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試圖操縱民族情緒，儼然在玩弄雙刃劍。十八大即將召開，一切都與上層權力鬥爭有關。
在長沙，他們哄搶了平和堂；在廣州，他們砸了花園酒店；在青島，他們攻佔了吉之島；在西安，他們掀翻了一輛又一輛的日本車；在鄭州，他們抬著毛澤東的畫像，聲稱要消滅「小日本」……
席捲中國的反日示威似乎再度證明了喬治·奧威爾的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
我們暫不理會中日之間的漫長而糾纏的關係，這其中的複雜性只有德法的昔日爭端可以作比，裏面滿是尼采所言的「Ressentiment」情結，其中交織著嫉妒與羡慕、自卑與傲慢……
它們像是歷史的傷口，因為從未得到清理，隨時會因外界的觸動而發作。兩國的政府則利用這種傷口，以增強自身的權力。我不了解日本政治，但在過去二十年中，傳統左翼的消失令極端民族主義抬頭，他們以更強硬的態度面對歷史遺產。但在中國，操縱這種傷口則是一九八九年以來最重要的統治術。
中國共產黨以民族主義為名義而崛起，卻從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隨時為了自身利益而犧牲長遠的民族利益。毛澤東曾對日本代表團感謝日本的入侵——中國共產黨正因此而崛起；為了擺脫孤立，中國迫不及待地與日本建交，並認同蔣介石的「以德報怨」的政策；為了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則加深日本友好關係。
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新領導人則把日本豎立為對手，試圖用民族主義來取代失效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民族主義不僅來自於一個共同體的普遍情感，它是高度操縱性的。「受害」、「屈辱」是這種偏狹的民族主義的最好催化劑，日本則是這種情感的最佳來源。在這種過程中，它還完成了中國形象的範式轉變。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以帶領人民戰勝日本自居，但中國的「勝利者」的形象到了九十年代則轉化成「受害者」，到處興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都在向參觀者——尤其是被集體組織來的少年——展示了一個飽含屈辱的中國近代史，而他們被灌輸只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才能重獲富強、擺脫屈辱。
這種操縱導致了這樣的後果﹕一旦出現敏感問題、在一個敏感時刻，集體非理性就佔了上風。而當權者也在玩弄一把雙刃劍，它既希望能借此轉移國內矛盾，又擔心引火燒身。以學生運動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當然深知自己往日的伎倆，知道它是如何借助民族情緒來瓦解國民黨政權的。對外交軟弱的抗議，可以輕易轉化成對現政權的不滿。
不管是一九九九年的反美示威、二零零五年的反日遊行還是二零零八年的排外情緒，這種民族主義遊戲似乎仍在可控範圍內。你在示威者的臉上、聲調上感到那股表演式的義憤，在大聲喊叫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宣戰」、「日本必亡」後，就準確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華民族崛起」。
但這一次卻在發生了變化，示威的暴力程度超越了人們的想像。它當然與幾年來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相關，人們的不滿需要宣洩，失意者很容易演變成狂熱分子，釣魚島或者日本只是這種情緒的藉口。但不要以為這僅僅是「群眾的非理性」行為，這也絕非一群狂熱分子的衝動。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一定知道如果有大批的警察在旁，你是很難去砸毀路邊的商場的，儘管人們哀嘆道德淪喪，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們（尤其是大城市）對於「非暴力」早已達成默契。很有可能，它得到了官方組織與縱容。在這樣超級的維穩狀況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場普遍性的城市騷亂。而這一切，也必然與上層的權力鬥爭有關。倘若沒有毛澤東的上層權力鬥爭，文革式的混亂很難發生。而如今伴隨著十八大的權力交替，一些掌權者似乎不惜製造一場社會騷亂來獲取更大的空間、或是向對方施壓。在這場殘酷的遊戲中，釣魚島根本無關緊要。
很有可能，這場演變為社會騷亂的反日示威，變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它不僅標誌著持續了十年的「盛世」的結束，更把中國引入了一條顛簸之路，它進一步激發起社會中「惡」的力量，讓所有人（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陷入新的恐懼。即使他們躲進了光鮮的購物中心、五星級酒店，仍得不到任何安全感。而處於對「暴民」政治的恐懼，他們將不得不更為依賴這「維穩體制」，一場惡性循環更為加速。理性與溫和的力量與聲音將更難以表達，而一小股極端力量卻能綁架整個社會。
我盡量在壓抑這種悲觀情緒，手邊卻正好有一本茨威格的回憶錄。在「希特勒的崛起」一章的開始，他寫道：「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同代人對它的認識，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或許，我們也生活在類似的過程中，向下沉淪的力量正緊緊纏住了這個崛起中的大國。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