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市民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持續下跌。其中對中央政府表示信任的人只有百分之二十六，不信任的則高達百分之四十，令信任淨值變成負十四個百分點。這種不信任的程度是九七年五月以來的新高。此外，市民對中國前途的信心也跌至九八年一月以來的新低。換言之，香港雖已回歸中國主權長達十五年，中國在這十五年間也從發展中國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壓倒一向領先全亞洲的日本，但香港市民反而對中國政府越來越不信任，反而對中國的前景越來越缺乏信心。
表面上看，民調的結果好像有點難以理解，但只要仔細看看近一段日子以來在香港及內地發生的事，就不難明白為何中港越融合，市民越抗拒。
毫無疑問，中國近十五年來經濟一直蓬勃發展，生產總值翻了幾番，民眾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但是，經濟上的飛躍沒有帶來其他良性的改變，沒有令中國社會變得文明、理性、進步，反而充斥着財大氣粗的傲慢與暴戾。就以最近的保釣反日示威行動為例，上街的民眾在官方默許縱容下任意妄為，把原來合情合理的抗議示威轉化成「打砸搶燒」暴動，把無辜的民間企業、日式食肆、日資公司以至使用日本產品的民眾變成打擊洩憤對象，肆意搶掠破壞，情況就跟百多年前義和團的非理性仇外情緒毫無分別。這種經濟越發展，社會狀況越落後的發展不但令人質疑中央政府的管治策略，也令人對內地的前景越來越失信心。
此外，顛倒黑白是非，打壓弱勢者的做法同樣令人失望。六四血腥鎮壓始終不敢正視，不願平反及道歉已傷透香港人的心。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重囚十一年更讓人悲憤莫名。到今年初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坐了二十多年冤獄後「被自殺」，家人朋友被軟禁扣留，地方政府揑造死因報告又打壓恐嚇到當地採訪的記者，希望藉此掩蓋事實。這一連串的事件及慘案說明，中國政府絲毫不重視社會公義，也不打算為弱勢者及被打壓的人討回公道；她想的是如何保護政權，是如何維穩，是努力包庇地方政府官員。面對這樣一個肆意顛倒是非黑白的政府，香港人怎麼可能還對前景有信心呢？
當然，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印象轉差還因為中央政府不信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全面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及政治發展。就以三月的特首選舉為例，香港市民透過民調及民間公投已清楚表明對兩位建制派候選人都不接受，希望可以流選然後重新提名。誰知道直屬中央政府的中聯辦對民意毫不尊重，對一國兩制原則置諸不理，用盡威迫利誘的手段逼選委轉軚支持梁振英，令他順利當選特首。而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聯辦配票、操控選舉的黑手同樣四處可見，同樣令市民心寒及難以接受。
從各方面的事例可以看到，回歸十五年來市民看到的不是一個與時並進的中國，而是一個窮得只剩下錢的中國，是一個不肯不懂尊重公民權利自由的中國，是一個破壞一國兩制承諾的中國。市民對中央政府、對前景的信心怎可能不動搖、不削弱呢？
港人不信中央港府
近日反國教及保釣島等爭議，令港人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信任大減，信任比率更跌至歷史新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指出，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跌至12年新低，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亦跌至8年新低。
