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罷課師生的抨擊，梁振英指撤回國民教育科，等同政府對想開這一科的學校，禁止開科，不符合香港自由及多元社會的特質。明顯地，梁振英誤導並曲解自由的意義。以自殺為例，自殺看似是個人的自由，個人有權決定自身的死亡，但法例則是禁止自殺或安樂死，所持的理據是基於「法律是要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但是也必須顧及公眾的利益」。
日前，一群精神科醫生聯署反對國民教育的實施，並指出強行把感情灌輸給心智尚未成熟的學童，實有扭曲兒童心理發展之虞。很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給予學校是否開展的自由，牴觸了公眾福祉。因為學生並非學校或個別校長的私產，強迫學習國民教育，心智因而受到影響，將來會影響到整個社會，令到政府及市民付出社會成本去彌補，因學校行使開展國民教育的自由，而令到學生在此特定的情況下，未能行使個人意願或不懂得行使個人意願去拒絕接受國民教育，則學校或校長開展此科的自由或權利必須受到限制，使學生得到保護，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學生。故此梁振英說撤科等同禁止有意願開科的學校，違反香港的自由及多元的特質，有扭曲自由原則之嫌。
支持開展此科的人或許反駁，如何證明國民教育科必然會令學生心智受到影響？既然必然和偶然的關係難以確定，那更加需要撤回，再作諮詢。在諮詢不足，市民對課程疑慮重重之下，硬不撤回，更加令人相信，這是中共交付香港政府的政治任務，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植入學生的潛意識裏，並試圖通過這國民教育科去認同中國政權存在的正當性。
容羽軍 自由撰稿人
梁慧思：那些在公民廣場的日與夜
對我來說，9月初在政府總部外發生的事，就像《天與地》最後那場搖滾音樂會一樣超現實。9月8日凌晨之後，我昏迷了好幾天，現在才能定過神來，好好整理自己的回憶。
最初，我只像大部分市民一樣，對於反對「德國及國民教育」科這場運動，只是「數人頭」式的參與。我有參加「七二九」大遊行，9月1日也有坐在添馬公園的草地 上，與幾萬人一起淋雨。9月3日晚，我獨自在添美道靜靜坐了幾個小時，到晚上十一時多倦極離場，沿途卻看見不少市民準備加入。我心中突然生起一點內疚，就 走到金鐘地鐵站的便利店買光店內的蛋糕，然後折返政總送予學生。回家途中，我收到一個電話，請我翌日到政總幫忙，這樣，正式開始我在公民廣場的日與夜。
大 會安排我在絕食區處理傳媒採訪事宜。由於天還沒下得出雨，下午的絕食區很翳焗，幾位絕食者（有些已絕食兩天，有些前一晚才開始）都在帳幕內休息，或坐在地
上與來訪的親友閒談。我向醫療隊了解絕食者的情況，記下他們下一次量血糖血壓的時間（絕食者須每四至五個小時接受檢查），然後向留守的記者討論他們的採訪 角度，再詢問絕食者是否願意接受訪問。
悶熱天氣下的絕食者
我怕阻礙絕食者休息，所以只是簡單介紹自己，然後留 在絕食區內靜心觀察。幾個絕食者的精神似乎仍不錯——黃克廉不在絕食區，聽說正與大聯盟的成員開會；韓Sir（韓連山）在讀《正義：一場思辨之
旅》；Sean嘗試開解擔心他健康的媽媽；幾個大專行動的學生跟同學討論下一步行動；Debora與朋友閒談；阿東的太太剛帶同小兒子來探爸爸，小孩子一 見到帳幕就衝進去彈彈跳跳。
後來，與絕食者接觸多了，我更了解他們在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在那幾天，他們對抗的不單是「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還有自己的身體，期間也有軟弱的時候，而且他們絕大部分時間都留守在講台背後的絕食區，群眾向他們吶喊「加油」，他們也未必聽得見；他們甚至要在空着
