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愛詩在批評法律界的講話中，指法律界有人搞「港獨」，意圖「去中國化、想香港獨立」。梁振英在最近講話中將香港守護本土的意識指為「閉關鎖港」。親共輿論也對「去中國化」和「港獨」等大張撻伐，這說明港共政權對香港護土意識增長極為關注。
香港人過去從沒有「去中國化」的傾向，不但沒有，而且比之大陸，香港可說是最中國化的地方。內地青年作家韓寒在今年五月寫的訪台觀感文章的末段說：「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他的文章主要講台灣人的友善和為他人着想，而這種源自孟子倡導的「與人為善」的美德，正是香港和台灣仍然保持而大陸幾乎已消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粹。在大陸「革中國文化命」這幾十年，香港保留中國傳統文化以至習俗的命脈。
香港原來也沒有「港獨」的傾向。回歸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香港人儘管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一再下降，但對中央實行一國兩制的信任度曾經是相當高的。
香港人關心中國，百年來一脈相承。六四23年，每年維園燭光都顯示香港人的中國心。香港人關注汶川地震、溫州動車、李旺陽、劉曉波、艾未未。在外地人眼中，尤其在台灣人眼中，香港人毋寧太中國化了。
香港人近年崛起的本土意識，不是「去中國化」，而是「去中共化」，去大陸的「惡質社會人文」化。
中共對香港政治的干預早已超越了《基本法》的限度。梁振英在立法會說，「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權力，除國防、外交外，還涉及政制、行政和國際交往等多個方面，例如中央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這些話不盡不實。一個地方實行甚麼政制，從來是憲法亦即《基本法》的規定，既非中央亦非地方的權力；中央的任命權也決不等於中央有事先決定權和同意權。即使如梁振英所說，中央也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進行自行釋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選舉等權力。
政治上的粗暴介入一般市民不一定有感覺，但開放自由行後，大陸人對香港市民的民生侵害卻越來越嚴重，奶粉、雙非、上水站、旺區商舖迎合內地客等等都毋須多說了；香港新樓盤大陸客佔兩成從而搶高樓價，使香港多數人置業上車無門，生活倍感艱難，這就不能沒有感覺了。
特區政府配合內地權貴對香港的侵蝕，用數百億公帑建高鐵以利內地人來港，發展新界東北以配合大陸早已宣佈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大陸人顏昌海去年底在他的博客發表一篇題為《被內地權貴逼出來的「港獨」》的文章，精準而詳細地分析中共權貴如何對香港進行清洗計劃，為他們自己準備大陸「變天」時全家移居香港留後路。
美國前總統布殊說過：「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大陸靠近香港的速度，而不是香港靠近大陸的速度。」大陸博客岳海在他的長篇評論中從台灣選舉談到香港，他說：「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今年四月香港《號外》雜誌到北京對艾未未專訪，被問到他怎樣看香港這個地方？艾未未說：「香港社會是一個讓我刮目相看的社會……她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意志，然後有她表達的能力，她有大量的年輕人的自主性，以及她對基本價值的堅持，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社會。無論是他們過去所做，或者是在我這一次事情以後的表現，都讓我難以置信。在那裏，公民可以給出自己價值的判斷，甚至發出聲音，我認為她仍然是中國可能實現民主的一個非常好的借鏡。」
今年一月，廣州《新周刊》總主筆蕭鋒在網誌記台灣行，在讚美台灣社會的人文風景之餘，他談到台灣人越來越不認同做中國人，是因為「中國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小悅悅被車撞倒而18途人視而不見絕非個別事件，「各種道德淪喪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
在大陸權貴強勢壓境而特區政府又事事配合的情況下，我們忍受無疑等於自殺，唯一出路只有以我們對基本價值的堅持予以抗拒。在中共「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的時代，我們能做的，是與被中共騎劫的「中國」這塊招牌區隔。而且惟有這樣，才能在這時代貫徹我們百年來傳承的中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