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9日星期四

陳婉瑩:國民教育之爭是「一罐機緣」



國民教育之爭帶來香港民間參與改革的契機。上海交大教授夏中義編的教材,亟具峄發性。

如果說香港國民教育之爭打開了一罐蟲子(a can of worms),它也打開了一罐機緣(a can of opportunities),讓香港人審視自己被誤導的價值觀,也推動港人積極提出自己的「中國論述」,而不是被動的「取消派」。

國情教育課程引起家長群情洶湧,反映了香港中小學教育的深層問題,也帶來了全民參與、改革教育的契機。國民教育之爭牽動了香港人的神經,特區政府不可能與天下的父母為敵。政府笨拙施政,沒有道德權威,也講不出能取信大眾的道理,硬推的話,可能引致比二十三條更大的管治危機。

但另一方面,反對國民教育運動目前的挑戰不是能動員多少人上街,或爭取多少簽名,而是如何超越反對和批判,提出面對現實與將來的「中國論述」。

國情教育風波的導火線是《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這小冊子由香港教育局出錢,但編得太爛,內容偏頗,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不敢為之護航。特首梁振英退而用《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為擋箭牌,只是《指引》同樣問題百出,對所謂國民教育的內容簡單化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脫離香港的現實,不會得到社會認同,注定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國民教育教學大綱》的基本理念是「國民教育以情為本」,鼓吹「國情、真情、情懷、情感」,所包含的概念層次太低,鼓吹對國家的「情懷」,就比大陸的開明人士落後太多。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夏中義在中國推動「大學人文課程」,帶領團隊編了一套三冊讀本:《人與自然》、《人與國家》、《人與世界》,二零零二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人與國家》卷首語寫到教材的宗旨是要讓學生反思「你將如何面對故土百年滄桑,及其社會文化轉型,以期將自己塑造成迥異於卑微子民的『現代國民』」。

什麼叫合格的「國民」?《人與國家》的九章目錄勾畫了國民認知要求的脈絡:「讓記憶喚醒歷史」、「傳統與變革」、「重新點燃峄蒙火炬」、「革命反思錄」、「自由思想檔案」、「民主ABC」、「平等與公正」、「個人、社會、國家」、「什麼是知識分子」。在這些命題下,編者選進的中外作者有魯迅、陳獨秀、胡適、李銳,也有得到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亞馬提亞·森等人,合共約一百篇文章。香港的中學何妨利用現成的材料,編個簡本給中學生?

《人與國家》的編者在導言中這樣解釋國民的精義:「及格的公民應該能夠走出專制主義造就的『順民』與『暴民』的傳統籠罩,清楚地認識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應該能夠清楚地意識到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意識到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如果這是香港「國情教育」的宗旨,相信家長和公眾都不會反對。與之比較,香港的教材指引空泛膚淺偏頗,令人汗顏。

媒體越挖越深,發現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早在十年前峄動,並非今年才開始。

《中國模式》手冊不過是把話題推向風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亂不清: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卻在新高中課程中將中史降格為選修課程,讓香港新的一代,可以對中國歷史一竅不通。香港大學博物館總監曾對我說,到博物館參觀的中學生,有的連「唐宋元明清」的歷史常識都不懂。

其次,風波在媒體的追蹤報道下,暴露了香港教育的不平等:釐定教育政策的政府高官早就對教育制度投了不信任票,把子女在中學的時候就送到海外,或者選擇國際學校;有辦法的上英基學校,普羅大眾的子女才進地道的本地學校,要上國情教育課,這更使平民家長氣憤難平。

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多元聲音、各種政治傾向的學校共存。辦學團體有權選擇教材,家長也有機會選擇學校。不同理念的團體,可以出版不同的教材,讓學校和家長選擇。

《中國模式》教材的問題出在其得到了政府資助,教育局有沒有資助其他國情教育教材的出版?還是只此一家?教育局是經過什麼的程序招標、評核?又如何挑選「當代中國研究所」設計教材?教材寫好後又經過什麼程序「收貨」?國民教育的經費是多少?如何分配?社會大眾有權要求教育局公開有關材料,保證公款使用公平、透明。

另一方面,公眾反對港府版的國情教育教材,特別是大眾媒體,也要避免輕易標籤化他人的想法或其他教材「紅色」。

我也反對雙重標準,譬如陳日君主教也發聲指責國民教育洗腦,諷刺的是天主教學校就是在主持大規模的洗腦工程,教授創造論,宣揚天主造人和天地萬物,和進化論唱對台戲。美國就規定公款支持的學校不得組織集體的宗教活動,但不限制個人信教自由。反觀香港,罕見社會質疑教會教育內容。

學生和家長組織起來參與校政,是改革教育制度的契機。參與中國改革是香港的宿命,香港和中國大陸是命運的共同體,寄望港人能超越對港版國民教育的反抗,進而建立對中國課程的共識。


陳婉瑩,香港大學新聞教授、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總監,曾在美國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九八年來專注高等教育,推動資訊開放和教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