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中國 24-8-2012
一場大雨讓北京這座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的先進性大打折扣。
這座城市在四年前剛剛承辦過2008年的夏季奧運會，憑藉著有濃郁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全中國的人民一起集中力量辦了這件大事，不計成本地改造了這座古老的城市。2010年北京市政府乘勝追擊，勇攀高峰，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個新的目標，在2050年以前把北京打造成世界城市。7•21大雨使北京市民痛苦地看到，在一個以喜好進行基礎設施投資而著稱的國家的首都，其基礎設施竟然是這麼的不堪一擊。
下水道：「政績能見度低」的公共產品
把城市建設資金投向什麼項目，不是考慮市民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是以是否有利於體現自己的政績為目標，以領導是否滿意為導向。
由於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由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由於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國各級政府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建設他們所想建設的一切項目，不用和納稅人商量。所以，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確喜歡進行各類基礎設施投資，中國也因此經常被拿過來和基礎設施落後的印度進行比較。但並不是所有的基礎設施政府都願意投資，這要看不同工程項目的政績能見度。
很顯然，城市的排水工程屬於政績能見度比較低的項目，不會受到領導的重視。城市的管理者們更喜歡摩天大樓、宏偉的立交橋、(地面部分的)CBD、亮化工程、地標建築這類東西。
這類東西不僅能見度高，還比較通俗易懂，很容易被這些城市管理者的上級們理解，快速消化，給出一個較高的卷面分數，從而以盡可能快的速度上升到更高的一個崗位上。這些工程也很容易被這些城市管理者治下的民眾所理解，得到他們由衷的稱頌。這些被生活的重壓折磨得疲憊不堪的市民們，已經沒有太多氣力去分析這些漂亮市容背後的深刻含義了。浮華庸俗的市容就像是無聊的肥皂劇一樣，簡單就好，放鬆一下就好。
我們的城市在快速成長，就好像是一個女孩，已經長到28歲了，但還穿著10歲時的短裙。太短了，不颳風很好，一颳風就走光了。這場大雨就讓北京這座現代化的大都市，走了一次光，看到了它的底。
中國城市市政建設的政治性太強。把城市建設資金投向什麼項目，不是考慮市民的需要，不是考慮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不是以市民是否滿意為標準，而是以是否有利於體現自己的政績為目標，以領導是否滿意為導向。首長怎麼可能跑到下水道去視察呢?那裡沒有可愛的小朋友，也不好安排憨厚、樸實、羞澀、激動的市民與領導互動。
我們可以花費成百上千億人民幣勞民傷財地去辦一場一場的盛會，卻不願意在排水系統這樣的地下工作上花費心思。
我們的管理層顯然沒有很好地貫徹與時俱進的理念和精神。我們城市管理者們的思維還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冷戰年代，以為還在與資本主義進行著緊張的制度競賽，以為市民們還生活在嚴實的帷幕之下。在今天，重金打造的金牌不再會被理解為制度的優越性了，重金打造的開幕式和宣傳片不再能夠為你贏得世界的尊重了，相反會被看作是敗家子。讓你管理的城市中的市民們幸福、快樂、不被欺辱、不被淹死、在遇到自然災害的時刻能夠及時得到預警，能夠看到警示標誌，能夠及時得到科學合理的行動指導，能夠撥通110並能得到及時的救援，在遇到天災時能夠開放收費站、不貼條，允許市民臨時進入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內躲避災害，才能夠真正贏得世人的尊重。不要逼得市民們舉起反對標語去引誘救援者，平日裡呼嘯而至手持盾牌的鋼鐵洪流哪裡去了?外面穿著皮袍，脖子上掛著金鏈，裡面光著屁股，豈不是個可笑的小丑?
前瞻性：選擇性失靈
城市管理者管理這座城市的權力不是來源於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市民們，而是來源於他的上級。由長官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市民的生命自然就不會重要。
中國是一個有長時期計劃經濟背景的國家，直到今天中國還是一個半政府管制半市場經濟的國家。我們在中學和大學的政治課本中被反復告知，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相比擁有巨大的優越性。比如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更能從長遠出發，從全域出發去做出決策，更容易實現未雨綢繆，而資本主義有盲目性、滯後性、自發性等先天性的致命缺陷。但對比世界各大都市的排水系統，那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市政府卻非常善於從全域出發，非常善於著眼于未來，非常精通科學發展觀，早在100多年前就充分地貫徹了以人為本的先進思想。
1856年由英國工程師約瑟夫•巴瑟傑設計的倫敦下水道系統總長就達到2000公里，四通八達，宛若一座地下迷宮，一直使用至今。柏林的現代下水道系統興建於1873年，設計合理，在興建之時就考慮到了城市未來100年的發展需要和可能遇到的極端天氣狀況。隨著城市的擴大，目前柏林市的下水道系統已經長達9500公里，相當於柏林到北京的距離。這些下水道在我們的眼中就是隧道，我們在看西方國家攝製的電影時，經常可以看到員警和壞人在下水道中展開追逐，甚至展開汽車追逐戰。即使日本這樣的後發展國家，也於1908年開始了東京現代下水道系統的建設，總長度目前已達1.58萬公里，直徑最寬處達到8.5米。
