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太平軍的興起
一、鴉片戰爭與內潰的加劇
嘉慶一朝，幾乎始終是在變亂中，道光前期仍時有騷動。今文學家龔自珍深感世俗之壞，貧富不齊，憤怨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必至發於兵燹，清的治權可能難保。不久中英戰爭發生，中國一敗再敗，有心人愈察覺到今後的內在危機。一八四一年，廣東按察使王廷蘭說中國將一蹶不振，從此不僅為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一八四二年，浙江巡撫劉韻珂說，人情震動，不逞之徒乘機起事。湖南儒生劉蓉說，奸宄之徒，羅布環伺，「外夷之烽燧未銷，而海內之干戈已起【註：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崇陽鍾人杰戕官據城，建號稱王。是年廣西、湖南、河南、山東、安徽、浙江、江西、雲南均有動亂】。」南京和議後，劉韻珂復指出各省通商，煙禁大開，漏銀更多，國用民用俱絕，兵無鬥志，民有亂心，以英兵內犯為可喜。給事中董宗遠指出軍興三年，上下交病，民窮財盡，殆不可支，亂民自此生心，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揭竿而起。史學家夏燮指出外洋商貨無限制的輸入，利權悉為英人所操，人民衣食之源將竭。
民窮財盡非一朝一夕之故，鴉片戰爭更使加劇。廣東、浙江、江蘇為主要戰場，廣東商民捐餉助銀，官吏征夫、徵糧，追呼日迫，道殣相望。浙江民戶半數流離，半數觀望，地丁漕糧不能催納。江蘇負荷一向獨重，戰後漕糧每米一石，浮收多至三石，地丁每銀一兩收錢多至四五千文【註：銀一兩約值一千八百文】，如不遵勒索，即誣以罪名，橫加摧辱。富庶如蘇州、松江兩府，竟有以所得不敷完納，棄田不顧者。致成此種現象，與急付對英賠款當然有關。第一批六百萬元，出自江浙省庫，只是借撥，仍須於捐輸項下歸還。其餘一千五百萬元，十分之八係由各省攤付，勒限追索。
禁煙是由於銀荒，銀荒是由於銀漏。戰後鴉片大量進口，十年之間，每年自三萬箱增至六、七萬箱，值銀約五千萬兩，其他商品值銀二千萬兩，銀一兩自制錢一千八百文漲至二千餘文，米價反下跌一半，錢糧愈難完納。有謂「農之食煙者十之三，賈之食煙者十之六，兵之食煙者十之八，士之食煙者十之五，上至督撫僕隸之私，下至縣門輿台之賤，其食煙者十之八九」。雖不盡可信，以進口鴉片數量估計，加上國內的種植，全國食煙者恐在千萬上下。
進口的其他商品，以洋布洋棉為要。初雖為數不巨，已使土布土棉遭受排擠。例如一八四五年，洋布洋棉已充積廈門，「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以往江南松江、太倉木棉梭布之利甲天下，今則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分之一，布市銷減大半，棉花花客大都折本，「商賈不行，生計路絀」。廣東順德一帶的斜紋布，利市原大，「自西洋以風火運機成布，舶至賤售，女工既停其半」，「洋織盛而土布衰」。土布土棉的市場既為洋布洋棉奪佔，農村自日益蕭條，始以東南各省為著，後則深入內地。
就政治方面的影響來看，戰後政府的威信大喪，弱點暴露，以反清為職志的會黨自不會放過時機。耆英對英人撫綏，粵民則對英人抗拒，認為「官怕外夷，外夷怕百姓」，「能怕其官之所怕，則民浸浸乎玩官於股掌，外患彌而內患作」。加之廣州不再獨佔對外貿易之利，內地土產出口，外來洋貨內銷，取道粵北者日少，成千成萬以挑運、護運及開設旅店為業者，失了謀生之路【註：湘粵間的肩貨者，近十萬人，閩粵運茶者數千人，大多為會黨】。
一八四三年起，粵、湘、桂三省變亂特多，如廣東香山的天地會，湖南武岡的饑民。一八四四年，湖南耒陽人民抗糧，包圍縣城，廣東亂者四起，省城附近明火劫掠。一八四五年，廣州府屬九縣天地會數萬，千百成群，持械戕官，擄官勒贖。湖南衡州有金丹、大道教之亂。一八四六年，桂東、湘南會黨屢次滋事，廣州焚掠案件仍然不絕。一八四七年，雷再浩領導的湘、桂間的教黨，數敗官軍。廣西天地會響應，圍攻平樂府城，各地土匪紛起，南寧等四府道路阻隔。「不獨流賊、土賊，即團練亦賊。到處裹脅，轉移無定，散而復聚，或旋起旋滅，或附外匪大股，是為流賊。逼脅村民，招納亡命，負隅抗拒，少或數十人，多至數百、千人者是為土賊。」
