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6日星期五

邵力競:梁振英「百日維新」考




特首梁振英上台已過百日,相信梁先生自己也不會否定,施政的困難,要比預期高,做特首和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是兩碼子事。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梁政 府目前舉步維艱,到底是他個人問題,還是既有制度的問題?他面對的困局,是個人困局,還是整個香港的困局?梁班子實施的到底是新政,還是曾班子的慣性延 續?

說他是個人問題,我們馬上會聯想到以下種種:他的疑似共產黨身份、「語言偽術」、用人失察等等。這些,幾乎成了過去幾個月熱烘烘的輿論焦點。不過,如果我們把眼光拉遠一點,會發現:

一、他的疑似黨員身份和所謂「語言偽術」,由來已久,不是今天才被發現,傳媒在特首選戰時也有報道,為何人們到今天才醒覺?

二、梁班子某些人選的確乏善足陳。這是他缺乏容人之量?還是有能者不願出來服務社會?是用人失察?還是根本無人可用?

一線人才 何以失蹤

有人說,梁班子只是建制派的二線人才;果如是,為何一線人才不願出來?很明顯,這反映了選舉以來,唐、梁兩股勢力的裂痕。最近,行政會議新添兩位成員,可視為團結建制派的舉措。

至於民主黨派,為了爭取普選,便不能加入小圈子選出來的政府,對此我們耳熟能詳。只是作為邏輯推論,兩者沒有因果關係,因為普選是爭取的目標,卻不一定須要是行事的前提。現實政治的目標和手段,往往是不一樣的。

然 而,選舉期間曾經支持梁振英的各界名人,除了出任行政會議的,都跑哪裏去了?一方面,固然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也因為那本身只是一種很鬆散的、缺乏組織 的聯合。如果那是一個正式政黨,而梁氏又是黨主席,那麼便不用為找人而頭疼,甚至一早可以擬好公開名單,上任前便可開始研究施政的種種困難,設想好應對方 案,怎會如此狼狽?只是依賴臨時特首辦,或其他非正式的機關渠道,應付這麼多複雜問題,又豈能成事?反對派把這看成純粹的誠信問題,其實還有實際的組織問 題。

更有趣的是,那些原來支持他的民眾,又跑哪裏去了?如果我們細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梁氏在歷次民調中都遙遙領先,直到最後電視辯 論,唐英年揭秘,中聯辦明顯介入;但從316日至23日,梁的民調「得票」由39%滑落到35%,卻仍是最高;「三二三」民間選特首,梁得票近18%, 略高於其餘兩位,雖然棄權票佔總數55%,但真普選的話他可能還是會低票當選。327日特首選舉後的跟進調查,支持度51,也勉強合格。

行政慣性 被迫延續

現在,他的支持者是改變主意了?還是發現被騙了?你可以說,這正好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弱點、群眾的非理性;也可以說,選民沒有道德義務要支持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遑論這只是民意調查而不是真正選舉。

我的解讀是,梁氏在選舉期間民意上的領先,反映了社會上對曾蔭權治下貧富兩極化的普遍不滿,尤其是地產霸權和某些社會階級對經濟資源的長期壟斷。

當然,奢望梁氏能來個翻天覆地,本身就不切實際。梁氏的政綱,相對唐英年來說,只是略為偏左,用他自己的話,是「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他的政治理念,是在 不根本改變——或者也實在無法改變——目前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前提下,讓經濟成果能較合理分配,紓緩社會矛盾,反過來這又會減低推行體制改革的訴求。

因此,他主張政府要在房屋、土地利用、產業政策、社會福利等方面作出較大主導作用,改變曾蔭權時代無所作為的狀況。

香港的某些既得利益,自然不會希望看到他成功;民主派跟他道不同而不相為謀,也不會希望他成功。因為他的成功,會紓緩普選的訴求;他的失敗,會反證小圈子選舉的荒謬。但是,對於廣大香港民眾呢?

也許,對於大多數低下階層而言,是希望看到他成功的,因為有實際的好處;但是對於並非單純看重物質利益的中產階級來說,心情比較複雜。選舉後期的抹黑,以及梁氏本人在選後的誠信問題,觸及中產階級近年關心的核心價值;雖然到底什麼是核心價值,沒人說得準。
在整個選舉期間,很多人害怕梁氏執政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這可能只是一種政治宣傳。現在看來,這種憂慮明顯是多餘的。

警惕政府 已成慣性

首先,我們要把梁班子與「政府」兩個概念分開。請記住,梁氏蒞任之初,他能帶進政府的,就只有四十來個正副局長和行會成員,連司機也許不能帶!行會尚多新面孔,局長當中,卻有九位在前朝位居顯要;而且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是他的親信?多少是各方折衷的結果?

大家不要把所有事情看作個人道德問題。無論你是何黨何派,一天也就只有二十四小時,你要面對這麼多問題,最終還得就地取材,依賴既有的行政系統——公務員,以及前朝留下的正、副局長、司長。只是如此一來,便得接受後者的行政慣性。

我以老人福利作例子,說明一下。先來看看以下這官方發言:

「如 何處理高齡津貼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我提出有關高齡津貼的幾點檢討方向,主要是想從政策的長遠可持續性及公共財政承擔角度出發。我認為既然社會觀念已 經改變,視高齡津貼為長者生活補助,不單純是象徵式敬老金,我們是需要考慮在提高津貼水平之餘,引入新的入息資產審查制度」。

這段話不是出自現政府,而是剛好四年前曾蔭權的講話!事緣當時曾氏在《施政報告》表示,可把高齡津貼(生果金)加至一千元,但得加設審查制度,結果在立法會發生首次的「掟蕉」事件,最後在民情反彈下不得不退讓,擱置審查。

以 此觀之,梁班子增設「長者生活津貼」的新措施,數額雖提升到二千二百元,審查制度放寬為純粹申報,但在政策考量上,背後的思維非常有連貫性。把曾蔭權的稿 子換成現在勞工福利局局長的稿子,基本調子沒變。這就是我說的行政慣性。當然,這個例子比較突出,因為張建宗局長還是連任。

第二,另一邊的反對派,思路和論調也是大同小異。把四年前反對曾蔭權《施政報告》的輿論,稍微改頭換面,基本也跟現在無異。

這是由於曾蔭權時代長期以來的政策傾斜,以及後期一系列的貪瀆事件,讓傳媒和公民社會對政府常保警惕之心。這種不信任,已經從原來對個別人士的不信任,慢慢變成對整個政府體制的慣性不信任。以前是,除非你騙了我,我先信你;現在是,無論你做什麼,我先不信任你。

所以縱觀梁特首上台百日,令人詫異的,不是變化之大,而是變化之少——體制內的行政慣性,一如既往;傳媒和社會的不信任,也只是延續曾氏政府晚期的劣勢,變本加厲。我們與其害怕梁振英太厲害,倒不如怕他一事無成,香港繼續蹉跎歲月。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光明頂 2012-10-25談英式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