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拙文〈投機政客：錯的永遠是別人，對的永遠是你們〉刊出後，收到一位朋友的來電，他說他那大學畢業不久在港鐵工作的女兒囑他向我道謝，因為我說出了她及她的同事都想說但永沒有機會被媒體轉述的話。
朋友的來電令我想起了一段大多數人已遺忘了的新聞。
一年多前最低工資快要開始實施，企業各有各準備，大家樂快餐最初提出為配合最低工資立法而將員工用膳時間剔除工時，不計工資，招來工人組織及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除了被責無良外，一些團體甚至提出抵制不到大家樂光顧。結果大家樂集團很快改變最初的決定，同意員工午飯的時間一樣計時薪。
慣性煽情和偏激
很多時候我在與朋友閒聊香港媒體的慣性煽情和偏激時，便提出大家樂這例子。其實，同一件事，同一則內容的新聞，媒體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同一內容，但不同的態度去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會完全改變新聞內容的本質。以大家樂飯鐘錢這則新聞為例。描述的方式有很多，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選擇很多。以標題來說可以是：
（一）最厚道與帶鼓勵的「大家樂從善如流」，
（二）中性的「大家樂改變初衷」，
（三）給Benefit
of doubt的「大家樂迷途知返」，
（四）或嚴厲的「大家樂不敢逆民意」，
（五）甚而責斥的「大家樂知錯臨崖勒馬」，
（六）到極端刻薄的「大家樂跪低認衰」。
問題是香港的媒體會作怎樣的選擇？從河蟹的極端、從不表示態度的中間落墨到凡事刻薄指摘的另一極端，他們慣性地會選擇哪一些字眼？讓我們看看大家樂這例子。
大家樂集團改變決定後的第2天2010年11月7日《蘋果日報》編輯在頭版提的半版大字標題是「大家樂跪低認衰」。內文用的字眼包括記者用的「跪低」、「認衰」字眼，和引述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用的「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出陰招」字眼。同一天《東方日報》內頁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投降恢復飯鐘」，內文引述李卓人先生的「與民為敵」、「無好下場」字眼；但也引用了王國興先生的「迷途知返」字眼。《明報》在港聞版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撤『減飯鐘錢』薪照加」，內文以較長篇幅分別引述大家樂集團及工會的立場看法，沒有轉述煽情的用詞。
什麼事都吵吵鬧鬧
雖然大家都口說鼓勵企業良心、勞資和諧，但不難看出到了煽情文字媒體的筆端、或到了面向鏡頭便亢奮的政客口裏，結果毫無例外地必然是把一件原來本可以是中性的新聞變成煽情及把已緩和的矛盾重新激化。記憶中，好像自從那一次開始，文字媒體對一些官員、公共機構或商業機構因公眾反對而改變決定，或因公眾指正而道歉的事情，便很多時候用「跪低」字眼為新聞標題。我嘗試在網上一個文字媒體的新聞網搜索，在大家樂飯鐘事件後一年多，這媒體單在港聞及評論文章中說「跪低」的已超過60篇，包括有：
（一）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跪低」改6000元存強積金戶口為直接派錢。
（二）教育局逼減班，九龍華仁就一早「跪低」。
（三）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向新界原居民「跪低」提優惠措施鼓勵原居民拆僭建。
（四）替補方案進行政府被迫「跪低」，宣布押後原定立法時間以進行兩個月的諮詢。
（五）《公平競爭條例》草案政府「跪低」同意內容大幅讓步。
（六）教科書商不減價，當局束手「跪低」。
（七）中電向民意「跪低」，宣布平均淨電價加幅由9.2%微調至7.4%。
（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先生「跪低」同意大學至少4學年不加費。
