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的說法頗幽默﹕國民教育，港人不急，為何政府「急市民所未急」？若非直接或間接的政治任務，官員急什麼呢？雖說諮詢經年，仍爆出強烈異議，一則反映諮詢網絡狹窄，二則「官方言說」與「實質操作」表裏不一；官員放論，尊重多元，但披露實是資源傾斜，公款大額資助的教材與活動，不少唱好中國專權模式。9月開展課程之時，仍未有充分的所謂多元教材備用，但「又紅又專」的活動，已運轉如輪。官方大談核心價值，教導孩子愛國愛港之餘，亦鼓勵獨立批判云云，但你問一問敏感議題，官員顧左右而言他，稍有獨立思考的人都看得清楚。今天特區官民博弈，互信如此脆弱，為何急於9月就開展推行？為何不可停一停、想一想、多預備似樣的教材？得到實質的信任與共識再考慮推行不是更好！
實際上混淆黨國
本文作者之一馬傑偉與馮應謙自1996年開始民調，以「感／知」兼顧的多項指標，追蹤10多年，發現港人既認同本土，亦認同「文化中國」，近年更趨向認同「經濟中國」，唯獨「政治中國」，港人情緒反覆，尤其對自由、法治等方面，感到中港大不同，港人傾向普世價值，並對國內政局有保留。國民身分，是歷史、文化、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整體，互相牽連，但亦有層次之分。普遍來說，港人愈來愈有興趣加深歷史認知、樂於認同中國文化、參與國內經濟，亦關心大陸社會民生，助學、救災，港人當仁不讓，唯獨在政治層面，港人有所顧忌，不願見黨國不分。批判性地接受（或忍受）共產政權，是不少港人的底線。盲從愛黨，是越過底線，大部分港人不能接受，若沿此策略，赤化下一代，有腦家長，同你死過。
由是觀之，以「人心未回歸」之說推行「國民教育」，在歷史文化層面，並沒有覑急的必要，因港人不抗拒中國歷史文化，反而中央希望港人提高政治效忠、減少異見批評，才是推動「人心回歸」的重點，才是特區「急政權所急」的關節眼。縱使「國民教育指引」，擺出䒷面四平八穩，但見諸近幾個星期，一些官員和建制派人士的言行，上述憂慮並非「缺乏溝通」的結果，亦非陰謀論的胡亂猜測。此外，當局配以問卷，評核學生的愛國情操，那將有可能變成分化、排外的溫脇；親中與建制資源，投放紅色教材與國情之旅，正就是公眾所指，國民教育這台戲，表面開明，實際上混淆黨國。事態發展的合理推論是——公民教育是客套，國民教育是招牌，愛黨薰陶才是實務。
下文我們想多談有關「社會包容」的價值觀。全球化的今天，天涯若比鄰，如何培養青年人既認同本國，亦包容異族，是香港這個自稱國際都會所急須推動的。然而，官方指引中，這個普世面向，雖有簡單觸及，卻是蒼白含糊，更在多元族裔問題上，幾乎是交白卷。若把國家認同問卷一併考慮，這個評核學生「愛國情懷」的機制，將來若給「國民小先鋒」A＋，給非華裔學生一個C－，效果是，令人感到「國民教育」偏狹於國族，淡化了公民的普世責任，更難想像，這個黑皮膚、大眼睛、操流利粵語的印裔港孩，如何愛國愛黨、達標及格？！家長們，除了憂心子女接收狹隘的國族主義，亦請關注國民教育可能觸發的排外效果。不要忘記，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有不同族裔的孩子，直接或間接在香港教育系統之下成長。
「公民價值觀」調查
自去年起，我們幾個學界朋友，開展一個名為「香港文化與社會指標」的研究項目，希望長期探測香港價值變化，其中一個「公民價值觀」調查，第一輪的電話訪問，在本年5月底至6月初進行，訪問了806個18歲以上、能操粵語的市民。內容包括社會信任度、對制度公平的認知、包容度、物質與後物質價值等，全面的報告日後另文發表，本文只抽取與國民教育相關的「社會包容度」，就調查結果作初步分析。
政治哲學家Michael
Walzer指出，包容其實可意指人們在面對「他者」時所抱持的態度：
（1） 為避免紛爭而被動地接受差異；
（2） 與差異者善意的相安無事；
（3） 原則上接受他人有權利爭取自身權益；
（4） 願意聆聽並從差異中學習；
（5） 正面肯定及欣賞隨差異而來的多元性。
香港有多大的社會包容度，直接影響社會的多元活力，亦考驗香港人在加強國民認同感之同時，能否兼備世界公民的寬容謙厚。「國民」與「公民」，是「你中有我」的良性辯證，抑或是「有你冇我」的惡性排斥，取決於教育政策是獨專「中國模式」，還是把普世公民的價值觀，作為國民認同的一個重要部分。
由於這是第一次的調查，我們無法作時間性的前後對比。我們將每兩年進行民調一次，希望數年後，可看出香港公民價值的趨勢。就今次，單一的結果，已有不少有趣發現。從表一可見，18至29歲年輕人的社會包容度，明顯高於其他年齡組別，其中包括「不同種族人士」、「同性戀者」、「政治立場激進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只有對「性工作者」的包容度較一般。
從表二可見，年輕人明顯較其他年齡層更容納外來移民，有67.2%同意移民來港定居，令香港社會更多元化，並只有20.9%，認為外來移民應放棄原有生活方式。這些數據顯示香港青年公民，有頗高的社會包容度和開放性。當然，除此之外，其他宏觀的趨勢較難有確切的分析。我們或可猜測，香港由六七十年代的移民社會，到八九十年代高速發展經濟，香港傾向於物質價值，到今天青年人的價值觀較多元及包容，是令人欣慰的現象；這種轉變只屬苗頭，可佐證於其他有關後物質主義轉向的調查。當然，成年組別較保守的取態，也可能與其擁有較多既得利益有關。待日後累積5至10年的數據，相信會有更多重要的轉變可供分析。
被推動的是否狹隘的愛國主義
我們撰寫本文的目的，在於點出「國民教育」與「社會包容」的辯證。在現時整個國民教育的籌備中，有關公民普世價值、社會包容、多元文化共融等問題，只是聊備一角；認識共黨史、認識政權，就是資源與關注所在。近日大爭論之中，不應只集中於政權效忠的洗腦疑雲，我們要確保香港的下一代，既是有益於國家的「國民」，亦是融通普世的「公民」。「國民認同」和「社會包容」沒有必然衝突，問題在於被推動的是否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今年的調查，立此存照，無論特區政府如何推行國民／公民教育，希望5年、10年後的調查，再下一代的「社會包容度」，會比現時的年輕人更高。下一代香港青年的精神面貌，取決於官員、家長、老師，以至一般市民在今天的真誠協商與決定。
作者李立峯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馬傑偉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