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週刊 16-9-2012
你們好！
我雖住在香港，但也經常到國內跟朋友碰面，或觀光購物；因為在大學教書，所以也曾在大陸做點研究或開會。幾年前開始，我透過微博跟大陸的朋友聊天，圍觀各種大事。然而，近幾個月的確少去中國大陸，連上微博也少了，部份原因是不經意間花了不少時間留意及參與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好幾天都去特區政府門外的「公民廣場」，成為數以十萬計黑衣人之一。
大家可能對運動都略有所聞，大動員過後，我才有機會看一下中國大陸網民對事件的反應，尤其是年青人的想法。雖然有不少對運動的批評，但我第一個反應是：真有趣！兩地歷史經驗及制度不同，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個反應是：這是個打開話題的機會。不過，用微博取代長篇大論，我還未完全學懂，所以，我還是用最不時髦的方法，寫一封長信給大家。
寫起來有點像答問，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視為為運動辯護，我也不肯定我的答案是否完滿，就當是打開話匣子吧。
一．我看到有人說：回歸前，港英政府洗你們腦子，成為殖民地子民，怎麼不見你們出來反抗？
這不失為一個好問題，相信許多香港人也沒有認真思考過。
殖民地年代，不是沒有人反對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是沒有人批判教育的政治功能。我記得，1967年，一些不喜歡港英政府的中學生，支持工人罷工，反對警察鎮壓工人，同時，也參與親中共團體發起的「反英抗暴」（現在一般稱之為「六七暴動」）。有政府學校學生挑戰校長與訓導主任，大喊「打倒奴化教育」，有學生更被警察拘捕判刑。到了七十年代，有年青人在維多利亞皇後像淋上紅油，塗上「打倒奴化教育」標語。他們批評港英的教育培養一群接受殖民政府的順民，華人成為奴才。不過，雖有這樣的批評，當年的確沒有促成全民反對運動。
我不知奴化教育算不算得上是洗腦，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正如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一文所言，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一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港英政府沒有要我們成為英國人，即使在官立學校，也沒有系統性的國民教育。例如，當年官校學生對英國國歌旋律雖然熟悉，卻不懂得歌詞。英國歷史、政經成就、歸屬感等等，全都不是課程重點，更沒有英國的國民教育專科。更有趣的是，有官校的老師校長，積極鼓勵學生參加中樂團，對文化中國份外認同。當然，港英政府也從來沒有為任何一個中國政權推行國民教育，它也不鼓勵激烈的中國民族主義，可是，學校裡卻有中國語文科與中國歷史科等等。港英教育的目的是甚麼？我一時也說不清，但不難理解，「反洗腦」的口號是不容易喊出來的。
二. 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反國教科的人批評香港政府（甚至是北京政府）進行洗腦教育，這有甚麼稀奇？外國政府也向自己國民洗腦，為甚麼中國不可以？這都已是國際間的慣例了。
不少外國政府都曾經推行灌輸式的愛國教育，但是，若我們認真去看人家的教育發展，你會發現二次大戰後，總體方向是建立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更不是中國大陸仍然推動的思想教育與政治課。大部份教育學者認為，公民不應被誘導或被迫接受一個政權所設計的國民認同、特定態度與歸屬感，相反，他／她要學懂去以人權角度思考自己國家的政策，時刻要參與環繞著自由、平等及博愛的具體爭辯。而在公民身份內，也包含了眾多身份，有性別、性取向、族裔、階級等等，國民身份只是其中之一。
愛國心的獨大，對執政集團的理念盲目支持，帶來的往往是國家甚至是國際災難。歐洲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以及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是明證。曾是威權統治的南韓及台灣，亦在八十年代民主化後，漸漸在公民教育上有大幅度的改變。因此，中國才是少數沒有按照這些「國際慣例」而轉變的國家，我們國家仍然保留著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創立的黨化教育（當時由受蘇聯影響的國民黨開始）。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可以理解為對中國黨化教育的一次小挑戰。
三. 有人很用功，特別跑到香港政府教育局網站，下載了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閱讀過後，絲毫不覺得有甚麼洗腦成份。他們自然覺得，香港人太神經過敏了。
「反洗腦」一詞，在反國教運動的口號及文宣中經常看到，它當然不是一個很精准很有分析意義的學術概念。如果把「洗腦」視為一種過往極權國家的手段，能把人的思想撤底改造過來，那麼，單從這份指引的表面內容，是難以得出「洗腦」的結論。若沒有國教的爭議，一般香港市民閱讀課程指引，可能也差不多，因為，文件中的用語頗為中性、軟性，不易令人聯想到是那樣恐怖的「洗腦」。
