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前兩天在明報國際版「咫尺地球」專欄的釣魚台長文，是今年保釣及其後的反日狂潮最值得細讀的一篇，保釣的前世今生娓娓道來，也提出了中共在對待與日本和俄羅斯的領土糾紛上的差別。
讀完之後的是無言嘆息。
日本要一口吃下釣魚台不是今天的事，日本社會右派當道也不是保釣之後才發現的，可是對中共來說，這都是恍如今日始知道那樣如夢初醒。按道理說，中共內部日本通不少，周恩來便是在東京留學時，通過河上肇的譯本開始接觸共產主義。廖承志生於東京大久保區，是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學生，中國外交部的日語翻譯曾經說過，廖承志的日語流利得帶著俏皮的江戶腔；中國人能說出這口日語，印象裏，台灣的辜振甫是典雅的東京腔。如今的中共官員，唐家璇是日本通，國台辦主任王毅曾駐日本，即便如此，中共就是對日本毫無辦法。
知日派也好，日本通也好，中國大陸智庫林立，哪有不明白日本的狼子野心。然而，當到了政治掛帥的時候，問題就來了。
中共在文宣上一直把日本當局和日本人民分開對待。從大方向而言並無問題，但必須明白，戰後至今快七十年，日本社會仍然沒有與侵略戰爭劃清界線。日本幾乎所有在任國會議員和首相，都是「戰爭遺屬協會」的會長主席或之類頭面人物，其中最著名是前首相橋本龍太郎長年擔任會長。這個組織成員二百萬，即香港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成員的父執輩都死於戰爭，有平民也有軍人。作為對先人的憶念，協會的成立言之成理，然而從日本戰後的教育內容可以看到，日本社會相當部分對那場侵略戰爭還沒有清楚認識，否則的話，戰爭遺屬協會就不可能撐到今天。這二百萬人／家庭手裏的是一張張足以把橋本龍太郎送進首相府、也可以把橋本龍太郎請出首相府的選票。單此一樣，即可明白，日本政客至低限度在選舉這事上，不可能像社會黨或日共那樣對戰爭呈批判態度。幾個星期前，我在周記提過的社會黨幹事長淺沼稻次郎遇刺，右翼刺客要殺他，不但是他的政見與自民黨相違，而是他與中共的關係。這二百萬票構成日本選舉政治的最大右翼力量，左右了日本走向。
明治維新後精神分裂
日本精神分析學者岸田秀說過，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便得了精神分裂，是導致今天言行不一的核心原因。岸田秀是很受注目的學者，經常出現在電視節目及在刊物寫文章，言詞之間不免因娛樂性而語不驚人誓不休。他的日本精神分裂論甫聽令人皺眉，細讀下去，除了駭人聽聞的字眼，其實有不乏可讀之處。岸田秀認為，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軍官佩里率領四條船堅炮利的兵船到日本外海要求幕府打開大門，幕府自知無法抗衡，只得迎來日本歷史教科書所說的「黑船」。岸田秀認為，日本的精神分裂從此形成，外在的日本卑恭甚謙，內在日本永不妥協。這一漫長的過程，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襲珍珠港得到宣泄，日本大半個世紀的屈辱在不宣而戰之中得到回報。日本想不到的是太平洋戰爭帶來另一次屈辱，美國兩顆原子彈令她再次嘗盡苦果。
戰後右派佔領主要陣地
岸田秀的分析是否值得重視是一回事，日本戰後右派一直佔領主要陣地倒是顛撲不破的事實。這固然由於韓戰爆發，美國為防後園起火，肆意打壓日本工會及左派，自由黨及民主黨合併為自民黨，從一九五五年起擔任執政黨至一九九三年。日本政治的主體框架，從戰後美國設計的多元（黑澤明《我對青春無悔》便是歌頌左傾的彰顯），變成右翼一派獨大的「五五體制」，意喻一九五五年是日本政治保守化的出發點。跟下來的一年，石原慎太郎小說《太陽的季節》獲得純文學芥川獎，他筆下的青年龍哉任意妄為，為沉寂的日本帶來無比衝擊，不少青年自許為太陽族。石原慎太郎由此受到注意，他的右翼政見及主張，通過《太陽的季節》的文化遺產成為日本新一代保守主義文本。
日本社會便是在美國主導和日本右翼抬頭下迎來總保守主義。這種明目張膽的右翼思潮，大模大樣進入社會，當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一九五七年二月代替患病的石橋湛山擔任首相時，日本戰時歷史幾乎一夜之間就此翻案，到今天，亞洲各國人民仍然不解，為什麼在東條英機對美宣戰詔書簽署的岸信介，這個戰後收押東京巢鴨監獄的甲級戰犯，因為美國放其一馬而在不到十年之間當上日本首相。這種反覆的歷史觀影響日本戰後至今六十多年﹕到底日本如何評價太平洋戰爭及侵華戰爭。日本知識分子報章《朝日新聞》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岸信介去世翌日的社論說得很清楚：「由於被指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復出擔任首相，這便有不少人認為，這就是日本無法追究戰爭責任的原因」。