（九）梁振英為入閘選特首爭提名票向工聯會「跪低」。
（十）梁振英政府「跪低」押後架構重組。
除了宗教信仰的禮儀外，什麼時候人才會「跪低」？最容易記起的是封建時代被強推下跪在惡吏或專制皇帝前，又或者老一輩說的共產黨要地主、資本家和反革命向暴民下跪。開口閉口說別人叫別人「跪低」，除了是不文明和沒有必要的敵視和凌辱外，還可以宣揚什麼？對不起，用「跪低」來形容政府政策或公營、私營機構決策的改變，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而是媒體或記者早有了自己立場而向公眾發放的政治宣傳。
喪失了中庸、厚道和包容
同樣地，每天在新聞報道中不斷用「狼」或「豬」來稱呼政治人物，或不斷在新聞報道中稱某人為「貪X」、「X漢奸」是對別人的侮辱，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
了解到這一點，我想巿民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社會會有目前這種什麼事都吵吵鬧鬧的現象。從媒體到政客，都不再持平評論或討論，只競相出位，語不驚人誓不休，故意選擇最煽情極端和侮辱的用詞來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因而出現了這種很小的事無情也無限地被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人各有志小事一樁 被侮辱為「賣黨求榮」
也因如此，香港社會開始喪失了那種我們曾經擁有的中庸、厚道和包容，任何不同意見都如失控列車般向極端方向走。別的不說，以民主黨為例，馮煒光先生身為民主黨員申請加入梁振英政府當局長／副局長，違反了民主黨領導層決定民主黨員不加入梁振英政府的立場；這事發生了，民主黨處理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游說馮煒光先生，即使游說不成或游說沒有結果，向公眾表述的方式也有很多種，可以是「深表遺憾」、「不能接受」甚而「予以譴責」。然而，馮煒光先生究竟犯了什麼錯，竟因這人各有志的小事一樁被民主黨公開侮辱為「賣黨求榮」？這是政黨已慣性被嘩眾取寵媒體牽着鼻子走極端路線以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待不同意見不同取態的、即使是同路人，也毫不留情以最刻薄言詞無理攻擊別人人格的例子。
香港社會不是這樣的。
對同一課題我與你看法不一樣，你可以批評我錯，怎樣嚴厲都可以，但你不能攻擊我的人格，那是土改、反右時、文革時共產黨的做法；假若我錯了，我可以認錯，但別叫我「跪低」，那是封建時代惡吏與專制皇帝、和現代暴民政治的做法。
我們的媒體、學者和評論員常常驕傲地說香港社會是公民社會，但事實是簡單的不同判斷、不同意見，不同政治取向即使在最理性的民主派也被激化為敵我矛盾、也被上綱上線地進行人格的判斷和侮辱。試想想沉默的一群，面對政客與媒體這種霸道和一點情面也不保留的指斥和侮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還會作聲嗎？
香港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假若我是一位沒有太多人附和的智者，為什麼我還要公開說一些明知道會被別人群起攻擊的說話？
只有吵鬧沒有說理
結果是很多人不敢再公開表達與這些政客與媒體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另類意見會被掌握了媒體喉舌的人以最辛辣刻薄的言詞攻擊。慢慢地，誠實地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變得噤若寒蟬以明哲保身，社會變成了只有一種聲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媒體霸權，我只知道Something is very wrong here，似乎我們的社會只剩下吵鬧而再沒有講道理和辯論的空間。維園涼亭內要說話的，被涼亭外不喜歡聽的維園阿伯和維園阿哥大吵大鬧而不能將要說的話說出，一些本來有話要說的乾脆不再踏足維園涼亭，這便是今天香港社會這種只有吵鬧沒有說理的縮影。
