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長吳克儉指「作為中國人認識國家是天經地義」，彷彿「國家」從來沒有走進香港。可惜，這種看法缺乏學理支持，卻被不少跟學術界脫節、重視庸俗民族主義及政治宣傳的評論員大力吹捧。筆者希望藉本文引入些相關的學術討論，提供更多角度的理性思考，使中港關係不會被政治修辭術過分歪曲及騎劫。
香港本身有它的「國家」觀念；否則，我們無法解釋香港自戰後至最近四川地震對內地的種種愛國捐助以及港人對國家政治發展的關注。但香港的「國家」觀念不同於大陸。此所以在一國的框架下，港人不可能輕易接受秦始皇式的書同文、車同軌，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制度上被強制融合統一。問題的出發點，不應是執著於港人心裏有否「國家」，而是思考香港有覑怎樣的「國家」觀念，而它又跟特區政府所強加的「國家」觀念有何不同。其關鍵是如何理解在港英時代形成的香港文化以及相應的「中國」觀念。
香港為中國自由港非殖民地
在香港，「國家」極常被混亂地引用。正如中國研究學者Jonathan Unger指，「中國文化」、「中華民族」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雖有重疊之處，但明顯是意義不同的東西。文化是社群認同的生活方式，民族是在內憂外患下、須團結時才要強化的身分（例如領土被侵略），官方制度則往往因地方文化及勢力而異、從來非鐵板一塊的統一。在秦始皇式的民族主義史觀下，香港是被港英殖民者「洗腦」的、「不正宗」的「中國人」。但在香港文化中，中國文化與華人身分其實從來是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原因是香港在150年港英管治下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殖民地（如印度及非洲）。官民關係不僅僅是「殖民」與「被殖」的關係，也同時是「特許港口管理者」與「恐共者」的關係。
正如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副主任齊鵬飛指出，中共是故意把香港留給英人管理，以為社會主義中國賺取外匯與作地下外交之用。對中共治港政策有基本認識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一直是北京對港統戰政策。正是這條原則，1967年的「反英抗暴」/「六七暴動」才沒有解放軍南下解放香港，周恩來甚至批評香港及廣東的激進左派對國家不利。六十年代中蘇交惡，赫魯曉夫為反擊中共的反蘇修政策，兩次指摘中共作為反帝反殖的國家，為了利益而不收回香港非常虛偽。1972年，中國甚至主動向聯合國要求把港澳兩地從「殖民地」的名單中剔除。80年代孕育的「一國兩制」事實上也只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延續，而非鄧小平的發明（歷史學者曾銳生及朱益宜均指出這點）。香港成為華洋共處、開放的自由港，是毛鄧的對港政策所致。毛鄧時代的治理大陸政策故然截然不同，但二人的特殊治港政策，容許香港的「例外狀態」卻非常一致。在中共高層的政策觀念上，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配合中共認識和接觸西方文化的地下窗口。只有在最低層次的政策宣傳，「香港是邪惡的殖民地」才會被大力宣傳，製造港人的原罪。
香港精神：同舟共濟非同根同心
所以，香港文化跟大陸文化的差異並非一場西方入侵中國的歷史意外，而是中共政策的結果。正是這種中共默許的「例外狀態」，滋長了香港另類而紛陳的「國家」認同。香港的「中國」，是五十年代南來文人嘆失的文化中國，也是調景嶺親台眷村中失去的山河，是六七年愛國左派憧憬的紅色中國，是七十年代大學生認中關社下的神州大地。