岸信介家是日本政壇大戶，岸信介的弟弟佐藤榮作是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岸信介的外孫是二○○六年任首相的安倍晉三。岸信介上台帶來的不單是他的政治復活，更多是觸動日本右翼對二戰的態度。如果以岸田秀的說法，便是從過往的卑躬屈膝的「外在的我」，搖身一變變成永不妥協的「內在的我」。八十年代，二戰時是海軍軍官的中曾根康弘拜相，日本從此走上不歸路，決心要為戰後東京大審判翻案，這便是「日本戰後政治總決算」，認為日本的國際人格受到擠壓，是受到東京大審判史觀影響。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四十周年當日，中曾根康弘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參拜靖國神社，翌年，他內閣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公開說，「我不認為東京大審判是正當的」。日本就是在藤尾正行任內大幅篡改歷史，修訂教科書，引起亞洲各國抗議。
日右翼當道非一日造成
日本絕非一夜之間右翼當道，這條成魔之路橫跨三十年，然而，中間除了修訂教科書以及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翼幾乎可以說在風雨不揚之下過了十年又十年。這當中，美國的扶植固有關係，但反躬自問，海峽兩岸政府又做過了些什麼？
七十年代初，中共亟欲走出自困樊籠，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是極大推力，與台灣的國民政府爭逐國際合法地位，是中共當時外交的第一目標。從已經公開的史料可看到，兩岸為了爭逐日本，在對日本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鬆一口子。周恩來四十年前這個月對到訪的日揆田中角榮談到釣魚台時提出「不談這個問題」，日本之後上下其手刪改外交對話紀錄，造成中國主動提出擱置爭議而日本沒有回應的既成事實，日本根據這一刪改版本，名正言順佔去釣魚台。這段歷史沒有官員提過，只是到了這次保釣，半官方的中國新聞社發出專訪稿件，訪問當年採訪中日會談的日本記者，披露日本刪改紀錄這一不光采行為。四十年間，中共沒有以官方及公開形式提出抗議，更令人感到羞愧的是，提出日本刪改證據的是日本記者田永光。中國記者呢、中國外交部呢，都去了哪？
為對日邦交棄島
日本用與台灣斷交換來釣魚台，卻又明的暗的與台灣保持非官方外交關係，台灣的亞東關係協會和日本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其實就是台灣和日本進行外交接觸的地下使館，日本照舊影響台灣政治，李登輝便是日本影響力下的成品，台灣獲得底下的日台關係，釣魚台變成遙遠的一個小島；中共得到的是與日本建交及與日台斷交，可是失去的比誰都多。日本得勢不饒人，一九七八年中共急與日本簽署聯手抗蘇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一條條款「反對霸權主義」，日本表現遲疑，北京則欲火速達成。同年秋，鄧小平訪日，記者問到釣魚台時，鄧小平留下一段話，「『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不同有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
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如是說，日本於是膽子開始大了，開始在侵華戰爭做文章。日本政客就侵華戰爭的所謂致歉，完全是偷雞摸狗敷衍了事，玩其文字偽術。當中國人民要求日本正式就侵華戰爭道歉，日方的態度是認為已經說了，「要道歉到什麼時候」。這種想法蔓延到日本新一代身上，「要道歉到什麼時候」，倒過來成為日本一些人責難中國「諸多需索」的言語。中共和台灣無力回應，釣魚島四十年來流於間或是中日政治爭逐的籌碼，間或是台日之間漁業談判的一個疙瘩，嚴格而言，兩岸從來沒有一套持續並認真的釣魚台政策，人們看到的是苟且偷安。至於日本，對蘇聯/俄羅斯吞併北方四島至今仍不放手，國後，擇捉，齒舞，色丹，是日本小學生都能念出的四島名稱，日本有一批人，每年都乘船去北海道外海，朝北方大聲叫喚北方四島名字，從未聽說日本海上保安廳把這些「四島呼喚」攔在港口不讓出海。
今天講保釣，有人認為老套，有人以為老一輩發思古之憂情，有人說不如把釣魚台交給日本總勝於交給中共台北。我絕不介意香港巿民有這種想法，但我無法猜度這些情緒背後的原因，也許我在某天兩岸四地保釣船再出不了海時大發雷霆時講出比這三樣更兇的說話。那是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無法挺直腰板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