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凝聚民族認同建立自信，從而使一個民族立於世界之林的同時，也會使這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摩擦增多，如果放任民族主義坐大的話，還會引來戰爭甚至屠殺。這方面，猶太民族的遭遇給我們提供了充分的借鑒。
猶太民族有很強的宗教文化，根據《聖經·舊約》的歷史記載。他們的遠祖亞伯拉罕（阿拉伯語發音為易卜拉辛）原來居住在蘇美爾人的烏爾帝國附近，後來遷移到迦南（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帶）。他有兩子，嫡幼子以撒成為猶太人祖先，根據《聖經》和《古蘭經》的記載，其與侍女夏甲所生的庶長子以實瑪利（阿拉伯發音易斯瑪儀）的後代就是阿拉伯人。所以在原始血緣上，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很近。因為這種特殊的來歷，所以二千多年中，猶太民族離散在世界各國，沒有自己的國家，但卻能保持著堅強的民族認同和文化共識，這主要依賴《聖經》的力量。根據《聖經》，猶太民族以為上帝與猶太民族有約，選擇猶太民族作為上帝的使者，領導人類走向上帝。耶穌也說過，人類的拯救要通過猶太人來實現。這種“選民”心態使得猶太民族有了排他性和團結性，猶太民族再分散，也可以憑借一部《聖經》走到一起。非猶太民族即便信奉《聖經》，也難以得到“選民”精神的支撐。“上帝選民”的意識和“上帝使命的承擔者”這種精神內涵，是猶太成功學的硬核部分，非猶太人很難體悟進去。猶太精神中內含一種民族優越論的隱晦的民族主義。這種自信和使命感最後凝結成為猶太民族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情結。其影響是兩方面的。
首先，對猶太人來說，因為有選民意識而有優越感，因此充滿著自信和使命感，有了使命感就會更加努力，因為更為努力而容易成就，因為有成就，又証明了選民意識和使命感，這是一個極為良性循環過程。因為這種自信和優越感，使得猶太民族在自我奮發自我追求上信心十足，也成就多多。猶太人雖然歷盡艱辛和屠戮，人口甚至還不到世界總人口的千分之一，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不僅產生了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畢加索等世界偉人，同時也產生了無數的億萬富翁，並控制了世界的經濟命脈，贏得了“世界第一商人”的美譽，這一定不是偶然的。正如一位猶太拉比、猶太財商第一書《你會發財》的作者丹尼爾?拉平博士所言：“無論是臭名昭著的納粹或哈西德派學者，還是從未與猶太人打過交道的日本文化評論員或理論家，在從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角度考察了猶太人的特性之後，都一致認可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猶太人精於商業。”《福布斯》雜志的美國四百大富豪排行榜中，最富有的四十大富豪有45%是猶太人。美國1/3的百萬富翁是猶太人。美國大學中，20%的教授是猶太人。華府主要的律師事務所中，40%的合伙人是猶太人。在收入超過5萬美元的美國家庭中，猶太人的比率是非猶太人的兩倍。美國家庭收入低於2萬美元的比率，猶太人是非猶太人的一半。此現象原因很多，但猶太教中所包含的民族主義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那種產生發展於民族的漂泊流離中是自信，是猶太文化的核心，它構建了猶太心理，塑造了猶太性格，形成了猶太傳統，教化培育了猶太子民。
但是，這種民族主義的存在也給猶太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不幸。猶太民族主義內含一種民族優越論的隱晦的民族主義使得他們跟世界其他民族相處時，很容易發生矛盾沖突換言之，這種自信的民族主義既是猶太人之所以偉大的至深根源，也是猶太人苦難的根源，原所謂“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是也。
我們看到，因為猶太民族的自信，自命不凡，結果他們在在西方歷史上屢遭排斥。歐洲許多國家，都曾禁止猶太人從事農業和制造業，試圖把猶太人逼向困境。尼採說：“國家剝奪了他們從事此種工作的權利：盡管如此，這個恬不知恥的民族照干不誤，好像他們從來就無求於國家似的。”如此災難性的封殺和經常的迫害，猶太人不得不尋找流轉性很強的生計，以便隨時可把財富帶走，這就把猶太人逼向了以金融、珠寶為重點的流轉性很強的商業活動。而且，流離失所的生活使猶太人明白，只有一件財富是最不會被搶的，這就是信仰和知識。所以猶太人在宗教和教育上的投入，超越其它民族，這成就了猶太人的人力資本。歷史的災難，特別的精神稟賦，使猶太人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特殊的以宗教信仰、知識、商業為核心的民族。在整個歐洲中世紀，天主教會都不允許放貸收息，不斷譴責和打擊放高利貸的行為。猶太民族為生存，不得不冒險從事民間信貸業務，他們生活在一個“不道德、不守法民族”的陰影中。我們當然記得，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那個高利貸商人夏洛克是怎樣一付讓人厭惡的形象。莎士比亞的戲劇告訴大家，猶太人的信貸業務，相當於人肉買賣。在自給自足為基礎的農耕時代，抵押信貸業務受人仇視，猶太人是讓人歧視的邊緣民族。而隨著十六、十七世紀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隨著市場交換和國際貿易時代的到來，隨著以資本為中心的時代的到來，具有商業特長和國際貿易網絡的猶太人開始從社會的邊緣進入到社會中心，整個民族逐漸浮出了水面，成為控制和影響各國貨幣經濟的“資本民族”，真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但同時，歐洲各國的排猶浪潮也大規模興起。