但是，反國教團體用「洗腦」一詞，指的其實不是這樣的強制手段，而是相當廣泛的課程引導、制度安排以及日常規訓。
首先，有學者指出，把「德育」與「國民身份」連結起來，強調要培養學生的「態度」及「價值觀」，是把兩個不必然相關的範疇連結起來，使學生從小便習慣了把政府設計好的「國民身份」視為必然是道德的。例如，課程指引說得很清楚，不只要培養小學生對國旗、國徽、國歌、國家領導人等等的符號認識，還要學習遵守及參與相關的禮儀。內裡強調的是歸屬感及愛國心，而不是批判地認識。其實，國民教育在成專科之前，這些教學方式及內容早已零散地開展了，政府甚至鼓勵幼稚園推行。若國民教育科成功開展，將會把這些東西更整合地併入中小學整個學習歷程，而且會有對學校及學生個人進行持續評估及監督。
此外，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親北京團體，或香港人稱的「土共」（香港本土親中共的文化、社會及政治團體）的干預。由於政府強調，國民教育科是「校本」，即由辦學團體根據指引，自行設計。然而，不少學校及老師沒有經驗，日常工作也相當忙碌，於是，他們除了依賴政府提供的參考教材，更依賴民間教育團體。當中最積極編製教材的民間教育團體，大都是親北京政府陣營的，它們有多年辦所謂「左校」（中小學）的經驗，很早便開始把國內的思想教育部份地搬到香港，作少許調整後實施。這些東西中國大陸朋友會很熟悉了，例如，不少「左校」有「紅旗下的講話」、唱紅歌，以及類近少先隊的「國民小先鋒」等等。而且，回歸後，它們的團體又每年獲得特區政府數以千萬計的資助，例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國民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等等，它們編制大量教材與手冊供學校使用，備受批評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其實它是為「通識教育」而設計的）便是一個例子。被迫讀過思想、政治課的中國大陸朋友只要看一下內容，一定會感到似曾相識。至於那些花費不少公帑，帶學生到大陸參觀國家成就，接受紅色教育的交流團，更是這些團體的專長，而且推行多時。
以上這兩個因素，加上香港有利於親中共政團及人物（包括特首梁振英）的政治形勢，都令不少市民擔心，中國大陸的思想教育，以「國民教育」之名，用相對軟性的做法在香港開展。
四. 我又聽到有人說，許多參與反國教運動的香港人，連課程指引或參考教材也沒有看，便走出來喊反對洗腦，是非常不理性的。
不少參加反國教運動的巿民，可能沒有細閲「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他們得到的訊息，多來自報章電視。近月，香港主流媒體對相關議題有很強、很有引導性的批評意見，不過，一般小市民也能從中獲取不少真實的訊息。所以，很多人一開始時可能認識不深，也吸收了不少早有立場的資訊，但也不能斷言他們是無知的。
事實上，也難怪一般巿民過去對國教科認識不深。筆者在大學當老師，算是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在出現抗爭示威前，也很少留意中小學課程發展。現代社會是分工細致的，從管治角度看就是分而治之，因此，許多有問題的政策便可以容易過關，甚至不為持份者察覺。更何況課程不需立法議會通過，內容不夠震撼，一般也不會成為新聞，市民難以接觸了解。試想一下，經常要超時工作的年青父母，每晚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還要打理家務，看顧子女的功課，連睡覺的時間也不足，又怎會自己上網下載那份枯燥乏味共有一百八十多頁的指引來閱讀呢？即使略有所聞，如果沒有人提供資料背景，幫他們分析討論，也是很難形成意見的，於是，自然成了「沉默大多數」了。
在反國教運動冒起前，政府利用這些「沉默大多數」，辦了很多很低調，沒有多少公眾參與的所謂諮詢，專家研討。就是這樣，巿民經常被「代表了」。面對反對聲音，教育局長吳克儉堂而皇之地說，香港的「沉默大多數」是支持國教科的。
所以，反國教運動與大部份社會運動一樣，是一個公民覺醒及群體學習的過程，但這跟我們平日學習有點不同。在運動過程裡，不是所有參與者把所有資訊閱讀完備再去上街的，相反，一般是先有一群積極份子，例如這次是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加上熱心的老師與家長，他們把事情分析清楚，發展論述，然後再行動，引起廣泛市民注意。而且，為了打破冷漠及沉默，開始時最要做的，不是提供復雜的資訊及知識，而是要取得巿民情感上的共鳴，只有這樣才能漸漸打破建基於沉默大多數的統治。
我當然同意，每一位站出來的反對者，有責任認識清楚教育政策及制度，愈早及愈多當然愈好，如果運動參與者停留在口號，便說明運動有所缺陷。但是，公民覺醒與群體學習，通常都發生在運動的過程中，甚至之後，而很難在之前。對於平日孤立而缺乏組織的個體，只有經過情感與切身的投入，才可以打破分而治之、專家統治的局面。
五. 有人問：「宗教呢？你們不是很多人信基督教、天主教嗎？怎麼沒有人反對宗教洗腦？」
這真是個有趣問題，我之前也沒有想過。香港不少中小學的辦學團體是有宗教背景，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及道教等等，通常是一校一教，並以「宗教及倫理科」之名教授學生。當然，批評宗教是「洗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此，有小部份較開明的宗教界人士甚至提議，應該讓學校有多於一種宗教，讓學生進行比較，從小活在多元宗教環境中。
