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8日星期六

郭梓祺:雞鳴不已——讀《燃燈者》



九月初,風雨如晦,在讀趙越勝的《燃燈者》。書中只有三篇文章,〈輔成先生〉、〈憶賓雁〉和〈驪歌清酒憶舊時〉,篇篇好看,尤其是長百餘頁的〈輔成先生〉,今日讀來,更是不勝噓唏。

趙越勝在文革期間負責在工廠造地雷,後來卻有機會跟隨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周輔成教授讀書。文章前部從1975年寫起,到1989年之間的十餘年,幾乎是逐年寫下去,從一師一徒的視覺,看着身邊風起雲湧,只是二人渴望求知這一點,始終沒有變更。

讀書人的戒慎恐懼

對於一個虛怯的政權而言,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都非常危險,所以愈要阻止知識流佈,抑壓思想。由是,求知便成了更危險的事情。哪些書可收藏、可內部發行、可傳閱、可接觸,都跟政治緊緊扣連。讀〈輔成先生〉,每次書本出現,都覺得特別吸引;知識在重重壓抑底下,就像驚天秘密,知道了,總不免戒慎恐懼。

輔成先生知道趙越勝對康德有興趣,有次便借他厚厚的一冊《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趙越勝說﹕「我謝過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見書中夾着一張紙條『供工人師傅批判參考』,心頭一緊,才意識到先生授我此冊是冒着風險的。」輔成先生如此小心,除了因為七十年代的形勢,當然也與自身經歷有關。看看他的歸納便自然明白﹕「四十年前,共產黨掌權,當時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簞食壼漿,以迎王師』的熱情,心想中國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腦,誠心誠意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罵得一錢不值。文革十年住『牛棚』,反而心平氣和,開始想共產黨是不是也會犯錯誤,改革十年可謂大夢初醒,覺四十年前我並無大錯,是共產黨錯了。想想這些,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

知識是麻煩的事。楊絳在《洗澡》末段,便曾描述五十年代,一個個讀書人如何輪流在群眾面前自我批判,希望過關,情景相當荒謬。但輔成先生的上面一番話最諷刺的,想必還是末句的「解放」二字。一個以解放為號召的政權,最擅長的原來還是箝制。四十年過去,輔成先生一句「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就更饒富深意了。

但文中提及最令人深刻的一部書,還是拉波哀西(etiennede La Boetie)的《自願奴役論》﹕「先生又走回書桌,拉開抽屜,拿出一疊紙,說這篇東西你可以讀讀。請人譯了,但沒有收入資料集。我接過手,見是手稿,極工整地謄寫在方格稿紙上,是拉波哀西的《自願奴役論》。先生囑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讀完還給他。說僅此一份,沒有副本的。我小心把稿子放進書包。先生見我放妥帖了,又說,托爾斯泰是流淚讀這文章的。我竦然。回去展讀這篇手稿,一連串的句子敲擊心扉。」

只要不給他什麼就行了

那麼珍而重之,那麼希罕,《自願奴役論》究竟說了什麼?在〈輔成先生〉,趙越勝像文抄公一樣,特別大段大段引錄了拉波哀西的文字。我想,在這裏重現部分引文,將有助我們理解輔成先生那謹慎的叮囑,趙越勝一下一下的心跳。謹記,那還是在文革尚未終結的時候。

拉波哀西說﹕「我只想弄清楚,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鄉村,這麼多的城市,這麼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騎在自己頭上。如果他們不給這個暴君權力,他原不會有任何權力……只要國人都不願受奴役,自然不戰而勝。不必剝奪他什麼,只要不給他什麼就行了。國人毋須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對自己就行了……人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喚醒他們把自由收回來,是困難的。他們甘願供人驅使,好像他們不是喪失了自由,而是贏得了奴役。」

拉波哀西接着說﹕「人們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驅使的。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見自由,他們已經無所遺憾地供人驅使了。他們自願地完成着他們的前輩只是由於強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於羈紲,長為奴隸的人,都把他們出生的環境,當作自然狀態。竟然從來不願意看一看自己的遺產證書,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遺留給他的權利,人們是不是從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輩身上剝奪了什麼東西。」

書是作者在七十年代讀的,〈輔成先生〉是他在2009年寫的,幾十年又過去了,趙越勝總結道﹕讀書思考就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淪為奴隸而不知。

「思想」和「教育」兩個詞語本來相安無事,但在近代中國,他們卻不幸變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組合。當然,使人成為奴隸的絕對不止「思想教育」,有人是金錢的奴隸、名譽的奴隸、種種意識形態的奴隸,真的都要多反省,才能把自己解放出來,如同早上的雞啼,使人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