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認不認識簡體字，本來不是什麼問題。如果閣下跟大陸天天做生意，有利潤的動力，不必叫你學，你早就會自己學。
如果你今年七十多歲，早已退休，閉目養神，家裏有個孫子，你身為一家之主，叫小孩讀唐詩，而且只許他讀正體直排的線裝本，也不須要教育局長吳克儉派一個街坊組長大媽來敲門，嚕嚕囌囌你們兩爺孫的「思想工作」：讀唐詩，最好讀簡體呀，因為只有用簡體字的，才是「中國人」呀……
但中國人崇拜權力，像香港科技大學的什麼經濟學教授一樣，留學美國，但誅心論的基因，依然秦始皇中國，還是戒不了上門做街坊八婆組長，像電影「芙蓉鎮」裏那個地委女書記李國香的那種角色。你撒泡野尿，呼吸一口空氣，都是政治化的行為，他會嘮嘮叨叨的給你「定性」：拒絕寫簡體字、堅持用正體的，就不是他所聲稱的「中國人」。
簡體字摧殘了中國文字的結構邏輯，「刀削面」、「麻婆豆付」，不是由甲骨文演變到楷書之「進步」，而是文明倒向矇昧的退化。經濟學教授不是中國文字學者，不是你那科學術，一撈過界，即發反智之論。
正如本人日前指出：如果你到今日還有興趣做「中國人」，很好，但中國人的定義權、質檢權、批發權，一定要由自己嚴密掌控，不讓這等教授今天說「不使用簡體字你就不是中國人」，明天又說「不會說普通話，只講粵語，也不是中國人」。一個印把子，勿讓這種人抓在手裏，把你像從大陸運來的活豬，喜歡蓋這隻，這隻就通過檢疫了，不蓋那隻，那隻就是瘟豬了。
因為染上思想瘟疫的，是他們自己。中華民國的馬英九，領導台灣，就是不用簡體字，現在，你敢說他馬總統不是「中國人」？但「統一台灣」之後，他馬英九的「中國人」資格，就不由他自己定論了。亞洲國家多獨裁，像赤柬，因為多幫兇，這種教授，今天多可笑，時勢一變，就會吃人。
陶傑: 無端端發達
大陸作家莫言榮獲派發諾貝爾文學獎，引起一場內戰。莫言是官方認可的作家，抄錄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此被視為御用喉舌。但諾貝爾文學獎毫不理會，以作品為標準，認定莫言的小說，揭露中國文化土壤黑暗、反抗中國傳統有功，硬是把那幾百萬人民幣塞進莫言手裡，讓他買大房子。
諾貝爾文學獎一向是中國文人的世紀至痛。據說魯迅和老舍都曾被考慮，但皆沒有成事。諾貝爾文學獎為何垂青魯迅和老舍？許多人卻不甚了了。首先，魯迅是批判中國基因的先驅，他的小說《阿 Q正傳》、《藥》、《狂人日記》，與莫言的《檀香刑》、《豐乳肥臀》等一樣，對本國人士之醜陋面，尖銳嘲諷，不留情面。老舍的《四世同堂》、《駱駝祥子》，文筆雖無魯迅之辛辣，一樣是描寫中國基層百姓生活之痛苦。
最近逝世的演員關山，是華語片第一個在歐洲國家獲得「最佳男主角」的人士。關山得獎作品也是魯迅的《阿 Q正傳》改編的電影。在片中，時年二十多歲的英俊小生，剃一個光頭，滿身癩皮，梳一條清朝的豬尾巴小辮子，嬉皮笑臉，擠眉弄眼。此一西方眼中典型的「支那人」（
China Man）正符合瑞士電影評委的心意，吳楚帆和張瑛，不可能捧個獎回來。
半世紀前的遊戲規則，至今一點也沒有變。莫言的小說與魯迅的精神同路，由於今日大陸早無魯迅時代的言論和創作自由，因此隱藏得更深。一般中國人看不出來，評審那幾個白人，有一個眉精眼企的馬悅然，對中國人性格深為了解，這些人又豈會看不出？
莫言的小說，像張藝謀早期的電影《大紅燈籠》、《活着》、《搖到外婆橋》等，篇篇都是反共作品。但莫言的文筆反共反華之餘，還有一股中國文人從來沒有的黑色幽默。寫清末民初的凌遲處死，莫言帶着嘲笑的眼神旁觀，對死者毫無同情，以「畜生」來形容死囚，這哪裡有半分「人道關係」？但文學藝術的奧妙就在這裡。據說「愛之愈深，恨之愈切」，莫言對他的小說世界裡，種種中國可憐角色，寫得愈冷峻、愈保持距離，或許愈是他「愛國」。但更有一個可能，或許是他根本看破這個國家民族的死活，他不再放在心上。