調查於9月11日至14日訪問1,036港人，發現所有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線下跌，其中僅26%受訪者信任中央政府，跌6個百分點，是自2000年6月以來新低；不信任有40%，升3個百分點，信任淨值(信任減不信任)為負14個百分點，不信任度更升至1997年5月以來新高。
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亦跌至04年4月以來新低，34%人信任特區政府，較3個月前跌1個百分點；不信任有35%，升3個百分點。
另外，50%人表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66%人指對中國前途有信心；表示對「一國兩制」有信心的則佔46%。
對本港及中國前途的信心度 淨值雖分別是正12及正42個百分點，但信心比率分別是2003年8月及1998年1月以來新低。
信任港府 跌至8年新低
21%人信任台灣政府，比率亦下跌，但只跌至2011年12月以來新低，信任淨值為負4個百分點。
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分析指出，調查於立法會選舉後進行，顯示所有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線下跌，相信立法會選舉、國民教育爭議、內地民運人士李旺陽事件及釣魚島事件等，都可能影響數字的變化。
林行止: 為防人治 何妨吵鬧
一、行政長官梁振英宴請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司局長及主要官員都有到場，而應約的連任新任議員卻不大熱烈，多名激進和泛民議員沒有亮相；社民連的梁國雄議員到場給行政長官送上爭取成立全民退休保障的「紙牌」，雖然言笑晏晏，「分手」時卻只以合十還禮、拒握梁氏伸出的「友誼之手」！自從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以此招式與末督彭定康保持距離的政治表演後，周前「學民思潮」黃之鋒以鞠躬而不握手和行政長官「道別」，加上梁議員的「演出」，不與政見不同者有肢體接觸而以合十或鞠躬為禮，似乎成為香港政壇宣示距離的新禮儀。
行政長官宴請立法會議 員是沿襲港英舊風，不過，把這種禮貌式的酬酢提升至宣示「立場」、拋出「願景」，此前甚罕見。梁振英表示設宴目的在體現當局對立法會的重視並希望行政立法共事有好的開始，其意甚善且態度一如舊貫非常誠懇，可是，一來由於政治生態已變，一來由於有人把笑容可掬解讀為笑裏藏刀，令這次「盛宴」的目的，除了讓部分官員與議員「歡聚一堂」上上鏡頭之外，恐怕並無其他。
過去—港英時代—說行政立法關係是指行政局與立法局的工作關係，回歸以後，董建華初 試啼聲，大展抱負，懵懵然推行政治官員問責，亂了舊日綱常；曾蔭權在行政系統的舊軌跡和問責官員的半部長制之間，權宜用事，早把行政會議的功能廢個七七八八，原因是有了問責官員的存在，過去港督會同行政局所主導的政策啟動權，已經轉到行政長官會同他所委任的政治官僚手上；《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至此在半明半暗間，變為行政長官主導。
梁振英一方面是不太熟悉、另一方面是並不特別尊重公務員系統的舊有運作，甚至有可能像其前輩董建華般，認為幹部（公務員）做事過多繁文縟節，蹉跎歲月，妨礙開展分秒必爭的新政策。更重要的是，過去政策出籠自下而上，是政策科公務員按各部門的接觸和研究，摘要紀