正是作為中國自由港（而非僅僅是港英殖民地）的角色，香港雖走覑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卻沒有經歷被殖民者「洗腦」的過程。港英雖有遏抑及干預香港社會的參政意識，但未有系統地灌輸對大英帝國的身分認同。少有港人會視自己為「英國人」。天朝主義式的、要強行同化的大國觀念認定港人在殖民政府洗腦下缺乏「中國」認同，事實卻是剛好相反——自戰後，香港民眾長期在金錢和物資上支援內地親友、迎接來港的大陸新移民、發起保釣運動、爭取中文法定地位，在在說明了港人的「中國」意識。更切身的經驗，是香港人在中、小學都要修讀中文、中史科和中化科。筆者們九七時才初中，非精英名校的學生，沒聽過何為英國大憲章運動，不知誰是克倫威爾，卻已跟老師同學一起讀最基本的唐詩宋詞、八國聯軍及日本侵華的歷史。進大學後，我們又會跟內地及海外華人同學分享香港電影與港台流行曲，足見香港文化根本是既跨國界、也可為大陸文化歡迎，是既海外、又大陸，是具有跨越國界的華語文化。在過往半個世紀，香港跟中國文化的距離本身十分彈性、也有充滿活力的交流，絕非書同文的政策所造成。這些基本事實是港人最切實的經驗，突顯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卻為狹窄而庸俗的國家史觀漠視。
近年，中港交流本身已十分緊密，香港人已很容易了解中國大陸的不同面向，更感受香港一部分傳統愛國主義者的脫節。視角多元，更反照書同文的荒謬。作為八十後的筆者在數年前還深感認識國情不足，但其後在香港的簡體字書店及大陸朋友身上，發現要接觸大陸的學術文化動態其實不難。香港讀者都知道，要了解多元豐富的「中國」，並不是每晚收看中央電視台的整點新聞，而是讀韓寒、許知遠、看《城市畫報》、玩微博、甚至理解更學術的新左派與自由派爭論。「中華民族是有五千年歷史的炎黃子孫」這類香港傳統天朝主義者依然相信的迷思，即使在意識形態濃厚的內地學術界也已過時。大陸學者郭台輝在其刊於人民大學網站的論文中，展示了中文「民族」的觀念如何被清帝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從日本引入、並定義。大陸學者王超文的文章亦清楚指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類「血緣關係」是晚清期間由知識分子發明及大力宣傳的，之前各朝代的臣民並不必然要學習國語或強行接受一套標準教材。認為愛國教育有永恆、普世的歷史必然性，沒有歷史根據，只是部分民族主義者的幻想。
正是作為自由港，香港可看到最廣闊的世界，包括在其旁邊的大陸。香港不僅曾經有左派、國民黨的、以及民間的「中國」﹕除了大陸的、海外及南洋的華人，還有許多其他不同的族群，包括南亞社群、菲律賓、非洲社群。大陸與外國親友與旅客看香港文化，是為了升國旗還是重慶大廈而感動、從而發現香港文化的豐富，可想而知。正是其自由港的特質，其國家及「中國人」的觀念異於大陸。如果「延安精神」是為了革命而把黨組織置於最高；「民族精神」講求抽象的根、視幾千里外的孤島、太空、或其他城市鄉鎮為故土；那「獅子山下精神」不僅是資本家式的努力向上，也同時是一種因逃避中原戰亂而不問出身、重視真實鄰里的社群關係，在大陸邊緣的自由港口中講求「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關注身旁的鄰里與弱者。借前陣子教育學者曾榮光教授文章的話，關注本地社會現實的「同舟共濟」（而非痛哭流涕感恩鄉土的「同根同心」），才是香港的「國民」觀念。香港人的上一代為逃避中共而來，地方語言與國家觀念均不同，但忙於搵食、各自和平共處，不會以官方宣傳及鬥爭消滅文化差異（除非觸碰了殖民地管治的底線，如1956年的雙十暴動、1967年的六七暴動），而且再功利也總會在大是大非的問題站出來，所謂暴力最多也是搖搖鐵馬。香港人絕非殖民地的奴才，而是自由港的城市公民。
從冷戰思維到多元辯論
1995年，政協主席李瑞環以「紫砂茶壺論」比喻中國回收香港後的危機﹕一位老婦在巿場賣紫砂壺，顧客看到壺內有很多茶垢，得悉此為上百年的好壺，馬上花重金買下，並說過一會回來取。老婦一番好心，把茶壺洗乾淨，將所有茶垢去掉，客人回來一看便不要了。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聯辦主任姜恩柱也有名言「香港是本難讀的書」。香港之所以有價值，之所以難懂，是因為香港是自由、多元而紛雜的，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簡化。製造「愛國者vs.港英奴才」的敵我矛盾，輕看香港自有的「國家」觀念，不單不尊重香港獨有的歷史軌舻，亦不是教育下一代的良方。許多更有學理依據、更理性、更值得我們的孩子學習的知識，仍然有待我們深化、普及，這是筆者們的卑微願望。
青年學術界支持撤回國民教育方案後援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