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風雨如晦，在讀趙越勝的《燃燈者》。書中只有三篇文章，〈輔成先生〉、〈憶賓雁〉和〈驪歌清酒憶舊時〉，篇篇好看，尤其是長百餘頁的〈輔成先生〉，今日讀來，更是不勝噓唏。
趙越勝在文革期間負責在工廠造地雷，後來卻有機會跟隨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周輔成教授讀書。文章前部從1975年寫起，到1989年之間的十餘年，幾乎是逐年寫下去，從一師一徒的視覺，看着身邊風起雲湧，只是二人渴望求知這一點，始終沒有變更。
讀書人的戒慎恐懼
對於一個虛怯的政權而言，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都非常危險，所以愈要阻止知識流佈，抑壓思想。由是，求知便成了更危險的事情。哪些書可收藏、可內部發行、可傳閱、可接觸，都跟政治緊緊扣連。讀〈輔成先生〉，每次書本出現，都覺得特別吸引；知識在重重壓抑底下，就像驚天秘密，知道了，總不免戒慎恐懼。
輔成先生知道趙越勝對康德有興趣，有次便借他厚厚的一冊《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趙越勝說﹕「我謝過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見書中夾着一張紙條『供工人師傅批判參考』，心頭一緊，才意識到先生授我此冊是冒着風險的。」輔成先生如此小心，除了因為七十年代的形勢，當然也與自身經歷有關。看看他的歸納便自然明白﹕「四十年前，共產黨掌權，當時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簞食壼漿，以迎王師』的熱情，心想中國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腦，誠心誠意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罵得一錢不值。文革十年住『牛棚』，反而心平氣和，開始想共產黨是不是也會犯錯誤，改革十年可謂大夢初醒，覺四十年前我並無大錯，是共產黨錯了。想想這些，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
知識是麻煩的事。楊絳在《洗澡》末段，便曾描述五十年代，一個個讀書人如何輪流在群眾面前自我批判，希望過關，情景相當荒謬。但輔成先生的上面一番話最諷刺的，想必還是末句的「解放」二字。一個以解放為號召的政權，最擅長的原來還是箝制。四十年過去，輔成先生一句「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就更饒富深意了。
但文中提及最令人深刻的一部書，還是拉波哀西（etiennede La Boetie）的《自願奴役論》﹕「先生又走回書桌，拉開抽屜，拿出一疊紙，說這篇東西你可以讀讀。請人譯了，但沒有收入資料集。我接過手，見是手稿，極工整地謄寫在方格稿紙上，是拉波哀西的《自願奴役論》。先生囑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讀完還給他。說僅此一份，沒有副本的。我小心把稿子放進書包。先生見我放妥帖了，又說，托爾斯泰是流淚讀這文章的。我竦然。回去展讀這篇手稿，一連串的句子敲擊心扉。」
只要不給他什麼就行了
那麼珍而重之，那麼希罕，《自願奴役論》究竟說了什麼？在〈輔成先生〉，趙越勝像文抄公一樣，特別大段大段引錄了拉波哀西的文字。我想，在這裏重現部分引文，將有助我們理解輔成先生那謹慎的叮囑，趙越勝一下一下的心跳。謹記，那還是在文革尚未終結的時候。
拉波哀西說﹕「我只想弄清楚，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鄉村，這麼多的城市，這麼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騎在自己頭上。如果他們不給這個暴君權力，他原不會有任何權力……只要國人都不願受奴役，自然不戰而勝。不必剝奪他什麼，只要不給他什麼就行了。國人毋須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對自己就行了……人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喚醒他們把自由收回來，是困難的。他們甘願供人驅使，好像他們不是喪失了自由，而是贏得了奴役。」
拉波哀西接着說﹕「人們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驅使的。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見自由，他們已經無所遺憾地供人驅使了。他們自願地完成着他們的前輩只是由於強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於羈紲，長為奴隸的人，都把他們出生的環境，當作自然狀態。竟然從來不願意看一看自己的遺產證書，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遺留給他的權利，人們是不是從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輩身上剝奪了什麼東西。」
書是作者在七十年代讀的，〈輔成先生〉是他在2009年寫的，幾十年又過去了，趙越勝總結道﹕讀書思考就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淪為奴隸而不知。
「思想」和「教育」兩個詞語本來相安無事，但在近代中國，他們卻不幸變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組合。當然，使人成為奴隸的絕對不止「思想教育」，有人是金錢的奴隸、名譽的奴隸、種種意識形態的奴隸，真的都要多反省，才能把自己解放出來，如同早上的雞啼，使人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