一八四八年，廣西亂事愈烈，與來自廣東的天地會聯合，北擾桂林，西擾潯州，以及賓州。一八四九年，廣東天地會張釗率大隊艇隻續至，掠梧州、平南、永安。另一首領張嘉祥掠南寧、貴縣。柳州、桂林及武宣一帶尤稱猖獗。廣東北江及南路的若干縣城失守。湖南教黨李沅發攻陷新寧，湘、桂之交，所在蜂起，至一八五〇年方定。同時廣東肇慶被圍，南路官軍一再失利，北路天地會擊敗官軍後，侵入廣西，廣西全省十一府，八府幾盡為天地會（堂匪）所據，洪秀全的正式舉事，亦在此時。
二、洪秀全的反清運動
洪秀全（一八一四至一八六四）為廣東花縣客家人，幼時讀過九年私塾，頗有才氣，十八歲設館授徒。一如其他知識分子，亦思由科考獵取功名富貴，兩赴廣州應試不售。一八三七年，復告落第，心理上受了打擊，大病三十餘日。病後自言天使接他升天，天父上帝命他斬除妖魔，拯救世人，天兄基督一力相助。在此之前，他在廣州得到一本小書，叫作《勸世良言》，係基督教徒梁發節引基督教聖經並解說教義所成。一連三次科場失意，洪秀全於憤恚之餘，因有異志，新得的一些宗教觀念，大可利用，於是捏造出一個升天故事。但是此後七年，並未見他有何實際行動，且又兩次赴考。
花縣鄰近廣州，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文武惶恐失措，官兵怯懦畏戰，信奉上帝的數千英兵蹂躪沿海、長江，所向無敵，清廷俯首屈服。此種種現象，縱非他所目睹，要必有所聞，認為大好時機已至。一八四三年，即戰後的第二年，他再細讀《勸世良言》，愈感書中所說和他虛構的升天神話，若合符節，他確是受命於天的真命天子，《勸世良言》是上帝賜他的「天書」。遂創「拜上帝會」。他的最早同志是他的同里、同窗、同屬客家、同是塾師、果毅善謀的馮雲山。他們毀除了孔子的木主，為鄉里不容，花縣亦非謀大事之地。一八四四年，洪、馮出遊廣州附近各縣及粵北瑤區，再去廣西貴縣，但是信從的人不多，洪回花縣，馮轉往貴縣東北的桂平。
洪秀全家居二年，從事宗教政治著述，說是天下凡間，實為一家，男盡兄弟，女盡姊妹，上帝生養人、保佑人，為一切恩典所自出。蛇魔閻羅妖均為怪誕謊言，二千年來為所迷惑，犯了「反天」大罪。如今「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昇矣」。行上帝的真道，使亂世變為公平正直之世，共享太平。「生前皇上帝看顧，死後魂升天堂，永遠在天享福」；否則變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纏，死後惹鬼棍，永遠在地獄受苦」。又制訂「十天條」，勸人敬拜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題上帝之名、七日禮拜、孝順父母、不殺人害人、不奸邪淫亂、不偷竊搶劫、不講謊話、不起貪心。
文字上他未直接反清，言論間則予痛詆。論及時事，慷慨激昂，恨中國無人，「以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虜，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錢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一八四七年，他到廣州，與美國浸禮會教士羅孝全（IJ Roberts）相處約四個月，詳覽《舊約》，然後重去廣西。
同一時期，馮雲山在廣西桂平紫荊山已有了驚人成就。紫荊山界於桂平、平南、武宣、象州交界，深林密箐，聚集了不少廣東墾民。在這個有利的地區，三年之間，馮雲山奠定了拜上帝會的基本力量。桂平信徒有二千，附近州縣亦各有黨眾，楊秀清、韋正（昌輝）、蕭朝貴、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晃俱在其內。