最近與兩位法律界資深的律師午飯，談及國民教育的風波。一位律師說政府必然硬推，反對者也必然激烈反對到底，恐怕香港會暴動。另一位比較樂觀，說香港人哪有那麼容易被洗腦。
說起洗腦，我想起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作者、在2008年被《泰晤士報》評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排名第二位的英國最偉大作家的George
Orwell在1948年寫的那本他預測1984年時會是怎樣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我想當今最出位的立法會議員和媒體編輯和評論員也必然在他們學生時代看過《一九八四》這本書。《一九八四》說的便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主導了我們的思想。《一九八四》書中獨裁統治無處不在的老大哥規定人民使用他指定規限了人民思想的新創語句和文字（Newspeak新語），以這些新創語句和文字引導和主導了人民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從而進行思想控制。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洗腦，通過灌輸引導和主導學生的思想與思維方式，So they say。那麼，那些每天不斷從文字媒體、聲音媒體評論員和政客口裏放出灌輸給年輕一代早已有了立場的刻薄煽情和凌辱別人的語句和文字，又會怎樣引導和主導年輕人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
自由記者宣言——卡繆未刊稿首度面世
在這個世紀，一個自由的靈魂是不太情願去感受諷刺的，在一個水深火熱的世界能得到甚麽趣味？但人類的美德在於，面對所有的否定時還能夠自立。
文/亞伯特 卡繆 (Albert
Camus) 譯/許煜
今天想要呼籲媒體自由而不被称為賣弄，不被指責為瑪塔哈利（譯者注﹕Mata-Hari，荷蘭人，以跳艷舞而聞名，週旋於各國外交官及軍官之間，影響了上流社會的風尚，被傳為德法兩個的雙間諜，一九一七年被法國政府以間諜罪槍斃），不被視為斯大林的侄兒是件很難的事。雖然這種自由與其他種種只是自由自身的一個面相，
但如果人們能承認並沒有其他方法去真正地贏得這場戰争， 那麽他們將明白我們悍衛它的堅持。
當然，所有的自由都有局限，但這也必須被自由地接納。對於今天為思想自由帶來的障礙，我們已進一步說出我們可以說的以及我們將要說的，以及直至足夠為止，所有我們可以說的。尤其是我們從不曾如此被當局一度強加的審查原則震撼過，
舉例說，一些在法國得以發表而又被審查關注的文章不得在《共和晚報》（ Le Soir Républicain ）上發表（譯者注：這份刊物在阿爾及爾發行，卡繆時任總編輯）。從這方面看，一份刊物要依賴某個人的心情以及技能的事實，比其他東西更好地展示我們所達至的不知醒覺的程度。
一個名副其實的哲學訓律是：在無法逃避的事實面前，不要散佈毫無用處的悲嘆。今天在法國的問題，不再是去知道如何保存媒體的自由，而是去追問面對這些對自由的壓逼時，一個新聞工作者怎樣可以保持自由。也即是說這個問題並不再是針對團體，而是個人。
我們在這裡僅想要定義的是，在戰爭以及其約束之中，通過甚麽樣的條件以及方法， 自由不僅可以被保存而且可以再次發揚。這些方法共有四個：清醒、拒絕、諷刺以及堅持。
清醒預設了對由仇恨構成的動力以及宿命論的抗拒。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中，很明顯，所有一切都可以避免。戰爭自身，作為一個人類的現象，可以在任何時刻通過人類的方法避免以及停止。只要對於近期歐洲政治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肯定，無論是哪一個戰爭都有明顯的起因。這個對事物清楚的看法排除了盲目的仇恨以及虛無的絕望。一九三九年，一名自由的記者，不要絕望並且要為他所相信的直相而戰鬥，如同相信他的行動將會影響局勢；不要發表會激起仇恨或者絕望的信息。這些都是他能力以內的事。
