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遊期間，香港發生多番牽動人心事故，就新聞性看，雖說已成過去，但身為時事評論人，「不吐不快」。十一國慶晚上造成重大人命傷 亡的撞船意外，令人錯愕、難過，儘管有關當局忙於善後，又委任業餘「航海專家」負責調查肇事原因、修補漏洞，然而，意外就是意外，人力可挽的空間畢竟有
限。
海難衍生了政治話題，皆因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直接介入事件，高姿態赴撞船現場「考察」之外，尚越俎代庖，聯絡廣東尋求援手，其以一派指揮 若定的口吻着港人放心，也許出於一片好心、也許是做慣「父母官」的慣性使然，結果惹來市民諸多疑問甚至引起深化的不安，認為他的言行舉止反映了行政長官梁
振英是在西環指揮棒下唯諾行事的事務性官員，所謂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區領導人，只不過是從屬於中聯辦的一員代辦！
李剛當天的作為，究竟是他個 人勇於任事的性格使然，促使他站到鏡頭前指手劃腳（令人聯想到內地天災人禍時領導人親赴災情場地指導救援工作的情景），還是中聯辦早獲北京領導人面授機
宜，對不論大小的香港事務均應以責無旁貸的態度應對？什麼是正確答案，筆者不得而知。反正李剛的介入與關懷，令相當部分港人為海難愁困憂傷之餘，更為高度 自治是否已經淪陷而增添煩擾。除了在政制改革和議會選舉露了強有力的一手，如今連香港處理人禍意外事故也擺出「督師」的架勢，特區政府，尤其是梁振英的行
政長官地位愈形矮化，路人皆見。看來南下官員對與特區政府和香港事務保持適度距離上已無罣礙，可惜，他們的出現特別是站到台前指點江山，往往是幫倒忙，不 僅於事無補，甚且弄巧反拙—何以致此，負責香港事務的最高當局宜深切反思。
西環在香港的角色，令人想起前朝獨有的政治顧問，這名由倫敦直接委派、附於港督府（辦事處）的「京官」，很少露面，而在公開場合出現時，永遠讓人感到他是香港總督的屬員而非英國派來監督、指導港督的欽差！
二、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指出，香港法官對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缺乏認識；而律師又只懂得以普通法解釋《基本法》，所以，一九九九年的居港權
案中法院才作出挑戰中央的錯誤決定。她認為法官在判案時經常以個人權利為優先考慮，未有平衡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與她的期望「有差距」，她因此認為雙非問 題的解決方法，應由行政長官以執行《基本法》遇到困難為由，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人大釋法。
大律師公會與香港律師會分別就此發表聲明，就 梁愛詩的言論提出異議，指出法院承認人大常委可按基本法解釋條文，但香港司法體系認同普通法，故此可據之以詮釋法律條文，《基本法》當然包括在內；聲明又
稱，任何干擾司法獨立或可能被視為干擾司法獨立的事，即使不違法，亦均須嚴加防範並慎重處理。律師會的聲明則指陳，香港法官的質素、品格及威望，一直受到 尊重，政府若就雙非糾纏提請人大釋法，會削弱終審法院的地位和權威。
由於未讀（執筆時找不到）紀錄梁女士相關講話全文，而由於一九九九年判 決居港權案時確有法官事後公開承認人大釋法具至高地位（Supremacy）的一番周折，筆者不敢斷言梁愛詩當天的講話有否逾份、是否詆毀了香港法官？不
過，在梁氏的相關報道中，看到她說香港人未思想回歸這一節，對筆者而言，更具震撼性！
如果中央的香港政策是要港人思想回歸，那對香港固然是 困厄重重，對中國來說，亦絕非好事。梁愛詩這種說法，與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構思和意向，恐怕大相徑庭。縱使擁護程度未盡相
同，香港人接受主權回歸中國，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主權回歸與思想回歸是難以相提並論的。當年居港華人在英國殖民者治下過活，其安份守常並不等於他們與英 國人同心同德。當年有人在雙十節張燈結綵，張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到了十一，五星旗在勞工子弟學校、左派工會與國貨公司，亦極一時之盛。英國沒有國慶，
每年的英（女）皇壽辰，督憲府有園遊會、有授勳儀式、市民有假日，可是，除了高官府邸，民間很難見英國米字旗在窗外門前飄揚。
英國管治遠離 大不列顛十萬八千里的香港，即使沒有作出任何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還是可以按照向有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雖然此中有強烈的「功能人類學」成分；見今年一
月十九日本欄），繼往開來了一百多年，期間香港從小漁港發展成為輕工業重鎮，曾執塑膠、假髮、製衣等業世界牛耳，又成了東南亞的運輸樞紐和世界有數的金融 中心。英國人管治得法，可是，港人的思想文化卻以華人為主流，從無被殖民者同化的迹象，更沒有可能約束言行的思想回歸問題。香港在歷史巧合下，其實早有城