洪秀全再西來之時，廣西四境騷然，散則為民，聚則為寇，每股各有頭目，拜上帝會的活動益力，謂「劫運將興，惟拜上帝會可免」。「十家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窮苦之家。」洪秀全率之搗毀象州神像，張貼「天條」，「觀者如堵，州官不敢與較」。「遠近傳開，信徒愈眾」，引起了地方士紳與拜上帝會的衝突。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之交，馮雲山兩次為團練所捕。桂平知縣受了賄賂，謂馮並無為匪不法情事，僅命遞回原籍，中途又折返紫荊山。洪於馮被捕後，親去廣東，設法營救。馮脫釋後，追踪而至，第二年，兩人又同回廣西。
在馮被捕及洪、馮均去廣東時期，拜上帝會一時失去重心，黨眾恐惶動搖，楊秀清、蕭朝貴分別假託天父、天兄下凡，教導鎮懾。楊為種山燒炭工人，富於智略，蕭為自耕而食的農民，勇敢善鬥。一八四九年，洪秀全自粵歸來，證實天兄、天父下凡為真。因為見過天父、天兄，又係天父之子，天兄之弟，最有作證的資格，承認了楊、蕭的地位，更可證明他之升天為真。從此楊成了上帝的代言人，蕭成了耶穌基督的代言人。楊最「奸譎」，不時藉天父下凡來提高自己的權威，與洪秀全並稱。
三、新王朝的創建
自拜上帝會創建以來，七年之間，洪秀全、馮雲山積極宣傳組織。時廣西鼎沸，官軍無月不損兵折將，民間盛傳辛亥年（一八五二）為「清盡明復」之歲。一八五〇年二月，道光帝卒，謠言愈熾，拜上帝會的煽惑愈力，往往一人入會，舉家同來。入會者須將財物田產變賣歸公，不許私蓄，並予以軍事組織，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各置伍長、兩司馬、卒長、旅帥、師帥、軍帥。軍帥之上為監軍、總制、將軍、指揮、檢點、丞相、主將、軍師。
一八五〇年七月，拜上帝會號召各地黨眾，前來桂平金田「團營」。為避開官方的注意，洪秀全、馮雲山匿居平南，楊秀清佯作耳聾口啞。拜上帝會的總部設於金田韋正家，首先率眾而來的為貴縣石達開。十一月各方至者漸多，楊秀清開始軍事行動。進向平南，擊敗清軍，會合洪秀全、馮雲山返回金田，又獲得一次勝利。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實行建號「太平天國」，稱「天王」【註：登極在三月】。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正、石達開分任中、前、後、左、右軍主將，眾約萬人，能戰者約二、三千，包括女營。
拜上帝會的組織精神，與天地會頗有相通之處，反清是共同目標。天地會有潛在勢力，洪秀全希望收為己用，來歸者不少，敵對者亦多，一以他們不習於拜上帝會的嚴格條規；二是彼此的政治、宗教主張不合。天地會以復明為號召，洪秀全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天地會所奉的是五祖，洪秀全只許拜天父上帝，視五祖為妖魔。
約略言之，太平軍的成員，就其領導人物來看，有失意而有野心的知識分子，如洪秀全、馮雲山；有境遇逆嗇的工農，如楊秀清、蕭朝貴；有家本素封，通曉詩書的紳士地主，如韋正、石達開、胡以晃；秦日綱則曾充鄉勇。至其下級，農工之外，有挑夫、船夫、商販、散兵、游勇、海盜。如以籍貫說，太平軍上下，幾盡屬兩粵之人，而以廣西為多，客家的地位頗為重要。
北京之於廣西實情，並不了了。廣西巡撫的奏報，從未提及拜上帝會。一八五〇年九月，以天地會逼近桂林省垣，始命兩廣總督徐廣縉前往剿辦，調向榮為廣西提督。徐忙於應付廣東之亂，無暇分身，因起用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林中途病卒，改以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繼任，前湖廣總督周天爵為廣西巡撫。所重視的為「堂匪」。十一月以後，始注意到拜上帝會。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楊秀清大破黔軍於桂平，進據平南大黃江口，李星沅知為心腹之患，決厚集兵力，聚而殲之。經月餘的部署，又一戰而敗。