面對不斷升級的愚昧，我們必須同時拒絕某些東西。世界上任何束縛並不至於會使一個稍為正常的腦袋接受不誠實。甚至不太熟悉資訊運作方式的人，其實也很容易確保新聞的真實性。對此，一個自由的記者應該十分留意，因為如果他不能說出所有他所想的，那他也可以不說出他不肯定以及不相信的。所以評價一份自由的刊物，不但要看「要說的」，而且要看「不說的」
。
這種消極的自由， 如果我們知道怎樣處理的話，相對來說的也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為真正的自由鋪路。所以，一份獨立的刊物要提供資訊的來源，幫助大眾去評價它們，拒絕洗腦，去除侮辱性言論，以評論來提升資訊處理的標準，簡要地說，在能力之內為真相服務。這個相對的基準至少容許它去拒絕世界上任何要它接受為謊言服務的力量。
現在我們說諷刺。我們可以說原則上，一個有傾向以及手段去施加束縛的人，是不太會對諷刺產生感覺的。僅用一個例子，我們不曾見到希特勒使用蘇格拉底式的諷刺。但諷刺依然是一個反抗極權的武器。它進一步補充了拒絕，因為它不僅容許我們反對那些假的，同時可以說出哪些是真的。
一九三九年，一個自由的記者，不要高估那些壓迫他的力量的聰明程度，否則他便太悲觀了。一個以教條式腔調說出的真相，通常十次有九次會被審查掉，而用調侃的方式說出來則有一半的機會保留。這解釋為甚麽一些法國刊物如《白畫眉報》（Le Merle Blanc）或《鴨鳴報》（ Le Canard enchainé ）可以經常地刊登一些敢言的文章。一九三九年，一個自由的記者必須是諷刺式的，雖然他時常不情願這樣做，但是真相以及自由都是些很苛求的情婦，因為她們沒有多少情人。
以上簡單定義的精神態度，如果沒有最低限度的堅持的話，都不可能有效地維持下去。誠然，當前的言論自由有一些障礙，但他們並不足以勸卻我們。因為威脅、中斷、起訴在法國常會收到截然相反的效果。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它們是令人氣餒的障礙：頑固的愚蠢、組織性的懦弱、侵犯性的智障等等。這是我們必須克服的最大障礙，而堅持在這裏是基本的美德。作為一個奇怪而明顯的悖論，堅持（或者頑固）也可以為客觀以及寛容服務。
這是一些直到被奴役之前保存自由的規則。而我們會問那然後呢？然後？我們不要太緊張。只要每個法國人在他的周遭，都想保存他所相信的是真的以及正義的，在自己份內維護自由，不要放棄同時認清自己的意志，那麽這場戰爭將會取得意義深遠的勝利。
是的，在這個世紀，一個自由的靈魂是不太情願去感受諷刺的，在一個水深火熱的世界能得到甚麽趣味？但人類的美德在於，面對所有的否定時還能夠自立。二十五年後，沒有人想要重複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這雙重的經歷。我們必須嘗試一個全新的方法，既正義而又慷慨。但是這些只能在已經自由的心靈以及仍有洞察力的靈魂中呈現。要培養這些心靈以及靈魂，或者說喚醒他們，這個既謙虛而又雄心勃勃的工作要回到獨立思考者手中。我們必須堅持但不需要看得太遠。無論歷史會或不會記錄這些努力，都必須有人這樣做。
譯後記：這篇文章本來應該出現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共和晚報》，一份卡繆（中國大陸譯為加繆）參與編輯的雙面日報，但最終未通過審查。當時戰爭剛爆發不久，但新聞自由已經時常被干擾。在這篇宣言裏，卡繆呼籲所有的記者要維持媒體自由，他同時提出四種方法如何在逆境中去發揚自由，包括：清醒、拒絕、諷刺以及堅持。這篇宣言對於今天依然意義深遠，不只是新聞工作者，而且是任何在系統內覺得身不由己而又想擁護自由的人。這篇文章登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的《世界報》。
（譯者係香港學者）
魯姜: 傳媒為何而生或死？
建制派和梁營怎樣看香港的傳媒？「梁粉」之一的蔡涯棉在《明報》發表他的看法：
「傳媒可以成就人亦可以絆倒人，可以影響事情的成敗。在報道問責官員或議員的不當或違規行為時，傳媒往往以大篇幅甚至頭版報道，而且很多時都是單方指控，沒有給予當事人足夠篇幅回應，很容易形成未審先判……，當傳媒經深入調查及了解後發覺事件並不嚴重時，傳媒甚少以大篇幅為當事人澄清，令當事人難獲全面的平反」。
建制派對傳媒的不滿於今尤甚，因為傳媒對新政府問責團隊、建制派特別是土共、中聯辦、中央政府的批評愈來愈偏頗，已達致不能容忍的地步。
