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

邵力競: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



「如果你把全人類的創造力放在一邊,再把全人類的所有問題加起來放在另一邊,那麼前者無疑會比後者更有力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如是說。


香港人對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會陌生,和平獎得主親臨演講卻很少。尤努斯本來是經濟學者,卻得到和平獎,就更添傳奇色彩。

原來上世紀七十年代孟加拉獨立,本來在美國任教大學的尤努斯一腔熱誠回到母國,卻碰上大饑荒,看着國人挨餓而死,令他頓感自己學而無所用;他目睹很多窮人受高利貸所迫,萌生窮人信貸的念頭,遂決意走出象牙塔,創辦毋須抵押、專門服務鄉村窮人的微型信貸。

一個老婦得到幫助後供養女兒念完大學,成為醫生,尤努斯看着女醫生和老婦走在一起,頓感老婦如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說不定也能成為醫生。

貧窮非由窮人製造

「貧窮並非由窮人製造出來。」諾獎得主一再強調,貧窮有它的制度基因。

這句話用在當今香港,一樣值得我們深思。當然,什麼是制度,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譬如有些人指摘綜援制度養懶人,所以要削減;也有人說所以拿綜援,是因為在壟斷經濟下,很多人失去自力更生的能力。尤努斯大概會偏向後者,因為在他看來,沒有人天生想做窮人。

可怖的是,制度不單單是能看得見的機構(institutions),更多時是影響我們思想的概念模式(conceptual framework)。比如當初他勸說銀行向窮人貸款,銀行便以窮人沒有信譽(creditworthiness)為由而拒絕。

可是銀行所以存在,不正正是貸款予缺錢的人嗎?尤努斯無法明白這種信貸模式的邏輯,決意自己搞起微型銀行來。開始時很困難,但是2008年金融海嘯,華爾街跨國大行相繼倒下,須要向納稅人集資,尤努斯的微型銀行卻開到紐約市去,證明窮人的信譽並不比有錢人差。

身為經濟學者,能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足提出批判,很難得。不過,他也不是唯一的,即使大炒家索羅斯,都指出近二十年金融機構賺取的暴利,在歷史上並非正常;尤努斯難得之處,是他並沒有停留在批評現實的層面。

他也沒有走傳統慈善事業的路。慈善事業只能把錢送出去,卻不能讓錢回籠幫助更多的人;微型信貸卻是要讓還款和利息能夠借出去幫助更多的人,生生不息。

把傳統銀行做的反過來

至於創意如何落實?「很簡單,所有傳統銀行做的事,我都反過來做。」

尤努斯身上沒有經濟學這門科學的憂鬱,反而多了一份哲人的幽默。一小時的演講,沒有浮誇的演繹、沒有壓人的氣勢,卻自然閃耀動人,突出的不是哈佛工管的 Powerpoint簡報技巧,也不是反建制式的嚴詞批判。他指出傳統經濟學對利潤最大化的狹隘迷戀,但卻不否定追求利潤的企業的存在價值。他只是指出人 類的理性,遠比經濟學所說的理性廣闊;企業可以為賺錢而生存,也可以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賺錢是手段,卻不可能是目的,因為人類要回答的終極問題,是我 們為何而活。

大道並行而不悖,我想這是他獲得和平獎的理由。他以行動家的魅力,說明原來要改變世界,不一定要推翻現狀;既批判現有制度,卻也不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因為改變世界更需要的是人類的創造力,而不純粹是破壞力。

令人鼓舞的是,尤努斯指出改變世界毋須等待制度的改變,而完全可以在個人層面付諸實行:隨便找五個你可以影響或幫助的人,便是一個開始,重點是需要落手落腳去做。

他 的話告訴我們,改變世界需要付出力氣,只是更多人卻是希望世界可以為自己而改變,所以改變是如此艱難。當今世界面對的問題,相信不比歷史上某些更動盪混亂 的時候複雜;孟加拉社會的不公,相信比香港過之而無不及。諾貝爾和平?得主的話,對我們這個熱烘烘的八月天,是否一道平和卻又不失激勵的清涼劑?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