太平軍有其宗教信仰，行軍秋毫無犯，臨陣各遵約束，成為一支意志堅定，團結強固，而又得人民擁護的武力。戰略取主動，初則「極力固守，養鋒蓄銳，不與官兵戰，相持日久，覷官兵稍懈，一朝突出，如山移海湧，莫之能禦」。清軍將帥不和，互相推諉，赴援之師，素不相習，號令不一，畏縮不前。周天爵曾就雙方情況作一比較，謂「賊愈戰愈多，而我兵愈戰愈怯。賊凶悍有力，非烏合之眾。彼方紀律嚴明，而我軍則毫無紀律，退易進難」。「賊又吃迷藥，受創不知，死而後已」，官軍以為「賊有邪術」，心惶膽怯。「賊用兵全是洋人之法」，剽忽深沉。官兵紮營之處，各村盡是拜上帝會黨。所謂邪術即是宗教訓練，所謂洋人之法，是鴉片戰爭的餘悸猶在。李星沅自審巨荷難堪，奏請特簡統帥，加調援軍，否則全局殆不可問。
一八五一年三月，太平軍自大黃江口回師武宣、象州，北趨桂林被阻，折返金田紫金山，遭清軍包圍。八月，突圍東出，間道北進，九月二十五日，佔領了第一座城池永安州，這是永久平安的好朕兆。時男女老幼約三萬餘人，能戰者約五千。在永安停留半年有餘，規劃設施漸臻完備。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正為北王，分別管制東西南北各國。石達開為翼王，羽翼朝廷。天王稱萬歲，各王依次稱九千歲、八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秦日綱、胡以晃等封為丞相。天王是萬國真主，各王須受東王節制，權力不亞於天王。軍中分男營、女營。女將、女兵大都為客家瑤僮村媼，強而有力，赤足健步，裹頭持械，勇健過於男子。男女分別至嚴，不得共處。
軍政部署之外，經濟控制是他們所重視的事。早期加入拜上帝會者，固然須將財物歸公，舉事後被裹脅者，於繳出財物後，尚須將房舍焚燒，以絕顧念，一心隨營。初入永安，天王詔令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新王朝自須有新曆法，名曰「天曆」，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節氣固定，無吉凶宜忌、生剋休咎，實際是一個不中不西、亦陰亦陽的組合。每七天一禮拜，但日曜較西方所通行的早一日。仍用干支紀年紀日，而較中國所通行的亦早一日。
最足以代表太平天國的精神的是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名義於一八五二年六月所發布的三篇文告。於此可以充分認識太平天國的宗教理論、民族主義、政治號召。其所以由楊、蕭出名，是因為他們分別代表天父、天兄。一篇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旨在申明民族大義，痛斥滿洲無道，文字淋漓雄健，極富煽動性，係對「讀書知古」之士而發。大意說：天下為上帝之天下，滿洲為胡虜妖人，肆毒混亂，改變中國形象，衣冠言語，玷辱中國女子，脅制中國男子，水旱不恤，貪污朘削。以中國五千餘萬之眾，受制於滿洲十萬，可謂奇恥。現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掃除妖孽，廓清中夏，「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希望大家「同力戮力，掃蕩胡塵」，「同享太平之樂」。另兩篇神教的意義特濃，詞意較為通俗。一篇係對「凡民、團勇」說法，謂「滿妖咸豐」為中國世仇，叛逆上帝，天所必誅，「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真神，……脫妖類，……得享天福」。團勇原指廣西的團練，謂「爾等壯丁，多是三合會黨，蓋思洪門歃血，實為同心同力滅清，未聞結義拜盟，而反北面於敵者也」。到了永安，準備傳檄中原，將這段文字改為「況爾四民人等，原是中國人民，須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含義就廣泛得多了。又云，「各省有志者萬殊之眾，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勳」。一篇係對「誤幫妖胡自害中國」之人鼓煽，謂「上帝是爾親爺，……今上帝命天王誅妖……救人，應速丟魔鬼，歸親爺」，「擒斬妖胡頭目首級，親到天朝投降」，「有大大天爵天祿封賞」。
四、直前北伐與回師西征