肚子、休息不足的情況下，與大聯盟成員和其他運動的參與者開會討論事態發展，心力交瘁可想而知。我只能向他們問候一下、替他們拿水、安排梳洗和身體檢查、 為他們婉拒增添疲累的訪問……，希望他們能夠心無掛慮地抗爭。
鐵欄外的Canon in D
不過，他們的抗爭 路絕不孤獨。幾天下來，他們認識的、不認識的人都前來絕食區為他們打氣，向他們送上慰問卡、圖畫和鮮花，與他們談天、唱歌和讀經祈禱。我最記得有一晚，退
休教師韓Sir已經絕食多天，身體有點虛弱，婉拒了不少學生和朋友進入絕食區探訪。有一個穿黑色背心、大概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向我遞上名片，請我轉交韓
Sir，然後他拿起小提琴，隔着分隔絕食區的鐵欄，向韓Sir拉奏一曲Canon
in D。
當時台上的司儀正慷慨陳詞，公民廣場非常嘈 雜，連站在鐵馬附近的我也不能把樂曲聽得清楚，但這小伙子就是專心地拉琴，韓Sir同樣靜靜地、專心地坐在帳幕內欣賞他拉琴的姿態。小伙子把曲拉完之後，
韓Sir就向我遞上一張親筆字條，請我交給講台，說這年輕人是他的學生，很希望他能在台上拉奏一曲，送給絕食者和在場的市民。我把字條和小伙子送到講台，
然後回到絕食區告訴韓Sir。不久，這首Canon in D在公民廣場上奏起，我見韓Sir臉上流露出安慰的表情——從韓Sir和他學生的身上，我真切感受到何謂「春風化雨」。
絕食者的堅持，也着 實感動不少人身體力行地支持這場運動。在公民廣場的幾個晚上，我看見參與的市民愈來愈多，物資源源不絕送到廣場，義助的醫護人員和義工，把絕食區內外都擠
得滿滿。就算只是參與集會的市民，當我們需要協助時，他們也不會「托手踭」；有好幾次我們不夠義工護送嘉賓和絕食者出入，情急之下，便要求通道旁的市民幫 忙，他們二話不說就站起來，手挽手築成人鏈，闢出一條暢道。
之後的每一天，事情都有不同的發展，面對的情況也比之前想像的複雜得多——有絕食人士退出，我們要為虛弱的他們預定安全的離場路線；有人新加入絕食行列，我們要張羅帳幕和被鋪；政府官員對事件有不同的評論，我們要安排發言人接受傳媒訪問和上台向群眾滙報。
此外，我們還要應對一些突如其來的情況。還記得有一晚，民主女神像在沒有知會大聯盟的情況下給送到公民廣場去，在場的大聯盟成員都十分緊張，網上亦隨即湧現大量「送走民女」的呼籲。我們馬上商議處理方法，同時向傳媒解釋因由；最後「民女」送走，我們才鬆一口氣。
可能有人認為此舉矯枉過正，甚至是政治潔癖；但正正由於大家都很珍惜這場運動的純粹本質，不希望它有任何視線轉移、甚至予人上綱上線的機會。
廣場上的無名英雄
直至9月8日，這場反國教運動終於來到關鍵時刻，政府傍晚宣布將有「重大政策改變」。這下子令大聯盟成員、絕食者和公民廣場上的市民緊張起來，廣場上氣氛與前幾天的截然不同。我和大聯盟成員向絕食者了解他們的意見和意願，然後與絕食者留守絕食區，靜待大會的決定。
那 個晚上實在很難捱，我要不斷向正在開會的大聯盟成員滙報公民廣場的情況、要向記者簡報大聯盟的會議進展，更要協助紓緩絕食者的心理壓力。最後，大聯盟於凌
晨宣布撤出廣場的決定。已經絕食逾一百七十小時的韓Sir，以沙啞的聲線帶領市民同唱We Shall Overcome；站在講台旁邊、等待護送韓Sir下台的我故作冷靜，但覺眼眶已有點濕。
其後，我們安排幾位絕食者離開公民廣場。我們以人 鏈護送韓Sir離開時，沿途掌聲、歡呼聲、「韓Sir好嘢！」的叫聲不絕，花了十多分鐘才可送他離開；我馬上由中信廣場跑回絕食區，準備護送絕食時間第二 長（逾一百二十小時）的Sean離開。我帶他和親友沿着韓Sir離開的路線，慢慢步離公民廣場，沿途沒有什麼人認得他、沒有掌聲歡呼聲歡送他，他只是由朋
友攙扶，步履蹣跚地離開。
此時台上有人唱着瑪利亞嘉兒的Hero，走在Sean旁邊的我鼻子一酸──韓Sir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但更多的絕食者和以不同方式參與這場運動的人並沒有受到英雄式的對待，甚至他們的參與不為人知——其實人人都是英雄。
我們就是公民廣場
