不止出現在政總門外或遊行中的街頭,不止在與梁振英政府的街頭對壘之中,更體現在持續日常生活的改造之中。用文化研究的左翼理論源流之一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說法,就是要在市民社會,即學校、教會與媒體等等之中,進行陣地戰。回歸以來,香港人由「維持現狀」,發展到普遍對現狀不滿。但是,若無法在市民社會中開展陣地戰,恐怕即使他日有能力把梁振英也「撤」了,亦無法改變具支配性的現狀。追尋一種好的政治,啟動進步的政治化過程,不單體現在打倒課程指引,不止是對抗建制派,還包括改變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