太平軍佔有永安不久，即被圍困。清軍新統帥為賽尚阿，火器頗為猛烈。太平軍接濟不易，糧食火藥缺乏。一八五二年三月，貴縣礦工來援，洪秀全下令男女兵將全力突圍，大破清軍。攻桂林不下，繼續北進，南王馮雲山受傷而死，這是太平軍的一大損失。六月，入湖南，為江忠源的楚勇所敗，放棄順湘江而下的計劃，南佔道州，停留兩月，會黨二萬人響應。於是補益卒伍，增修戰具，聲勢驟張。旋佔郴州，又得三萬之眾。九月，西王蕭朝貴以輕兵倍道直襲長沙，中炮而亡，這是太平軍的又一損失。十月，洪、楊率主力十萬到達，一再猛攻，終未能下。十一月底，渡湘而西，擄船隻數千，東渡洞庭湖，佔領岳州，水陸兩路進向湖北。五個月前，武漢已發現太平天國的揭帖，足見其滲透之力。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平軍抵武昌城下，近十五萬人。先佔漢陽，繼佔漢口。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下武昌。這是太平軍佔領的第一個省會，亦是北伐的第一階段，但殺官兵，不傷百姓。在武昌留二十餘日，大事宣傳，名曰「講道理」。拜上帝者，男子入營，婦女歸入女館，財物悉歸聖庫；不拜上帝者，將金寶錢米交「進貢所」，照舊為民。
長沙被圍後，清軍統帥易為徐廣縉。及太平軍進入湖北，清廷加派兩江總督陸建瀛及河南巡撫琦善為欽差大臣，分防江、皖及豫南，阻太平軍東下或北上。武昌失守，徐被革職拿問，改以向榮代之。一八五三年二月九日，太平軍放棄武漢三鎮，船隻萬餘，順江而東，號五十萬，清「文武棄城遠避，兵勇聞風先散」，太平軍連破九江、安慶、蕪湖，三月十九日，攻佔南京，駐防旗人二萬餘，幾同一燼。這是太平軍北伐的第二階段。計自出廣西以來，九個月間，軍行三千餘里，橫掃長江五省，兵力增至三十餘萬，被裹脅者，固然頗多，自願參加者亦屬不少。此固與其宗教政治宣傳有關，而其經濟軍事方略收效尤巨。自入湖南以來，「專虜城市，不但不虜鄉民，所過之處，以攫奪衣物散給貧者，散佈流言，謂將來概免租三年，鄉民……方幸賊來」。貧民忌恨富室，太平軍之來，害不及己，且甚有利，「賊未至，眾已離心，賊既至，則轉求快意」，爭先相迎。太平軍號令嚴，紀律肅，不許騷擾，初則禮賢下士，繼即施以威劫，人人伏首聽命。清軍擄劫姦淫，或見敵即潰，或觀望徘徊。太平軍以破竹之勢，所向披靡。
攻取南京為太平軍的預定計劃，未出廣西之時，官軍每與之戰，動曰：「行將取江南矣，豈畏爾官軍乎？」楊秀清曾謂：「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而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也。」稱至金陵為登小天堂。金陵為明太祖驅逐胡元，光復華夏的基地，有其歷史意義，江南為財富之區，太平軍多飢寒之士，不論在心理上，物質上對他們均為莫大的鼓勵與引誘。據說有人認為應取河南為基地，楊秀清主張建都南京，改稱天京。為鞏固天京，並阻斷南北糧運，復佔鎮江、揚州，與天京鼎峙而三。其所以未再繼續東進，是由於志在華北與長江上游。
太平天國的領袖對於定都南京的意見，似不甚一致。四十篇《建天京於金陵論》，或係奉楊秀清之命而撰，說明金陵的種種優點，大致不外城廓堅厚，倉庫充實，形勢虎踞龍蟠，風俗溫文敦厚，全就守勢立言。有人謂應乘摧枯拉朽之勢，一鼓而下北京，方為上策。楊秀清本其一貫主張，決定都南京與分擾南北並進。五月初，命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繼續北伐，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正丞相賴漢英回師西征。北伐軍仍採直前衝擊戰略，「師行間道，疾趨燕都，勿貪攻城掠地，靡時日」。西征軍志在收取長江上游，控有黃河以南。
如果說洪、楊在軍事上犯有錯誤，則在未能厚集兵力，以事北伐。林、李所部有謂不過三千人，一說二萬人，總之，不夠強大。他們取道皖北，進入豫東，擬渡黃河。以清方已作預防，船隻盡撤北岸，不得已，轉而西向。攻開封未下，續行西進，至鄭州之西，渡河，入山西，東趨直隸，大破直隸總督軍，乘勝進逼保定。北京戒嚴，官民逃者三萬戶。以京畿援兵麋集，北伐軍折而東走，循運河北進，十月二十日，猛撲天津，兵力約三萬人。清軍決運河堤岸，太平軍為水所阻，與清軍暫成相持之勢。這是太平軍北伐的第三階段。計自南京出動，經行四千里，為時五個月，西至天津附近，距北京僅二百四十里。如自廣西算起，亦不過十五個月。