沒有必要再揣摩動機。文學作品一旦印行，不再屬於作者所有。莎士比亞創作《奧賽羅》是何動機？是同情劇中的黑人將軍奧賽羅被奸險嫉妒的小人伊阿高所害，還是覺得這個黑鬼是「彼得定律」的犧牲品，莫名其妙身居高位，卻沒有判斷常識的能力而活該？莎士比亞早已成為塵土，研究動機是沒有必要的。總之「奧賽羅」是偉大的作品，殆無異議。
至於《馬克白》寫蘇格蘭王被篡位，野心家奪權，又算不算當時莎士比亞討好伊利莎伯一世，對蘇格蘭的「抹黑」？因為蘇格蘭女王瑪麗，是伊利莎伯的政敵。莫言在得獎後申辯：「請讀我的作品再判斷。」這句話沒有錯。他有太多的苦衷和難處。
至於指控莫言抄錄什麼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毛澤東撒旦經，也沒那麼簡單。當年的郭沫若以最肉麻的言詞來歌頌他的主子毛澤東，難道都是肺腑之言？郭沫若的頌詩用中國文字最誇張極端的字眼，歌頌「紅太陽」，不惜把自己以太監和第一文奴之姿態包裝上市。今日看來就會明白郭沫若在「無恥」之餘，實際上扮演了一個「角色」，這個角色不但令他在中國三千年來最黑暗的暴政下苟存性命，而且留下了一大堆黑色幽默的扭曲讚頌之作，為中國人的愚昧留下最佳見證。
明乎中國文人六十年來的處境，也就不會苛責莫言之抄寫。不錯，你有不抄寫的自由，但在鄰近地區，閣下身為中國作協副主席，若敢抗命，就有許多雙鐵做的小鞋子慢慢給你穿。或許莫言不想與統治者正面交鋒，因為他的作品已經是最凌厲的反抗。一般中國讀者看不出來，但心水清的瑞典評委看出來了。
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以瑞典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很含蓄地往中國臉上摑一巴掌。莫言小說裡的世界：劊子手、流氓、土匪、妓女，和許多面目心靈扭曲的中國可憐蟲，匯聚成一個血腥淫賤的罪惡世界。經白人諾貝爾獎一題名，聲價十倍，翻譯成多國文字，西方讀者就可以在莫言的小說了解所謂的「中國」是怎麼一回事。
中國的文藝創作人，由張藝謀開始，把醜陋的生物當主角，這是對前三十年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反抗。樣板戲時代，中國小說和電影的男主角高大正義，不是革命領袖，就是解放軍排長英雄。毛澤東死後中國作家的反抗，最有力的辦法，就是把《延安座談會講活》定律全部推翻：你不是只准我寫農民嗎？我就寫農民最醜陋的一面。日本戰後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至今年差點得獎的村上春樹，筆下的日本淒美而文明，即使超現實，也絕不寫醜頌劣。如果我是中國大陸官方，就不會第一時間眉開眼笑而道賀。
因為連共產黨今天也沒有從前的水準。毛共時代還有一個姚文元，連陳伯達、康生和毛澤東本人，也是文藝專家。「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此一發明，今日有人發揚光大。莫言的作品，文字雖然囉唆，其中的色情和血腥，當初面世，也為滿足低層農民，低消費的地攤閱讀而設，沒想到無心插柳，成為文學界的趙本山，而且得到西方欣賞，此一事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黑色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