我認為，宗教教育是否有問題是可爭議的。至於香港沒有人反對「宗教洗腦」，而卻去反對國教，大概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這裡談及的宗教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天主教學校不少，但也沒有佔壓倒性的比例，至於基督教，其實內裡分成眾多教會，它們之間是互不統屬的，各自有不同的教義及會堂連繫。第二，這些宗教背後，並沒有一個在香港或中國掌握權力的執政黨，換言之，沒有一個是國教。即使是天主教的梵帝崗，雖然是一個國家政權，但它在香港的代表人（例如樞機主教及主教），並沒有實質政治權力。而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有宗教信仰自由，這讓人有信心，不會有任何宗教可以獨大。
六. 還有一個問題，涉及復雜的中港矛盾。有人說，香港反國教運動是排外的，排斥所有跟中國及中國大陸拉上關係的人和物。
在政治爭論中，部份香港人有時會不加分析地把許多中國大陸的人和事都歸類為「中共的中國」，一併排拒，這當然不對。要理智地反對哪些，要認真地區分哪些，是復雜及極具爭議的工作，但也是香港人的責任。至於中國大陸的朋友，其實也可以幫忙澄清及回應，但雙方不必太快陷入族群對立的框架之中。不能否認，反國教運動中一些人有排外情緒及說法，只要聽過早前的「反蝗論」便不會驚訝有這種聲音。
不過，這個運動不是這樣簡單的，跟香港這個社會一樣，是相當復雜的。
你不妨仔細去聽一下反國教運動中的各種聲音。在運動中，香港人呼喚本土身份認同的聲音是強烈的。一句「為了下一代」，凝聚了多少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同時，我在運動中也愈來愈感受到，香港人追求的是一種真誠的生活，一個有良知的自己，而這種追求在當下的政治及經濟環境很困難。例如，這次有不少藝人如杜汶澤及張敬軒，在表態反對國民教育科後，有人向他們施壓，要求他們停止聲援運動。我相信，許多有生意關係及工作在大陸的，或跟中資關係密切的市民，也會敢怒而不敢言。
許多反國教的人說，不相信國教科能把自己的孩子思想撤底改造，但是，如果教育裡的是謊言，是教導人們功利地、虛偽地認同這個政權，或沉默不發聲，以換取自身的好處（美其名為「發展」），我們都要堅決反對。事實上，為了推銷國民教育科，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局長便曾說，這一科有助畢業生找工作。我們不應該為了好處，去假裝相信或接受自己其實不相信的事，更不應這樣教導孩子。這讓我想起七十年代捷克異見者哈維爾，他說，要對抗後極權統治，就只有「活在真實」（living in truth）中。我以為，曾長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陸朋友，心裡一定也渴望拒絕假大空吧！
至於運動中對中國的感情與認識則是復雜的。本地公民教育學者梁恩榮作過這樣的分類：香港不少人對文化中國是有歸屬感的，很多人對民主中國也是有期盼，因此，才有要求有關當代中國的課程要更具批判性，要有反思空間，而不是按照政府的設計培養「態度與價值觀」。因此，在運動中我很少聽到有人拒絕認識當代中國大陸，以至中國歷史。我記得，在政府總部的一個晚上，著名填詞人林夕也來站台支持，他認為，要撤回國民教育科，但要讓學生讀歷史科，尤其是中國歷史。當時全場拍掌支持他的提議。事實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最大教師工會），作為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的一員，也有類似的想法。
香港雖然經歷過長期的殖民統治，但是，在歷史經驗中有著許多跟中國千絲萬縷的關係，也有各種各樣的中國認同，與中國政府所鼓吹的不同。反國教的香港人排拒的主要是「中共中國」，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及其香港政治代理人設計出來的國民認同。而北京政府、中聯辦及香港土共，只要看到香港人批評及抗拒這個認同，就說成是「人心未回歸」，所以，不得不推行國民教育。中港兩地固然有許多隔閡，但是，香港及中國大陸共同面對一個執政黨，就像任何國家的人民一樣，我們都有權反對執政黨的政策，包括它設計給我們的國民認同。更何況我們在中國，只能批評及抗議它，卻沒有能力像其他國家公民一樣用選票懲罰及挑戰執政黨，難道我們要連批評及反對的正當權利也要放棄？
這個運動到了現階段，除了有大專生策劃罷課外，也有人開展對學校教育與課程進行長期監察，要讓那些從前不見光或不受注目，但問題很多的教材、教師手冊、教科書等曝光。運動不限於國民教育科，不限於政府總部，這是一個長期的教育改革運動，也是一個公民覺醒運動。
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裡，香港只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大家也許不會很費力地去了解她。原諒我有點長篇大論，我只是希望這件事，令大家會有些不一樣的對話，而不是延續既有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