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來，中共意圖操控香港，無所不用其極！最近更以推行「國民教育」來操控人心，引起香港社會反洗腦的驚濤駭浪，本土意識更加高漲！香港的民主化，在中
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不確定性。雖然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然而北京的手也已伸入，台灣是否亦無法避免「香港化」？在形勢比人強之下， 如何反守為攻？
今年七月一日，四十萬人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十五周年之際上街，要求新任特首梁振英下台。遊行隊伍更出現了一小片英殖時代「 龍獅香港旗 」的旗海。事後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認為有關旗海體現港獨意識的出現，對香港催生「親英兼支持港獨的團體出來
，而且人數明顯上升」，十分震驚。香港的親北京報章，也開始出現「提防港獨」之類的文章。不過據報導，當日打出「龍獅旗」的朋友，大都來自一個名為「香港 自治運動」的新興團體。他們的綱領，只是要求北京尊重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中「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遮醜的中共 激化的香港
北京上一次在香港發現「港獨」，是在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當時香港民主派根據《基本法》有關特首與立法機關最終由普選產生的承諾，和特首、立法會選
舉辦法可在二○○七年以後予以修改之規定，提出二○○七年普選特首、二○○八年全面普選立法會的訴求。後來北京發動所謂的「愛國爭論」，動員對港官員和智 囊連珠砲發，譴責要求○七∕○八年普選者，是要架空中央，「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便是在這頂港獨帽子的掩護
下，於二○○四年四月解釋《基本法》，否決了○七∕○八年普選的可能。莫名其妙的「 港獨 」罪名，看來已成為中共將當年為統戰港人而作的普選和自治承諾一一撕毀時的專用遮醜布。
雖然北京一再撕毀承諾，它對香港的選舉、媒體和教育等，亦 試圖展開愈來愈深入的操控，但香港民間社會對北京的反抗，卻不斷增強，並體現出愈來愈強的本土意識。二○○三年後出現的一連串保衛殖民地時代建築與社區的
運動、二○○九年的反高鐵運動、二○一○年旨在體現普選訴求、通過五個立會選區每區由一名民主派議員辭職再選的「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再到梁振英上 台第一天便出現四十萬人上街要求他下台的局面，均體現了這股不斷激化的反抗力量。
當然，若北京將香港的自由法制全毀，在香港實行像大陸一樣的高壓 統治，香港的反抗力量，定會煙消魂散。但問題是不管中共有多渴望將香港完全大陸化，它也知道香港不能完全大陸化，這也對中國整體發展有害。香港在中國經濟
發展中的特有角色，令北京對港進退維谷，無法完全控制香港局面。
北京藉「離岸」香港 解決各階段發展矛盾
中共建政以來，一直依賴香港作為一個接連大陸卻與大陸區隔的離岸城邦特性，來解決其每個發展階段遇到的矛盾。這些矛盾，包括中國在毛澤東時代要實行自力更生
但又需要輸入戰略物資、技術和外匯的矛盾；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要大舉引入外資但又害怕全面開放的矛盾；今天中國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但又不願意開放人民幣 自由兌換和放鬆黨國對金融業控制的矛盾。
上面最後一個矛盾，導致北京要將香港發展成人民幣離岸國際交易中心的布局。香港能夠發揮這個功能，全靠國 際投資者對香港資訊自由和司法獨立的信心。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在國際經貿體系中一直享有優於中國的待遇。例如來自香港的資金，在不少國家均受到比中國投
資少的規範管理。這種待遇，源自國際社會對香港高度自治的認可，而這認可，則在某程度依賴美國國務院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US-Hong Kong Policy Act)定期對香港自治狀況發表的報告。若美國有一天認定香港已經喪失自治特色、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不少其他國家恐怕也會跟隨。屆時，中國便會失去現時
香港在國際體系的特殊地位所提供、其他中國金融中心如上海無法提供的方便。
香港的自由法制及其與大陸的區隔，對大陸新興權貴階級來說，更是可貴。 這些權貴的財產在國內欠保障，轉移到西方國家又較麻煩，香港於是成為他們的藏寶地或資產轉移中轉站。例如根據美國彭博(Bloomberg)媒體最近的調
查報導，習近平家族便在香港擁有巨額物業。而早前薄熙來出事之後，中國當局也在追查薄家藏在香港的龐大資產。貿然鎮壓香港，破壞香港的自由法制，令香港政 局動盪、金融房產市場不穩，並非這些在香港藏了寶的權貴的利益所在。
中共表面兇狠 內裡投鼠忌器
香港自治對中國經濟與權貴的特殊作用，使北京在試圖摧毀香港的自由法制時，表面兇狠，內裡卻投鼠忌器。北京渴望為《基本法》二三條反顛覆條例立法，卻在二
○○三年大遊行後擱置，至今不敢再提；北京以各種間接壓力對付反對派名嘴(例如迫使電台辭退他們)，卻又不能真的對他們怎樣，使他們轉戰網路電台或從政， 愈打壓影響力愈大；北京抗拒與民主派妥協，卻在二○一○年變相公投的壓力下局部接受民主黨的政治改革方案，增加二○一二年立會選舉的變相直選議席；港府在
二○一○年六四周年前夕充公民主派仿製的民主女神像，但卻在群眾包圍警局的壓力下速速歸還。這些事例，體現了北京對港「收緊∣反抗∣退卻」的紙老虎規律。
在這個格局下，北京對香港愈來愈不放心，逼迫其民間社會的衝動愈來愈大，但其理性卻不斷提醒它不能去得太盡。中共的兩難，為反對力量的壯大和激化提供了誘因與空間。
愈打壓反抗力愈大 大衝突並非不可能
不少人認為北京支持作風強硬、被廣泛懷疑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梁振英當新特首，是因為他有決心推行洗腦式國民教育和完成二三條立法，收拾反對派。但當新政府準備
跟反對派大幹一場之際，民間的激烈抵抗，卻令其舉步維艱。今年七．一大遊行前後，民主派媒體不斷揭發新政府官員過去的貪腐醜聞，致使發展局局長在七月十二 日辭職，創下政府官員上任後最快辭職的紀錄。而新特首和其他官員每次到基層社區搞親民秀，均出現被千百名示威者包圍謾罵的火爆場面，可謂十分尷尬。
北京對香港的控制與香港民間社會的反抗若繼續這樣螺旋式升級下去，北京與香港反對力量一時擦槍走火釀成大衝突，並非不可能。去年，時為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社會學家劉兆佳稱香港的社會與政治矛盾已達臨界點，看來所言非虛。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