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

陳平原:不薄小說愛詩文——從諾獎談起




編按:莫言獲今屆諾貝爾文學獎至今,觀察華文世界的作家和學者發表的文章,多以莫言寫作手法表揚他的文學成就。著名中國文學研究者陳平原教授,則有另一個看法,認為中國小說自梁啟超在1902年創辦《新小說》至今,大放異彩已有一世紀,接下來要興起的文類,應該是……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對他本人來說,自然是極高的榮譽;順帶着,無論國人還是外國讀者,都會更加關注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的長篇小說。是小說家而不是詩人、劇作家、散文家獲此大獎,這本身是有偶然性的;但以中國人對於諾貝爾獎的崇敬與迷信,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起碼在中國,「小說」這一文類會更加走運。

為什麼要從「文類」角度說事?因為「小說」在傳統中國不登大雅之堂,而在二十世紀中國則獨佔鰲頭,成為「文學中的文學」。進入新世紀,這好運是否還能長久保持,不是沒有爭議的。

「小說界革命」的由來

十年前,我在台灣大學講學期間,曾順便參加了中央大學主辦的「新小說一百年研討會」,做了題為《懷念「小說的世紀」》的主旨演說。二十世紀初年,一場號稱「小說界革命」的文學運動,揭開了中國小說史上嶄新的一頁。尋找這一歷史事件的原點,學者們莫不指認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創刊於日本橫濱的《新小說》雜誌。梁擧超在《新小說》上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這一高論,成了二十世紀最有前瞻性、也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口號。我在論文中稱:「在二十世紀中國,相對於詩歌、散文、戲劇等文類,小說的聲勢無疑最為浩大,成就也最為顯赫,得到的掌聲鼓勵也特別多。在這個意義上,稱二十世紀為『小說的世紀』,一點也不過分。」至於小說這一文類,為何以及如何在二十世紀中國「大放異彩」,這裏就不細說了。

我關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二十一世紀中國,是否依舊還是「小說的世紀」?很多人不假思索地點頭,我卻持懷疑態度。2000年初,應上海《文匯報》之邀,撰短文暢想「新世紀」(那時普遍誤認為,2000年元旦即為「新世紀」第一天)。因為是文學教授,我談的是「文運」而非「世運」,其中涉及小說的「文壇霸主地位」正受到日益明顯的挑戰:「就想像之豐富,敘事之細膩以及場面之波瀾壯闊,影視的潛力遠非小說所能比擬。而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曾經風光無限但在二十世紀卻淪為配角的詩、文將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至於各種人物傳記、歷史敘述、風土記憶、文化隨筆乃至人文社科的專門著述,都將奪去原先屬於小說的『注意力』。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創作或研究作為一個專業的邊界,將日益變得模糊,而目前仍在萌芽狀態的『網路文學』起碼提醒我們,隨着教育逐漸普及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五四』時期所提出的『愛美』的(amateur)文學理想將成為可能。」

沒想到此「書生氣十足」的議論,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邀約了不少小說家及評論家參與討論。最令人感動的是,著名小說家林斤瀾先生(1923-2009)親自出面,邀請我及諸多北京作家及學者,跑到郊外住了兩天,專門討論「小說的前景及想像力」(詳見《北京文學》20006期)。

從小說銷量談小說

我從未預言作為文類的「小說」何時死亡;我要告別的是「小說的世紀」,而不是「小說」本身。直至今日,仍有若干著名小說家可以做到「點石成金」,書無論怎麼寫,都有人買有人讀;但事情還有另一面,那就是中國小說的出版品種多,銷量卻急劇下降。為何很多有「教養」的「讀書人」不再閱讀小說,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既牽涉外在環境的變遷與讀者趣味的轉移,也牽涉作家的創作姿態(積極與影視結盟,在我看來,是把雙刃劍),值得認真反省。