從大聯盟決定撤出政總至今，社會上充滿「撤出的決定和時機是否正確」的討論，甚至出現一些道聽途說、未經證實的「揭秘」，令反「國教」的討論失焦。
可幸的是，討論也不乏更積極的反省──反國教運動的管理和決策，如何可以更透明更開放？撤出廣場之後，發起人和參與者除了宣布運動成功之外，會否總結經驗，
令運動能夠持續下去，達致最終勝利？我們要的「勝利」究竟是什麼？市民除了每晚到公民廣場「數人頭」、甚至只掛着拍照和在社交網站Check in去「消費」這場運動之外，是否可以貢獻更多？除了喊喊口號唱唱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還可做什麼？除了見慣見熟的活躍社運分子外，社會運動可否由其他人
主導？這些討論，顯示反國教運動某程度上已達到公民覺醒效果，對以後公民社會的發展實在有利無害。
無論反國教運動的策略是否成功，大聯盟應該怎樣合作下去，這場未竟全功的運動如何能遍地開花？無可否認，這場反國教運動是近年香港最波瀾壯闊的公民運動，也揭開了香港公民運動新的一頁。如今，公民廣場那十個晚上，已經成為二十多萬個曾經參與的市民的美好回憶。
執筆之時，我正在中大的百萬大道，旁觀學聯舉辦的罷課集會。學生們的熱情，令這個酷熱天氣警告下的九月天更熾熱。這可能是最壞的年代，這可能是最好的年代，
這是我們的火紅年代。在那個夜晚，當我們走出公民廣場之後，我們已不用再倚靠反國教大聯盟號召參與行動，甚至再不需要學聯、教協、家長組和學民思潮──公 民廣場就在我們身邊，我們就是公民廣場。
作者為資深新聞及機構傳播工作者
鄭經翰：民主希望在下一代
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波瀾壯闊，感動人心，引起全城關注，激發不少社會族群和組織自發支援，形成勢不可擋的公民社會群眾運動。由學民思潮、反對國民 教育家長關注組、教協為核心所組成的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策動的佔領政總和絕食行動，創出一連十一天佔領政府總部前所未見的歷史紀錄，每晚前赴參加運
動的群眾數以萬計，最高時期高達十二萬人。
硬推「國教」 激起民憤
如果不是梁振英政權表面讓步，願意取消三年後不全面推行「國教」的限期和五年內不再提出推行「國教」（實質沒有撤科），讓身心疲累、缺乏政治經驗的大聯盟「見好即收」，宣布結束佔領政總，相信剛剛起飛的運動還會再闖高峰，對社會整個的衝擊更大，影響深遠，後果不可估量。
今次運動風起雲湧，自有其客觀的社會基礎，由於政府換屆，由西環操控的疑似共產黨梁振英政權不獲廣大市民信任，同樣的「國民教育」，在前朝提出時未受質疑，
未有引起重大爭拗，但新任特區政府在偏頗的「國民教育」科教材公布後引起社會廣泛疑慮仍要橫逆硬推，便即時激起民憤，釀成今次龐大社會運動。
不過，捨此以外，沒有英雄出少年的九十後學生組織學民思潮發揮先鋒作用，率先發起絕食行動，帶動家長組織和教協參加，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感動民眾，也不可能演變成為今天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
最令人讚嘆的是，今次社會運動的核心靈魂人物，竟是年紀只有小小十五歲的中學生黃之鋒。沒有他和他組織的學民思潮帶頭，四方奔走，單靠過去傳統的教育機構如教協，以至所謂政黨和其他民間組織，今次聲勢浩大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根本不可能發展起來，更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績。
少年學子 喚醒人心
學民思潮去年5月成立，創辦人是黃之鋒及其同校師兄十七歲的林朗彥。他們搞組織的理念很簡單，就是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對他們來說，由政府出 錢叫中共黨員編寫的「中國模式」教材，目的不單是洗腦、打壓學生思想自由，更有違「一國兩制」，是中央直接干預本港教育事務。