實和建議，寫成政策報告，讓港督會同行政局議員定奪，再經法律草擬，經立法局辯論通過或否決。自行政長官倚重問責官僚施政，行政會議成員的功能固然失色，公務員隊伍慣於層層而上的政策制定過程，也不期然受到正面衝擊，因為行政長官會同問責官員按團隊意志主導施政的方向日甚一日。換句話說，政策制定自上而下的傾向已慢慢蓋過舊日流程。行政長官如今提及的行政立法關係，其實不只是行政架構與立法機關的瓜葛，而是環繞行政長官的權力核心，其與公務員系統、行政會
議（其實要研究其功能與存廢）和立法會的關係。
過去行政主導的體制已被董建華的「半部長制」砸個稀巴爛，曾蔭權是憑個人對昔日制度運作的認識而維持了「仿古」般的行政主導，到了梁振英，又非常自然地漠視了公務員系統向有的運作模式，暴露了許多所謂「無規無矩」的言行。
筆者感受到的是，問責制已經是難以逆轉的既成事實，香港過去的行政主導，即使是話事權，也不集中，如政策部門的知情、研究和綜觀小結，港督會同行政局的商議和取決，還有立法局的意見反映和撥款。實行官員問責後，權力集中到政治任命的非職業官僚手上，他們沒有健全的政黨支持，政事能否憑臨時演員的識見和經驗幹
得出色？
二、行政與立法能否衷誠合作，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從梁振英這三二個月的施為，大家清楚看到政府行的是行政長官而非行政主導之政。梁振英為了加速落實「競選諾言」，向選民「交功課」，特別是向工聯會和民建聯「邀功」，不僅公布數項「新政」，且發出一個要求百天內可以贏取市民好感（Score，得分）的電郵，限時限刻要各政策局官員滙報工作情況，以便新政府能於上任百日之際，公布更多他以為足令大多數港人改變對他的負面觀感的新政策！
政治任命官員上任後，便向各政策局追索「新猷」，那與公務員系統推出政策之先後有序，頗有差異。這種做法當然是破壞了行之多年並證實有效的制度傳統，而由上而下的催逼，究竟是強化或疏離了行政長官與公務員系統的合作？港人很快可在政策推展上的優劣（民意的反映）獲得答案。
筆者認為，行政長官急於求成（以扭轉日趨下游且「下行」風險很高的民望）的連串舉措，都未經行政會議諮詢及立法會辯論通過立法的程序，是從倚重制度轉向依靠人治的開始，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上，在政治上，一心一德（所謂「齊心」）正是專制的基礎。
社 會千姿百態，難求一致，政府施政，為求大公，不是眼中只有同路人，不是只照顧弱小，不是親疏有別。當知道，教會和各式慈善社團，它們在同一信仰、同一願景之下，尚且會有爾虞我詐、暗算營私的事情；政府施政若要眾口鑠金、人人叫好，那必定是高壓統治下、弊病叢生的不幸社群。香港是一個比較上軌道的公民社會，大家知進退、重法紀、在尊重制度的基礎上行止有度（港府會同行政會議及聽取立法會意見後制定政策），施政都有貫徹人民意旨的存心，官民長時期相安無事。如
今人治痕跡初見，行政長官與立法會之間能否合作無間，筆者並不樂觀，也不感覺重要，反而憂慮制度化傳統消散，人治色彩日濃！在這種情形下，議會有清晰、強力的反對聲音，加上勇猛敢言的傳媒，才會對人治起牽制和阻遏作用。
王永平: 立法會選舉後的政治亂局
今次立法會選舉是回歸後最重要的第一次。除了結果反映新的政治勢力外，新一屆立法會與由梁振英領導的政府工作關係和政治角力，決定香港未來5年在政治、經濟、民生等方面的發展或退步。雖然政府自詡在上任2個月內已推出近10項民生措施，但細看之下，一項是前朝功勞（長者優惠車費），有些是小恩小惠（例如長者生活津貼），又或是粗疏應景（例如港人港地）。真正登高望遠的政策（例如應對人口老化、推動經濟進階、改革醫療服務等）尚待出台。此外，2016年立法會選舉安排和2017年特首普選都是今屆政府不能不處理的兩件政治大事。沒有立法會的配合，包括在一些爭議性政策上的支持，梁振英政府會陷入他批評前朝的處境：蹉跎歲月。現在就讓我首先分析各政黨在選票中的得失，以及其在下屆立法會掌握的票數和實力。
