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莫言獲今屆諾貝爾文學獎至今，觀察華文世界的作家和學者發表的文章，多以莫言寫作手法表揚他的文學成就。著名中國文學研究者陳平原教授，則有另一個看法，認為中國小說自梁啟超在1902年創辦《新小說》至今，大放異彩已有一世紀，接下來要興起的文類，應該是……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對他本人來說，自然是極高的榮譽；順帶着，無論國人還是外國讀者，都會更加關注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的長篇小說。是小說家而不是詩人、劇作家、散文家獲此大獎，這本身是有偶然性的；但以中國人對於諾貝爾獎的崇敬與迷信，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起碼在中國，「小說」這一文類會更加走運。
為什麼要從「文類」角度說事？因為「小說」在傳統中國不登大雅之堂，而在二十世紀中國則獨佔鰲頭，成為「文學中的文學」。進入新世紀，這好運是否還能長久保持，不是沒有爭議的。
「小說界革命」的由來
十年前，我在台灣大學講學期間，曾順便參加了中央大學主辦的「新小說一百年研討會」，做了題為《懷念「小說的世紀」》的主旨演說。二十世紀初年，一場號稱「小說界革命」的文學運動，揭開了中國小說史上嶄新的一頁。尋找這一歷史事件的原點，學者們莫不指認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創刊於日本橫濱的《新小說》雜誌。梁擧超在《新小說》上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這一高論，成了二十世紀最有前瞻性、也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口號。我在論文中稱：「在二十世紀中國，相對於詩歌、散文、戲劇等文類，小說的聲勢無疑最為浩大，成就也最為顯赫，得到的掌聲鼓勵也特別多。在這個意義上，稱二十世紀為『小說的世紀』，一點也不過分。」至於小說這一文類，為何以及如何在二十世紀中國「大放異彩」，這裏就不細說了。
我關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二十一世紀中國，是否依舊還是「小說的世紀」？很多人不假思索地點頭，我卻持懷疑態度。2000年初，應上海《文匯報》之邀，撰短文暢想「新世紀」（那時普遍誤認為，2000年元旦即為「新世紀」第一天）。因為是文學教授，我談的是「文運」而非「世運」，其中涉及小說的「文壇霸主地位」正受到日益明顯的挑戰：「就想像之豐富，敘事之細膩以及場面之波瀾壯闊，影視的潛力遠非小說所能比擬。而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曾經風光無限但在二十世紀卻淪為配角的詩、文將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至於各種人物傳記、歷史敘述、風土記憶、文化隨筆乃至人文社科的專門著述，都將奪去原先屬於小說的『注意力』。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創作或研究作為一個專業的邊界，將日益變得模糊，而目前仍在萌芽狀態的『網路文學』起碼提醒我們，隨着教育逐漸普及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五四』時期所提出的『愛美』的（amateur）文學理想將成為可能。」
沒想到此「書生氣十足」的議論，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邀約了不少小說家及評論家參與討論。最令人感動的是，著名小說家林斤瀾先生（1923-2009）親自出面，邀請我及諸多北京作家及學者，跑到郊外住了兩天，專門討論「小說的前景及想像力」（詳見《北京文學》2000年6期）。
從小說銷量談小說
我從未預言作為文類的「小說」何時死亡；我要告別的是「小說的世紀」，而不是「小說」本身。直至今日，仍有若干著名小說家可以做到「點石成金」，書無論怎麼寫，都有人買有人讀；但事情還有另一面，那就是中國小說的出版品種多，銷量卻急劇下降。為何很多有「教養」的「讀書人」不再閱讀小說，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既牽涉外在環境的變遷與讀者趣味的轉移，也牽涉作家的創作姿態（積極與影視結盟，在我看來，是把雙刃劍），值得認真反省。