由去年開始， 學民思潮便多次策動集會遊行，最初只有數十人，在他們鍥而不捨的努力下，學民思潮的成員現時已多達三百名學生成員，能夠動員的人數也愈來愈多。7月29
日，在學民思潮和反對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號召下，便有九萬名家長攜同子女參加大遊行，反對政府硬推「國民教育」，要求立即擱置，重新諮詢。
大遊行後，政府仍然不肯讓步，只成立所謂德育及國民教育委員會，由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掛帥，向學生、家長和廣大市民統戰，企圖游說他們加入委員會，實行所謂
「先推行、後檢討」政策。正當政府和社會大眾以為可以藉高壓手段推行「國教」，一些幫閒的評論員如所謂學者陳文鴻之流也高唱什麼反國民教育運動已經無疾而 終，統治階層以為暑假期間不易組織學生和民眾，黃之鋒幾個義無反顧的少年便充分發揮先鋒的作用，實行絕食行動，重新喚醒社會大眾對洗腦「國民教育」的關
注，結果感動全城，成功激發數以十萬計群眾參與。事實上，運動已經深入民間，在社會各個層面發芽，無論大專、學界、文化界、醫療界、社工界、民間基層組 織，以及無數的普羅市民都紛紛自發組織起來，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支援大聯盟的佔領政總行動。
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更大大激發公民意識，鼓勵廣大市民積極參與9月9日的立法會投票，結果投票人數創下一百八十萬人的新高紀錄，而泛民和反對派才僥倖得以在地區直選力保關鍵的十八席，以及在超級議席取得三席，連同功能組別取得的六席，保住反對派的地位。
建制落後 只懂誣衊
可是，對於年輕一代政治上的卓越表現，建制派不單不懂得欣賞，更肆意打壓，誣衊為有幕後黑手操控，甚至胡扯到什麼外國勢力身上。他們自己水平低，便懷疑小小
年紀的黃之鋒，何以思路可以如此清晰和詞鋒如此厲害，絕對在平庸的政客和官僚之上，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他們更不明白得道多助的道理，不知道正是單純無 邪、目標單一的孩子感動群眾，教不少人都會自發幫助他們，自動捐獻物資和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這些建制派頭腦如此冬烘，不知所謂，完全脫離群眾，遭歷史唾
棄，只是早晚之事。
梁振英上台後，「一國兩制」已經遭受嚴重破壞，所謂「港人治港」，名存實亡，香港可謂危在旦夕，自由、法治、人權和民主 等核心價值，蕩無無存。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學民思潮適時崛起，可謂一線曙光，為前途黯淡的香港帶來一絲希望。他們不單是香港社會未來的棟樑，更是香港實現民
主的希望。我們一定要竭盡所能守護孩子，讓他們茁壯成長，成為未來社會的中流砥柱，抗拒強權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打壓。
因是之故，反對「國 民教育」的戰役還未勝利，今次梁振英政權的讓步，只是戰略性退卻，而不是真正的撤回，同志仍須努力，深化運動，在社會每個角落遍地開花。原因很簡單，硬推
「國民教育」根本就是政治任務，目的就是洗腦下一代，為未來的普選鋪路。今次立法會選舉，我們已經見識到共產黨配票和操控選舉的厲害，未來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以至立法會，不跟共產黨打爭奪戰，寸土必爭，真正的民主肯定無望。
世界是我們的，也是年輕人的，但是歸根究底都是他們的，香港未來的希望，盡在醒覺的九十後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