一八五四年二月，北伐軍糧食已盡，天氣酷寒，手足潰爛凍斃者不少，為清軍僧格林沁所敗，被迫南退。時天京所派援軍正在北上途中，四月中旬，進入魯西北，終未能與南退的北伐軍會合。一八五五年五月，北伐軍全部消滅。
北伐失敗的原因，一由於兵力不足，且為步卒，不利於平原戰，難敵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二因南北語言隔閡，北人性較持重，附和者不多，不似在兩湖之時，從者動以萬計。以後太平軍未能再越黃河，清的根基得保。
華北進軍末克收功，西征亦不得手。洪、楊之未能動員大軍北伐，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為清的重兵已在長江下游受到牽制，但以輕兵疾進，即可提取燕都。原因之二，可能是天京城外有向榮的江南大營，揚州附近有琦善的江北大營，須留軍防衛。原因之三，可能是楊秀清預存一如不成事，仍可據有黃河以南之想。
西征軍戰船上千，兵力當多過北伐軍。一八五三年六月，再佔安慶，胡以晃留守，賴漢英西入江西，圍攻南昌，江忠源督楚勇固拒，太平軍反攻無功。九月，撤圍北去，再佔九江，西入湖北，復佔漢陽、漢口，旋退鄂東。胡以晃的一支自安慶北上，翌年一月，佔領安徽的臨時省治廬州，巡撫江忠源敗死，皖北、皖南二十餘州縣悉為太平軍所有，成為今後太平天國的主要統治地區。
一八五四年二月，太平軍捷於鄂東，三佔漢口、漢陽，一面圍困武昌，一面進向湖南，再佔岳州，繞越長沙，攻下湘潭。此時湖南新練的湘軍已經出動，太平軍遇到了勁敵。今後雙方的爭奪，全在長江上下。
五、對外接觸
自對外關係密切以來，中國的變亂已不僅是中國內部問題，亦為國際所關注。在華的外國教士與商人，認為太平軍係一新興勢力，或革命運動，對於他們的宗教尤感興趣，中國如成為一基督教國家，可大有裨益於通商傳教，他們的報導大都為同情的。至於外交官員，認為正可因利乘便，自清廷或太平天國方面取到更多的權利。上海英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一再建議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文翰，主聯合法、美，援助清廷，保護長江、運河的交通，而以開放全部中國，與北京建立直接關係，鴉片合法為交換條件。這時上海道（蘇松太道），已僱葡萄牙划艇及英、美商船，上駛鎮江防堵，並請英、法領事派遣兵艦相助。文翰即調集軍艦，駛赴上海，相機行事。
一八五三年二月，文翰到了上海，命阿禮國答覆上海道，關於派艦上援南京之事，應由兩江總督正式來文，將予以善意考慮，意思就是要先談妥條件。不久得知南京失守，態度轉變，再行通知上海道，除保護英人之外，不能以兵相助。為明瞭太平軍的實況，文翰先派翻譯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取道蘇州、常州西去調查。繼由阿禮國召開英僑會議，決招集義勇，成立協防委員會，幫助海軍防衛上海租界，美人亦參加此一組織。四月二十七日，文翰乘軍艦抵南京，由艦長費士班（EG
Fishbourne）致書太平天國當局，謂「此來並非襄清打仗，係有事相商」。密迪樂攜書進城，見到北王韋正、翼王石達開，首言英使之來，在申明英國的中立，次詢對外人的意見，是否將進攻上海，願否接待英使。北王大談其宗教與天王的權力，即使英人幫助滿清，亦不足懼。天王為中國真主，亦為萬國真主，今後彼此可以相安，成為好友。第二天，文翰得東王回「諭」，以詞句倨傲，原件退回，並附南京條約一份，以示英國在華的權利。經天京派員解釋誤會，商定明日文翰上岸與東王相見。文翰恐禮節發生爭執，臨時婉謝，並自行照會，聲明英國並未以火輪船幫助滿洲官，亦不准其僱用英國商民船隻。「對於貴王與滿洲相敵，我英國情願兩不干預。」最後說：「聞貴王軍兵欲到蘇、松一帶，後至上海。時貴王之存心立意，欲與英國如何辦理之處，先願聞知。」