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把全人類的創造力放在一邊，再把全人類的所有問題加起來放在另一邊，那麼前者無疑會比後者更有力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如是說。
香港人對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會陌生，和平獎得主親臨演講卻很少。尤努斯本來是經濟學者，卻得到和平獎，就更添傳奇色彩。
原來上世紀七十年代孟加拉獨立，本來在美國任教大學的尤努斯一腔熱誠回到母國，卻碰上大饑荒，看着國人挨餓而死，令他頓感自己學而無所用；他目睹很多窮人受高利貸所迫，萌生窮人信貸的念頭，遂決意走出象牙塔，創辦毋須抵押、專門服務鄉村窮人的微型信貸。
一個老婦得到幫助後供養女兒念完大學，成為醫生，尤努斯看着女醫生和老婦走在一起，頓感老婦如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說不定也能成為醫生。
貧窮非由窮人製造
「貧窮並非由窮人製造出來。」諾獎得主一再強調，貧窮有它的制度基因。
這句話用在當今香港，一樣值得我們深思。當然，什麼是制度，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譬如有些人指摘綜援制度養懶人，所以要削減；也有人說所以拿綜援，是因為在壟斷經濟下，很多人失去自力更生的能力。尤努斯大概會偏向後者，因為在他看來，沒有人天生想做窮人。
可怖的是，制度不單單是能看得見的機構（institutions），更多時是影響我們思想的概念模式（conceptual
framework）。比如當初他勸說銀行向窮人貸款，銀行便以窮人沒有信譽（creditworthiness）為由而拒絕。
可是銀行所以存在，不正正是貸款予缺錢的人嗎？尤努斯無法明白這種信貸模式的邏輯，決意自己搞起微型銀行來。開始時很困難，但是2008年金融海嘯，華爾街跨國大行相繼倒下，須要向納稅人集資，尤努斯的微型銀行卻開到紐約市去，證明窮人的信譽並不比有錢人差。
身為經濟學者，能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足提出批判，很難得。不過，他也不是唯一的，即使大炒家索羅斯，都指出近二十年金融機構賺取的暴利，在歷史上並非正常；尤努斯難得之處，是他並沒有停留在批評現實的層面。
他也沒有走傳統慈善事業的路。慈善事業只能把錢送出去，卻不能讓錢回籠幫助更多的人；微型信貸卻是要讓還款和利息能夠借出去幫助更多的人，生生不息。
把傳統銀行做的反過來
至於創意如何落實？「很簡單，所有傳統銀行做的事，我都反過來做。」
尤努斯身上沒有經濟學這門科學的憂鬱，反而多了一份哲人的幽默。一小時的演講，沒有浮誇的演繹、沒有壓人的氣勢，卻自然閃耀動人，突出的不是哈佛工管的 Powerpoint簡報技巧，也不是反建制式的嚴詞批判。他指出傳統經濟學對利潤最大化的狹隘迷戀，但卻不否定追求利潤的企業的存在價值。他只是指出人
類的理性，遠比經濟學所說的理性廣闊；企業可以為賺錢而生存，也可以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賺錢是手段，卻不可能是目的，因為人類要回答的終極問題，是我 們為何而活。
大道並行而不悖，我想這是他獲得和平獎的理由。他以行動家的魅力，說明原來要改變世界，不一定要推翻現狀；既批判現有制度，卻也不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因為改變世界更需要的是人類的創造力，而不純粹是破壞力。
令人鼓舞的是，尤努斯指出改變世界毋須等待制度的改變，而完全可以在個人層面付諸實行：隨便找五個你可以影響或幫助的人，便是一個開始，重點是需要落手落腳去做。
他 的話告訴我們，改變世界需要付出力氣，只是更多人卻是希望世界可以為自己而改變，所以改變是如此艱難。當今世界面對的問題，相信不比歷史上某些更動盪混亂
的時候複雜；孟加拉社會的不公，相信比香港過之而無不及。諾貝爾和平?得主的話，對我們這個熱烘烘的八月天，是否一道平和卻又不失激勵的清涼劑？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