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政府任內決定、準備、但留給新一屆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科」，在梁振英班子開局不利的情下，迅速變成了一個燙手山芋。基於一些由左派機構編製的、內容明顯偏頗的參考教材，學生和家長擔心「國民教育」成為「中共洗腦」的手段，很快「洗腦」就成為凝聚反對國民教育運動的大旗。反對者要求政府正式撤科，推倒重來。政府的應對手法，包括聲明沒有「洗腦」的目的、成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商討開展該科面臨的問題，並謀求與反對者溝通。反對者的行動包括示威遊行、登報聲明、絕食、號召罷課等等，一波接一波，成為新政府應付社會危機能力的嚴峻考驗。
部分辯論流於謾罵
作為一個在本地受教育，也在教育界服務的香港人，對於有關「國民教育科」的辯論，我感到失望。有部分辯論，流於謾罵，立場絕對化，非此即彼，成為政客競選抽水的議題。有些論者說外國沒有國民教育的科目，這可能是事實，但不表示沒有類似的教育滲透在歷史、文化、政治、人物、常識教育的科目裏。以美國為例，愛國是很多國民認同和重視的情操，儘管具體什麼是愛國的行為和行動，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對於國民教育這種嚴肅的課題，不應走偏鋒，應該在理性基礎上討論，講道理、擺事實。可以看到，有些人反對「國民教育」的理念，也有其他人接受理念，但反對和質疑課程的內容、教材，以及具體執行的方法與速度。最近曾榮光教授的文章〈香港國民教育課程的偏差與扭曲〉（《明報》2012年8月30日、31日）是理性討論的例子。我贊同文章通篇的精神：不要基於狹窄民族主義、非理性的愛國教育。不過，對於他幾個批評課程偏差的具體觀點，我倒覺得有商榷的餘地。
第一、曾教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得出香港「建基在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認同理念，是完全不符合今天的中國國情」的結論。我認為，問題的癥結是「族裔」的定義。假如它指的是「漢族」，那的確是過於狹窄。但假如它指的是「中華民族」，那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妥，因為香港在1997回歸後已經結束了它掛靠在英國之下，但卻不是英國一部分的前殖民地身分，並且已經重新納入中國的政治版圖。
第二、至於是否因為本港現在有2萬多非華裔的在學兒童，香港的國民身分就不應該是基於中華民族本位的結論，我也看不出道理。
第三、曾教授認為「不分族裔、不分宗教信仰、不分語言文化……這樣一種多文化的社群主義才是香港公民身分的認同基礎」。假如「公民」指的是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權也有投票權的所有居民，包括部分持有外國護照、享有外國國民身分、得以在外國投票的華裔與非華裔市民，那應該沒有異議。但假如「公民」指的是中國「國民」（拿香港特區中國籍護照的香港市民），那又當別論，因為無論他們是否是華裔，決心入籍就必須有歸化的準備，中外皆然。不願意歸化，香港有義務按照他們各自的文化背景為他們特別開課嗎？無論如何，他們並非國民教育的主要反對者。
第四、在一般人心目中，中文名詞「國家」雖然可以相對應英文的「state」，但不見得一定是等於具有「國家權力機器」特殊意思的「state」。與曾教授不同，我認為在中文用語中，把「國家」翻成「country」不但沒有錯誤，而且是更為適當。西方政治學裏「nation」（民族）與「state」的明確分野，對於中國人的概念和用語並不一定很貼切。事實上，在英文的一般應用裏，「nation」也不僅僅就是「民族」的意思。例如，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並沒有所謂美國民族，但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用「nation」來稱呼自己的國家。不但美國總統常常說「our nation」，在國家的「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也說「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我不同意曾教授說《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犯了「對國民身分認同的兩種根本制度脈絡的混淆、誤配和不加識別」的錯失。
第五、曾教授認為國民教育「以情為本」的學習模式是嚴重的弊端。假如「情」的意思就是「激情」（passion）或者「情緒」（emotion）的時候，尤其是以強調「國仇家恨」來「激發年輕人的愛國情緒」的手段，我毫不猶豫同意這是弊端，同時也贊同曾教授所說的「道德理性思考（moral
reasoning）及事實為本的公民決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的教學理念」。不過，假如「情」的意思是「情懷」或者「感受」，那我不能不懷疑其他國家的國民教育是否同時兼用「情」與「理」來教化和團結國民，增強國民向心力，有利於共同面對困難。也就是說，嚴重弊端是否源於由來以久、為人詬病的蹩腳港式中英翻譯？
搞「洗腦」的難度很大
「洗腦」是把假的資訊和有問題的價值觀包裝成為正確的東西令被「洗腦」的人接受。「洗腦」的有利、甚至是必要的條件是資訊封閉，資訊壟斷。因為香港是個資訊開放的國際城市，要搞「洗腦」的難度是很大的。假如政府的指引都是公開的，就算有人想自上而下搞「洗腦」也是難以得逞的。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及經濟系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