可見他最注意的是太平軍今後對上海的行動，東王覆書說是：「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爾遠人願為藩屬，天下歡樂，天父、天兄亦歡樂。既忠心歸順，是以降旨爾頭人及眾兄弟，可隨意來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門，均不禁阻，以順天意。另給聖書數種，欲求其真道，可以誦習之。」五月二日，文翰嚴詞駁覆，謂「來書言語無狀，不能理會。中國既准吾通商，則無論何人，有損我商務者，我國惟以兵戈從事」。當天英艦東去，過鎮江時，接太平軍守將羅大綱來書，願友好相處，勸英人勿助清兵，勿售鴉片。文翰覆函，聲明守局外之義，但未提及鴉片。羅為粵人，「賊中號為能者」，其應對遠較北王、東王為得體。
經過此行，文翰認為太平軍實力強大，勢必成功，英國將來可能較易獲得權益，目前以採取中立政策，等待觀望為是。密迪樂對太平軍尤多好感，如果他們成功，不僅傳教通商可以推廣，中國亦可走上進步之途。江蘇巡撫對於文翰訪問南京，大為不安，照會上海英、美領事，「希念兩國通商和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煙禁從嚴，一遇我國吸煙之人，無不殺害，統希速發火輪師船來江剿擊」。其後又說到南京太平軍船上載有各處挑選的「美女數千人」，「金銀數百萬」，如英、美火輪兵船前來，必可「獲此厚利」。一八五四年六月，文翰的繼任者包令（John Bowring），續派翻譯麥華陀（Walter H.Medhurst，Jr.）到南京視察，太平天國當局雖重申「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內兄弟也」之說，但仍持「天下萬國皆來降」的態度，否則便是妖魔。一八五五年一月，包令鑑於太平軍之勢不可侮，英國在近東牽於對俄軍事，無力東顧，佈告英人嚴守中立。
天主教的法國對於接近新教的太平軍自始即乏好感。一八五三年十二月，法使布爾布隆自上海到南京，先派人進城，見到一位賴姓（漢英？）丞相，彼此均希望和好。數日後，布爾布隆與頂天侯秦日綱會晤，表示中立及對於在華天主教徒的關懷。他此行所得印象，大致尚佳，承認太平軍紀律嚴整，南京秩序安定。
一八五三年五月，與洪秀全相識的美國教士羅孝全，自粵到滬，擬去南京，以道阻不果。六月，另一美國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在鎮江見過羅大綱，觀感頗好。一般美國商人多盼太平軍成功，美國駐華專使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亦認為清朝將被推翻，有承認太平天國之意，他懷疑文翰想由太平天國方面取得長江的通商權，復恐俄人援助滿清，使中國變為保護國。為了美國的利益，最好是維持中國的完整，由各國共同要求北京，赦免亂黨、信仰自由、外人往來自由、開放長江，強制太平軍屈服，以免英、俄獲逞，中國遭受瓜分。大概是美國政府見於滿清的命運已不易挽救，列強又難一致，命他不要干預中國的內亂。
美國政府給馬沙利的後任麥蓮（Robert McLane）的訓令是對中國內亂嚴守中立，如中國分裂為幾個政府，可分別與之接洽，建立外交關係。如清廷拒絕修改條約，即與太平軍談判。一八五四年五月，麥蓮抵上海，二十七日，乘軍艦至南京，派翻譯裨治文上岸接洽，二十八日由艦長布嘉南（FL
Buchanan）發出照會，說是美國全權欲與太平天國丞相元帥互相照會。並稱美國人將於明日瞻望南門外的報恩寺塔。先由一位太平軍檢點「札諭」，命先禀明來意，遵守規令，方准出入遊看。繼由兩位丞相「札諭」，命「遵照禮制，禀奏東王」，天王為萬國真主，「准年年來貢」。五月三十日，布嘉南照覆，指責「來文言語，盡非友誼，並無尊重美國之辭，不得不暫止照會」。裨治文所得印象，是在軍法管制之下，太平天國轄境內秩序良好，違亂法紀的行為，立即受到處罰；鴉片受到嚴禁；人人皆有職務；衣食無虞，精神煥發；長江兩岸及湖北的糧米供給不斷，看來必定成功。麥蓮則認為太平軍態度傲慢，即使成功，對於外人並無利益。他對國務院報告，謂太平軍無統治能力，應改變對華政策，維持在清廷控制地區的和平與秩序，以便擴張商務，保持條約權利。麥蓮明白告訴兩江總督怡良，如允許修約，長江通商，即助中華平亂，為北京所拒。