最典型的當然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自1933年起，德國納粹黨開始獨裁執政，隨後，一個大規模的反猶行動逐漸發展起來。在同一年，納粹德國政府褫奪了所有猶太裔公務員的職務，並從軍隊、警察和司法機關中剔除那些被認為是劣等人的猶太成員。1935年通過的《紐倫堡法案》對“猶太人”作出了定義——凡有一個猶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國人都會被視為“猶太人”。這項法案還剝 奪了猶太人作為德國國民的基本權利。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並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納粹黨的反猶太政策更加極端化，並隨著德軍的佔領，逐步蔓延到歐洲的其它地區。據戰後統計：截止到1945年，波蘭原有350萬猶太人只剩下7萬余人，荷蘭的14萬猶太人只剩下3.5萬人，羅馬尼亞的65萬猶太人僅剩下25萬人，而德國和奧地利的33萬猶太人僅有4萬人生還，希臘的7萬多名猶太人僅1.6萬人幸存，在烏克蘭有90萬猶太人命赴黃泉，白俄羅斯的24.5萬和俄羅斯的10.7萬名猶太人也成為納粹滅猶的犧牲品，捷克斯洛伐克的35.6萬猶太人僅剩下1.4萬……歐洲600萬猶太人成為希特勒屠刀下的屈死鬼，其中還包括100萬兒童。整個世界當時三分之一的猶太人成為納粹種族主義學說的犧牲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蘇俄也是屠殺猶太人的主力。在沙皇時代，哥薩克多次成為沙皇屠猶的專業別動隊，排猶的原因多是轉移國內矛盾及嫁禍。前蘇聯的短篇小說家巴別爾在其作品《騎兵軍》中多次描述了沙俄、白衛軍以及紅軍的屠猶行為，甚至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他一向高大、偉岸的父親為了保全家人的命不惜向野蠻的哥薩克騎兵軍官下跪。蘇聯成立後，蘇共原本的領導班子裡有大量的猶太人，於是陰謀論逐漸在蘇聯境內外彌漫開，斯大林上台之後，為了使民眾的陰謀論觀點得到釋放，同時更重要的是鞏固自己的權力，排斥異己於是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排猶運動。可以這樣說，斯大林領導下的蘇共和當年列寧領導的那個黨已經完全不是同一套班子了，老猶太黨員和異己分子統統被肅清干淨。至於斯大林統治後期的所謂“下水道中的民族洪流”，和朝鮮人、伏爾加河日耳曼人、卡爾梅克人一樣，猶太人也被流放了。
從猶太民族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成為民族競爭的動力，然而張揚過度，也會給民族帶來滅頂之災。要之，在民族政治關系上，人類必須有一個民族平等與和平為基礎的基本價值和制度共識。如果沒有一個對民族宗教文化差異性予以包容的政治心態，誰能保証希特勒似的人物不再回來呢？民族國家間的競爭，只能控制在和平的范圍內。凡出於民族仇恨而形成的思想和採取的暴力行動，只會把人性中的魔鬼放出來，將人類帶入地獄之中。
當然，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靠民族主義產生象猶太民族一樣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創造力，卻只會帶來跟周邊增加磨擦乃至衝突的後果，則這樣的民族主義就更應該將其放進歷史垃圾堆了。
The author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light of
European Jews and their suffering in a series of pogroms over several
centuries. Jews are good examples of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nationalism
running wild. Their persecutions were due to political or religious reasons or
simply as scapegoats to divert people’s attention from ill governance. Of
course, there were many successful Jews and it is a pity that the author stops
right after WWII.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n 1948, the Jews change their role from the persecuted to the persecutors. It
is a paradox that the Jews, after the Holocaust, did not have any compassion
for the oppressed or minority. It is a deliberate misguidance from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Israel
to use Bible to justify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land
of Judea. The Israelites treated
the Palestinians as transient settlers in the area, not indigenous people.
Ben-Gurion and Moshe Dayan, though both were well-known atheists, exerted great
effort to establish the notion of ‘Greater Israel’. Moshe Dayan even engaged in
biblical archaeology to ‘find’ sites and artifacts justifying the long
unbroken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rea. The conscious manipulation
of facts of the archeological findings ha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accuracy
of these studies.
The predicament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living in the land
of Israel nowadays can shed some
light to the irony and the conundrum of nationalism. They are denied full
citizenship, ownership of lands and freedom to travel. It has taken place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and these vicious policies still are unrele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