邦的影子。月前陳雲博士的城邦論遭「愛國者」作言文鞭撻，其實那是對陳氏的見解未加深入思索的膚淺之見。筆者完全理解中國維穩的迫切性、重要性和複雜性， 因此明白在香港提及城邦模式的政治敏感性，但相當部分港人冀盼在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諾下，足以保留香港近似一個城邦般，具思想自由、行事開闊的社會特
色，是彰彰明甚的。
‧香港近事．二之一
林行止: 有色眼鏡太多 有用之才太少
三、國內城市紛紛冒起，如今傳媒所見的社會躁動和不安，相當部分源自「城鄉矛盾」，隨着經濟不斷向前發展，有關問題將隨時間的推移而淡化；香港若是「思想回歸」，恐怕很快便會在經濟規模上、人力物力以至經濟活力上，落於內地大城市之後，而中國在必須維穩的國情下，毀了香港這個在歷史巧合撞擊下出現、意識形態以至價值判斷比較國際化、普世化的大都會，恐怕會在國際層面的行事交往上，令中國少了彈性空間。
從近期港人對推行愛國教育的反彈、對雙非孕婦的排斥、對水貨客的抗拒和對一般內地遊客的「另眼相看」，筆者認為那是因為港人對作為「原居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起了捍衞之心（這與內地農民工尤其是他們的第二代與城市「原居民」引起的「城鄉矛盾」，幾乎如出一轍），這種心態的形成，其中一個原因是太多當權港（土）共為以愛國姿態作亮點的「鄉愿」—所謂「鄉愿」，就是看似忠厚實則為是非不辨難以明理的「道德之賊」（論語陽貨十三孔子：「鄉愿，德之賊也」）。駐港京官急於在掌控代京「行道」的治港港人和爭取人心回歸上求成，做了不少不應該做的事，雖然收到一定成效，把在港代理人管得伏伏貼貼，但
對整體香港而言，產生了反效果，因為他們「急表功」的作為對香港人心安定起了反作用。
由於愛共已滲入愛國的肌理，把愛國說成天經地義，便不 易為有自由意志的港人接受，因此，此時此地說愛國，只能是個別人士的感受，對不愛國者視為非我族類、嗤之以鼻，亦是各自的取態而難獲大多數人共識。事實上，只要安分守常，香港人的政治取態以至生活秩序，便不容外人置喙，亦不必視外人的說三道四為壓力—這是隔壁鄰舍亦少聞問在情感上卻非疏離而是相互包容彼
此尊重的典型城市生活，亦是為何愛國教育手冊內容中那種見國旗感動流淚的指引成為話柄笑談的底因！
四、香港泛民的勢力，溫和妥協的，從最近立法會議員選舉看，支持度給激烈潑辣的比下去。現年度的立法會，新臉孔多了，無論建制派與號稱泛民（此中已有人被「編收」亦未可料）的議員們，短短幾天的表現，令人歎為觀止。兇狠強詞野蠻粗魯的言行已成常象，口不擇言、用詞不當、態度倨傲的表演（也許是對某方的表態），讓人對議員的水平質素修養，不住搖頭歎息而無話可說。為什麼主要由直選產生的議員會是這般德性？選民的取捨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強勢不饒人的親疏有別，在官場人事上，亦有股市鐘擺原理的極端效應。藍列群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向在城市規劃署工作，是稱職公務員，被羅致為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高級特別助理，合約只有半年，職責是統籌扶貧和人口政策，以及協助重設扶貧委員會，屬首長第二級。
由於事出有點突然，委任與就職幾乎同日發生，有些媒體又把焦點放在藍女士的「紅色」家庭背景上，委任的動機由是惹人猜疑。社會上對港（土）共勢力抬頭，見怪不怪，所以仍對他們的動靜投以異樣眼光，皆因他們的通病是披着愛國外皮、「跳忠字舞」，藉以爭取小圈子及個人的私利，置港人整體權益於次要地位甚且完全忽
略。可是，以藍女士早已經是政府公務員，是前朝所謂「天子門生」的政務官（ＡＯ），過往政治審查嚴格的港英不以其為「紅人」子弟而生芥蒂而予排擠，回歸十五年後，坊間卻有此「見外」的反應，如此見識，豈不令人失笑？！
但是，六個月的任期，卻有點奇哉怪也。說清楚了，是政治任命的短期合約可以 迴避立法會非建制派議員（也許說非梁營議員更恰切）的詰難；為了避免節外生枝，耽擱正事，藍女士的任命便在朝夕間以半年短期合約馬上到位。當局吸取了擴大決策層編制為立法會「拉布」否決的教訓，變得乖巧了，然而，以快刀斬亂麻式的短期合約過關，斷非王道正途的做法，況且把一位專長於城市規劃的人才，說成為統籌扶貧與人口政策而來，未免予人以政府亦只能藉玩小聰明耍小把戲繞過立法會，有失正道遑論泱泱大度。以政務官傳統而言，在法例框架內，無事不可為，不過，明眼人看了，便覺政府權威蕩然、難有施為。
眾所周知，新界東北規劃及發展研究剛開始諮詢便惹來強烈反對之聲，其中一說是八成新開發土地 用作低密度豪宅發展，以滿足內地富豪和熱錢跨境投資的需要，這種發展，必會加深香港貧富懸殊鴻溝，無助於紓解本土中下層人士的居住問題。藍氏的規劃專業加上房署的歷練，是輔助政務司司長完成開發新界東北計劃的上佳（？）人選，轉移視線的所謂扶貧和人口政策，就是怕市民對開發新界東北只利內地人來港發展的責難。就此角度觀之，藍女士可說肩負重任，不容有失。
世情曲折了，簡單的人事任命多了不必要的遮遮掩掩，令人對政府的威信再降一級。
‧香港近事．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