從太平天國與三國的交涉中，可見其外交拙劣，其自大或無知，較鴉片戰前的清廷實有過之，雖有「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之說，但必須承認天王的宗教與政治地位。
六、北捻與南會
捻與天地會之亂雖然已久，真正擴大而益加嚴重則在太平軍佔領南京之後。「捻」與「股」字意同，捻匪即股匪，由地方豪強，糾合結集，謂之「成捻」，橫行鄉里，以皖北為多。魯南失業的船夫、遊民，則以布匹分幅帕首，私相雄長，稱為「結幅」，名曰幅匪。十九世紀中期，淮河、黃河一再氾濫潰決，官吏不恤，饑民無以為食，成捻結幅的愈眾。太平軍北伐、西征，皖北秩序大亂，到處揭竿而起，分據寨、城、集、莊，棋列星羅，捻勢大熾。頭目不一，穎州、亳州兩屬以張洛行、龔得樹輩為首，皖、豫之交，以李昭壽為著。一八五五年亳州、蒙城之捻，推張洛行為盟主，以雉河集為根據地，旗分五色，眾至數十萬。但仍乏真正統一組織，只是在春秋二季，外出劫掠之時，始相集合，名曰「裝旗」。飽掠之後，負載而歸，「糧盡再出，有如貿易者」。一八五六年，張洛行佔領水陸要衝商賈輻輳的穎州三河尖，淮河南北，遍地皆捻。與太平軍相通，名義上多接受天王封號，實際上是「聽封不聽調」。
遍布南方各省的天地會，亦乘勢大舉。一八五三年五月，福建的黃威佔領海澄、漳州、泉州、廈門，稱「大明漢軍元帥」。翌年，東入台灣，不久失敗。另一支佔領永春、德化、龍溪等縣，歷時五年。一八五三年九月，江南的天地會起於嘉定。九月七日，上海天地會的別支小刀會，由粵、閩人劉麗川、潘金珠等領導，一舉而佔縣城，數日之內，附近州縣俱為所陷。劉麗川具奏天王，請共取蘇、常。他初稱「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至是將大明國改為太平天國。南京以其仍敬邪神，吸食鴉片，未予認可。劉麗川因清軍的攻擊，僅能保有上海一隅，英、美、法復與為難，斷絕城內食用，最後法軍直接參戰，協助清軍，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奪回上海縣城，小刀會失敗。
聲勢尤大的為廣東的天地會。一八五四年六月以後，東江、北江、西江遍地皆是，其中多為以往挑運貨物的工人及反英的團練。起於商業巨鎮佛山的陳開，建號「大成」，所部稱為「紅兵」，呼清軍曰「白兵」，分路包圍廣州，達半年之久。兩廣總督葉名琛肆意濫誅，被殺者七萬餘人，強半為無辜。清軍因得外國槍砲、火藥、糧米接濟，陳開未能攻下廣州，一八五五年，西入廣西，佔領桂平，直至一八六一年。其他各部（花旗），分於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間北入湖南、江西，投歸石達開。
倘使洪、楊對天地會能積極爭取，東結劉麗川，控有「倉庫」根本、北京性命所繫的江南，及糧源所出的上海，再利用時機，揮師南下，聯合湘、贛及廣東、福建的天地會，收取長江以南及濱海地區，及另外兩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不僅可有廣大後方，並易獲得海外物資、武器，進可攻，退可守。究之實際，不無困難。太平軍為要攻奪北京，必須繼續北伐，為要穩定天京的地位，必須回師西征，同時又須對城外的江南大營警戒。上海小刀會舉事之日，正北伐軍深入山西，西征軍圍攻南昌之時，如再要東進，必先擊敗江南大營。北伐已不能動員大軍，這時更無此力量。至於南進，如西征順利，自可由湘、贛而下粵、閩，但結果被阻於南昌，失利於湘潭，遑言其他。捻首李昭壽曾一度來歸，中途背叛，張洛行屢次與太平軍聯合作戰，並無助於太平軍在北方的發展。自廣東北來的花旗（天地會），亦未能挽回太平軍晚期在贛、浙的失利。太平軍名將李秀成與捻及花旗合作最久，所部天地會最眾，曾說：「我天國之壞者，一是李昭壽，二是招得張洛行，三是招來廣東這幫兵害起，惹我天朝心變。……前起義到此，並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實是這等人害也。」這是經驗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