反觀中國城市的下水道，絲毫沒有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麼前瞻性、全域性、科學性，表揚的都是別人。在21世紀修建的下水道，還不如腐朽的資本主義在19世紀修建的先進，感覺就是對付。按照2011年最新修訂的《室外排水設計規範》的要求，中國城市一般地區排水設施的設計暴雨重現期為1～3年(即抵禦1～3年一遇的暴雨)，重要地區3～5年。但在實施過程中，大部分城市採取標準規範的下限。就北京而言，僅天安門廣場和奧林匹克公園附近的排水系統能達到5年一遇暴雨的排水標準，大部分雨水管網是按照1～3年一遇的標準建設的，也就是僅能適應每小時36毫米至45毫米的降雨量。
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能總停留在課本中、理論上。
如何讓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走出課本?恐怕就是忘掉什麼主義，把管理一座城市的權力歸還給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市民們。
許多專家把7•21北京水災歸因於受到蘇聯經驗的誤導，看看紫禁城的排水系統，你就知道這簡直是在侮辱中國人的智商。還好專家們沒有歸罪於中國五千年的封建社會和美帝國主義。再說，改革開放也30多年了，而且這30年是北京發展最為迅速的30年，也是北京市財政力量成長最快的30年，而且還有舉辦過空前絕後、奢靡浪費奧運會的鐵的證據，市政當局有充足的時間、財力去挽救這77條生命。但是也許你們整日忙於政績能見度高的那些大事，忙於自己的宦海浮沉。不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嗎?不是什麼樣的人間奇跡都能夠創造出來嗎?大事的標準是什麼?什麼事才能被算作是大事?為什麼能蓋鳥巢和大劇院，就不願意修下水道呢?為什麼對個人思想與不當言論的管理能夠那麼未雨綢繆，防微杜漸，不辭辛苦，跨省追擊，而對於下水道這樣的基本市政設施就完全喪失了前瞻性、科學性了呢?
中國現在這種體制下，城市管理者管理這座城市的權力不是來源於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市民們，而是來源於他的上級。權力來源於哪裡，就向哪裡負責。由長官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市民的生命自然就不會重要。當市民被雨水淹死在現代化的大都市中，城市的最高管理者們能夠懷著無比沉痛心情，向遇難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難者家屬表示親切的慰問，中國市民們就要感恩于他們莫大的進步與他們身上所隱約閃現的人性光輝了，就要感動於別樣的溫暖與體貼了。誰還敢提問責的事情。
長官常常坐了「賽先生」的位子
有了民主，科學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則，就一定是大家沉默，忙著記各自領導的講話。此時，能夠讓領導醒悟的，往往就是天災人禍，而不是什麼建議和民意。
中國城市劣質的物質性基礎設施，就其本質而言，是根源於看不見的制度性基礎設施的低劣，特別是基礎性制度基礎設施的品質。
我們說了100年的德先生、「賽先生」，但有了民主，科學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則，就一定是大家沉默，忙著記各自領導的講話。領導常常坐在科學的位置上，一切按照領導說的辦，反正功績都是領導的，只要是按照領導意志做的，功勞和災禍都是記在領導賬下的，沒有人多事去建議，更談不上去指出問題和錯誤了。別人在稱讚著名建築家張錦秋設計的陝西歷史博物館恢宏大氣時，她說這得益于領導的寬容，就是沒有給太多限制和指示。你看看北京西客站就知道領導聽取彙報、親切關懷和現場指導的後果是什麼了。因此，在這種遊戲規則下，只要領導不發話，不醒悟，就沒有人多事，就不行動，問題也就難以得到解決。而能夠讓領導醒悟的，往往就是天災人禍，而不是什麼建議和民意。所以，專家們大放馬後炮是很常見的一種狀況。當然，亡羊補牢也比執迷不悟、一錯再錯好，問題是我們常常是亡羊之後求補牢而不得，悲劇一再發生。
例如，明知那個地方是一個低窪地帶，還要在那個地方挖個下沉式立交橋，所以逢雨必澇。許多專家參與制定應急預案，明知那些花拳繡腿的、理論性的、程序性的、戰略性的應急預案在實際應付起天災人禍來是力不從心的，也不進行完善，但事後卻在媒體上認真分析為什麼不行，令人費解，當初您幹什麼去了。明知這麼小直徑的排水管是無法滿足大暴雨的排水要求，也沒有人指出來，領導的事，和自己有什麼關係。對於決策者來說，反正是常委會之類的各級最高決策機構討論通過的，集團領導、個人又不用具體負責。明年我還不定在什麼部門任職呢!再挖開一次還能再製造一次政績和GDP呢。
因此，城市的排水問題遠非一個單純的技術性問題。基礎性的政治體制不改，城市的管理水準就難以獲得根本性的提高。一旦城市最終交由市民管理了，市民成為了城市的主人，而不是房客了，城市的管理者成為了為市民服務的公僕了，當然我說的是真正的那種，什麼決策透明，科學決策，什麼全盤規劃，超前規劃，子孫後代，千秋大業，什麼資金浪費，貪污浪費，什麼執政為民，克己奉公，什麼監督制約，問責彈劾，一下子就都變成自然的了。
當然，不是說世界上存在一種可以徹底消除天災和人禍的完美制度，而是說，良好的體制能夠為我們戰勝天災、減少人禍創造一個堅實的基礎。制度，沒有最好，但有更好。
我們為不好的體制付出的代價太大了，這77條生命就是制度成本最新的表現形式。一個制度成本，讓人談起來總是那樣的可悲、可歎。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