除了有意警醒「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的小說家,我寫此短文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借此提獎詩文。單就讀者接受面以及「生存能力」而言,四大文類中,小說最為強勢;即便沒有政府、大學以及基金會的支援,著名小說家也能靠市場自立。戲劇主要活在舞台上,劇本並不是唯一性;散文的邊界很寬,也有能夠縱橫四海,兼及文學內外者。唯獨詩人,在當下中國,基本上不太可能靠版稅來支撐寫作。因此,我當初表彰「愛美」的文學,或稱「非職業寫作」,心裏想的主要是詩歌。在2000年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採訪時,我的答覆是:「詩歌在所有文學裏是最先鋒的,語言的講究在小說、散文之上。相對於其他門類,文學最依賴的是語言,詩歌的實驗性、突破性遠在其他之上;文學愛好者都有這樣的經驗和認知,最初愛好文學是從寫詩開始,詩歌是最容易入手的,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從業餘寫作的角度出發,詩歌愛好者最多,詩人的非職業性最強。說詩歌有可能重返中心指以上兩點而言。中國古代文人有許多不寫小說,但寫作詩文。古代中國文人不是職業性的,寫詩作文乃自我感動的手法,一種瞬間發現美的能力,至於是否職業寫作,不是最重要。衣食基本無憂的下世紀的國人,若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在文學創作、欣賞中獲得精神的愉悅,將文學作為修養而非技能,是我們所希望的。」

一個文類在大學裏的命運

十二年過去,我的預言大部分實現了──文學概念的模糊化,文類邊界的交叉,業餘寫作的流行,網路文學的崛起,尤其是詩歌在大學校園的命運,值得深度關切。

不久前,我在香港作家聯盟的國慶酒會上演講,談了三個問題:第一,「讓『文學』走進大學」;第二,「讓大學保持『詩性』」;第三,「校園如何『詩歌』」。其中提及設立「駐校詩人」制度的,單是在北京,我所知道的就有三所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已實行八年)、中國人民大學(已實行三年)和北京大學(已實行兩年)。要是有幸目睹或參加過北大的未名詩歌節(由創辦於1983年的北大未名湖詩會演變而來),你會為大學生們對詩歌的熱愛所震撼。商業出版與校園裏的閱讀,並不完全同步。大學生普遍囊中羞澀,不是出版家眼中的主要顧客;但校園裏的閱讀,影響更為深遠,也更值得期待。我曾專門撰文,探討「大學校園裏的『詩性』」:「別的地方不敢說,起碼大學校園應該是『詩歌的沃土』──有人寫詩,有人譯詩,有人讀詩,有人解詩。為一句好詩而激動不已、輾轉反側,其實是很幸福的。在這個意義上,不管你學的是什麼專業,在繁花似錦、綠草如茵的校園裏,與詩歌同行,是一種必要的青春體驗。」我當然明白,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走出校門後不再寫詩,也不再讀詩。「可那些青春的記憶,永遠值得珍惜,值得追懷。眼下中國各大學都講專業化,且為爭取更高的就業率,紛紛開設各種緊貼市場的實用性課程,我則反其道而行之,告訴大家,大學就應該有詩,有歌,有激情,有夢想。」我那篇專業論文,甚至以如此決絕的口收場:「在我看來,談論當下亞洲各國大學的高下,在大樓、大師、經費、獎項之外,還得添上『詩歌』。對於具體的大學來說,願意高揚詩歌的旗幟的,能夠努力促成詩歌在大學校園裏的『生長』,則自有高格,自成氣象。」

打破隔閡的契機

詩歌的狀態令人欣慰,可另一方面,我當初的預言也有落空的──小說依舊是當今中國最為活躍、最具聲譽、最有創造力、也最容易獲獎的文類。因此,我願意將自己的立場修正為「不薄小說愛詩文」。

這麼說,你或許認定,我是位詩人或詩評家。恰好相反,作為文學史家,我的長項在小說,其次是散文,詩歌是我的「短板」。之所以「哪壺不開提哪壺」,不是故意「顯擺」,而是基於文學教授的立場──念茲在茲的,不是能否獲大獎,而是如何保證文學事業生生不息,不斷向前推進。

正因為此,我關心以下四點:第一,有效且持續的閱讀;第二,非職業的寫作;第三,日常生活中的「詩性」;第四,打破「文」與「學」的隔閡──追求有文之「學」與有學之「文」。

20121014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副題為編輯所擬)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專論古今小說文體。近著包括《學術隨感錄》、《大學何為》、《壓在紙背的心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