除了有意警醒「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的小說家，我寫此短文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借此提獎詩文。單就讀者接受面以及「生存能力」而言，四大文類中，小說最為強勢；即便沒有政府、大學以及基金會的支援，著名小說家也能靠市場自立。戲劇主要活在舞台上，劇本並不是唯一性；散文的邊界很寬，也有能夠縱橫四海，兼及文學內外者。唯獨詩人，在當下中國，基本上不太可能靠版稅來支撐寫作。因此，我當初表彰「愛美」的文學，或稱「非職業寫作」，心裏想的主要是詩歌。在2000年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採訪時，我的答覆是：「詩歌在所有文學裏是最先鋒的，語言的講究在小說、散文之上。相對於其他門類，文學最依賴的是語言，詩歌的實驗性、突破性遠在其他之上；文學愛好者都有這樣的經驗和認知，最初愛好文學是從寫詩開始，詩歌是最容易入手的，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從業餘寫作的角度出發，詩歌愛好者最多，詩人的非職業性最強。說詩歌有可能重返中心指以上兩點而言。中國古代文人有許多不寫小說，但寫作詩文。古代中國文人不是職業性的，寫詩作文乃自我感動的手法，一種瞬間發現美的能力，至於是否職業寫作，不是最重要。衣食基本無憂的下世紀的國人，若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在文學創作、欣賞中獲得精神的愉悅，將文學作為修養而非技能，是我們所希望的。」
一個文類在大學裏的命運
十二年過去，我的預言大部分實現了──文學概念的模糊化，文類邊界的交叉，業餘寫作的流行，網路文學的崛起，尤其是詩歌在大學校園的命運，值得深度關切。
不久前，我在香港作家聯盟的國慶酒會上演講，談了三個問題：第一，「讓『文學』走進大學」；第二，「讓大學保持『詩性』」；第三，「校園如何『詩歌』」。其中提及設立「駐校詩人」制度的，單是在北京，我所知道的就有三所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已實行八年）、中國人民大學（已實行三年）和北京大學（已實行兩年）。要是有幸目睹或參加過北大的未名詩歌節（由創辦於1983年的北大未名湖詩會演變而來），你會為大學生們對詩歌的熱愛所震撼。商業出版與校園裏的閱讀，並不完全同步。大學生普遍囊中羞澀，不是出版家眼中的主要顧客；但校園裏的閱讀，影響更為深遠，也更值得期待。我曾專門撰文，探討「大學校園裏的『詩性』」：「別的地方不敢說，起碼大學校園應該是『詩歌的沃土』──有人寫詩，有人譯詩，有人讀詩，有人解詩。為一句好詩而激動不已、輾轉反側，其實是很幸福的。在這個意義上，不管你學的是什麼專業，在繁花似錦、綠草如茵的校園裏，與詩歌同行，是一種必要的青春體驗。」我當然明白，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走出校門後不再寫詩，也不再讀詩。「可那些青春的記憶，永遠值得珍惜，值得追懷。眼下中國各大學都講專業化，且為爭取更高的就業率，紛紛開設各種緊貼市場的實用性課程，我則反其道而行之，告訴大家，大學就應該有詩，有歌，有激情，有夢想。」我那篇專業論文，甚至以如此決絕的口♣收場：「在我看來，談論當下亞洲各國大學的高下，在大樓、大師、經費、獎項之外，還得添上『詩歌』。對於具體的大學來說，願意高揚詩歌的旗幟的，能夠努力促成詩歌在大學校園裏的『生長』，則自有高格，自成氣象。」
打破隔閡的契機
詩歌的狀態令人欣慰，可另一方面，我當初的預言也有落空的──小說依舊是當今中國最為活躍、最具聲譽、最有創造力、也最容易獲獎的文類。因此，我願意將自己的立場修正為「不薄小說愛詩文」。
這麼說，你或許認定，我是位詩人或詩評家。恰好相反，作為文學史家，我的長項在小說，其次是散文，詩歌是我的「短板」。之所以「哪壺不開提哪壺」，不是故意「顯擺」，而是基於文學教授的立場──念茲在茲的，不是能否獲大獎，而是如何保證文學事業生生不息，不斷向前推進。
正因為此，我關心以下四點：第一，有效且持續的閱讀；第二，非職業的寫作；第三，日常生活中的「詩性」；第四，打破「文」與「學」的隔閡──追求有文之「學」與有學之「文」。
2012年10月14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副題為編輯所擬）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專論古今小說文體。近著包括《學術隨感錄》、《大學何為》、《壓在紙背的心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