毫無疑問，奪得13個議席的民建聯是選舉後的大贏家，而另一個忠誠建制派工聯會亦繼續在地區直選上擴展版圖，一共拿到新紀錄的6個議席。憑著田北俊在直選 上東山復出，自由黨終於從谷底反彈，一共取得5個議席。（但依然比2004年時的10席（包括後來離隊的經濟動力）少了一半）。連同其他建制派議員，建制陣營拿到佔6成多數的43個議席。所以，只要是中央關注的議題，政府要立法會通過有關法案或撥款，表面上不成問題。關鍵是外面民意會否強烈反彈，和建制派內部有沒有矛盾，下面再談。
泛民方面，民主黨輸得難看。因為沒有公民黨和人民力量參與，泛民選民只能在超級區議會組別上投票予何俊仁、涂漌申和馮檢基3人，令民主黨一共拿到6個議席，比上屆少了3個，比回歸後首2屆更少了一半。從2000年時佔立法會議席2成到今日不足1成，民主黨支持度持續下跌，前途堪虞（這是另一個重要課題，另文討論）。
踏着民主、公民兩黨肩膊上位的人民力量在精於計算和善於掌握群眾（特別是網民）情緒的黃毓民帶領下，成為另一個選舉後的大贏家，拿到3席（黃洋達只差幾千票落敗）。曾是人民力量前身但同樣激進的社民連雖然未能突破一席宿命，但梁國雄成為新界東票王。人、社兩黨加起來拿到26萬張票，比少了10萬張票的民主黨為多。公民黨雖然失去2名女將，但仍然拿到6席，即比以前多了1席。
在下屆立法會，泛民持有逾3分1關鍵議席的27席，及在地區直選組別佔有一票之微的多數票。但泛民的整體形勢其實化比上屆差。首先，在上屆立法會，泛民的否決權在政改方案上被民主黨一筆勾銷。在下屆立法會，民主黨依然擁有令否決失效的票數。一般假設是，經過今次選舉慘敗，民主黨應該會痛定思痛，所以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和2017年的特首普選安排上，它一定會寧硬莫軟。但政治無絕對。民主黨會否再次顧全大局，可能成為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懸念，和其他泛民黨派的疑慮。
泛民在地區直選組別內只有一票多數，為政府和建制派提供偷襲的空間。例如，把立法會納回正軌，包括禁止拉布是政府和建制派的共同目標。在關鍵投票時刻令兩名泛民議員失蹤，以前也發生過。或者將來我們有機會看到黃毓民和梁國雄要求其他泛民議員在會議廳內坐定定等投票！
泛民黨派各有盤算之餘，建制派也不是鐵板一塊。靠直選重返議會的田北俊，除了在經濟或民生議題上維護工商界的利益外，亦不會在影響民意的政治議題上輕易支持政府。
新民黨的2個議席得來不易。上次葉劉淑儀否決政府在重組建議上打灰，未來她和在地區上打拼出頭的田北辰一定會是獨立多於建制。除了政治死令不得不依從外，工聯會從來在民生、福利上進取得接近共產，令以往政府頭疼。有人認為今時不同往日，工聯會的民粹主張可以配合梁政府的民生無小事立場。但不說自由黨，經濟
動力和不少獨立建制的專業界議員都不可能犧牲小我。其實民建聯近年積極吸納工商界和專業界，以前在民生、福利上，它與工聯會已經立場不同，未來的分別只有更大。
總結上述分析，我在下屆立法會的政黨和議員組成內找不到任何有利政府施政或者可以改善行政、立法兩者關係的因素。在政治議題上，激進派會變本加厲，建制派可能陽奉陰違，甚至公然反對。在經濟議題上，自由黨，甚至經濟動力不會對政府客氣。在民生、福利上，政府可以師法前朝，不時派錢，但這只能短期有效，不能持續5年。
在議會外，反國民科運動成功迫使強不起來的政府讓步（雖然反對者包括大學生不收貨），令公民（不是國民）意識大大增強。將來即使政府成功靠建制派支持，在立法會上通過某些新政策，假如政策不得民心，反對者會把抗議帶上街頭或在政治總部廣場集會，開展另一個戰場。換句話說，政府現在面對的不只是個不聽話的立法會，還是個愈來愈主動維護自己權益的公民社會。希望政府不要偏聽，以為國民教育是宗有預謀的「政治」事件。我相信，假如新界東北發展不能釋除當地居民和港人的疑慮，比菜園村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會出現。再舉一個例子，假如政府在未解決網上惡搞的刑責問題前，便把版權條例修正草案重新呈交立法會，部分議員一定會以拉布對待。
政府如何走出困局，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