在建制派眼中，好些香港傳媒已給外國勢力滲透控制、接受西方政治團體的利益、協助它們進行破壞香港和中國政府的工作；其他的傳媒不知底蘊，以為自己在堅持監察政府和維護言論自由的偉大原則，殊不知已遭別有用心者利用，做出一些連自己也不明白的破壞社會國家的行為。
建制派缺回應平台
建制派批評「不友善」傳媒的不是之處，包括：一、對象主要是攻擊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和其支持者；二、報道以偏概全，不盡不實；三、誇大、捏造負面資料；四、早有既定立場，並不可告人的目的；五、有錯不會認，更不肯公開澄清、更正或道歉；六、暗地展示幕後實力。
由於雙方互相猜疑，有關指控可以無限上綱，令雙方難有和解餘地，但建制派又不能「直斥其非」，支持者更須「曲線自衞」，很多時須先把傳媒表揚一番，才敢進入「正題」，希望予人較為持平的感覺，去審視對手的不是和不公。
建制派的另一不滿是，能讓他們盡列觀點、反覆申論的傳媒平台愈來愈少，反之為爭取銷路而譁眾取寵的傳媒卻愈來愈多，甚至一些過去看似中立持平、對建制派「偏見」較少的傳媒，近年也開始向市場力量屈服，對建制派人事的批評愈見苛刻，甚至加入散播黑材料的行列。這個趨勢不單對問責班子不利，對鄰近香港的華南地
區，甚至整個中國也有不良影響，因為香港的「不良行徑」隨時會成為內地的學習對象，令內地的領導人覺得香港「恩將仇報」。
香港「失控」的傳媒和傳媒人是否過多，令香港和中央無法學新加坡的有效管治？表面看來的確如此，因為香港大部分傳媒都由不同老闆操控，而他們的投資考慮、期望回報和經營手法亦非基於一般常見的市場原則。
免費電視影響力大
要減少「噪音」，最有效的方法是讓「異見」傳媒減少甚至消失，好能令有為的新政府能順利上路，政績得到市民的公道評價。異見傳媒數目愈少，傳媒從業員愈易受市場控制，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甚至離開傳媒行業，到時即使有少數不同聲音，影響力也變得有限，捧場客也只是小眾，特區政府的管治當然更有把握和效率。
今天傳統傳媒起動投資所需資金之大和風險之高，已令純為賺錢的投資者卻步。新傳媒如互聯網雖然影響無遠弗屆，能即時動員的人數亦可能成千上萬，但持久力和深度仍遠遠有所不及，倘若不能與傳統媒體「雙劍合璧」，即使能發出一剎光輝，很快便會煙消雲散，所以「異見」傳媒減少，仍只限於傳統媒介類別，而新媒介根本
禁之不絕，因為隨時會有新參加者出現，投資成本也不一定高。
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媒首推免費電視的無綫，它的新聞和公共事務節目向來以「持平」見稱，建制派一向不用擔心，甚至可說是應感滿意。無綫近期推出的《講清講楚》節目，可予官員和風眼人物暢所欲言，對建制派而言是一大進步。
至於亞視則早已「歸邊」，且看新股東何時才能正式登場主持大局；兩家收費電視的賣點不止於批評政府和建制派的評論節目，加上觀眾始終有限，議題無法聚焦起哄，所以不足為患。
增加三個本地免費電視台牌照，對香港和中國的管治有什麼負面影響，誰人也說不準，但免費電視台的經營肯定會出現惡性競爭，因為免費電視的廣告收益不會立即倍增，令新舊經營者能和平共存。如果免費電視台也出現譁眾取寵的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節目，則特區政府將勢難安枕，甚至會應接不暇。
數碼電台未成氣候
至於電台，在香港的發展本已行人止步，不料數碼廣播的興起，令公眾對電台的興趣又再重生。數碼廣播的前景本應無可限量，但發展需時，因為聽眾追求更高質素的音響，而數碼電台作為媒體的靈活性將與日俱增，最終應會取代FM等制式。
不過，數碼廣播必須投入巨大資金發展基建節目和招聘人才，方能建立新的聽眾群和吸引現有的電台聽眾，如果投資不能堅持至Critical Mass的出現，則數碼廣播根本無法站穩陣腳，即使強如今天的鄭大班組合，也只能曇花一現。
免費報紙的大量出現和市場的迅速擴大，是建築在現有報章廣告與讀者的流失，多於吸引新的讀者和廣告商。這些讀者和廣告商的移船就磡，令收費與免費報章可以並存一段時間，令雙方找到繼續生存的模式，不過這段時間不會太長，加上免費報章以消費資訊（為讀者搵着數）為主，報章不用靠批評政府為賣點，不若電台及電視的定位必須多元化，所以建制派不用過分擔心，或致力控制，因為一切盡在市場規律之內。
特區政府對傳媒的控制只限牌照的發出，對傳媒經營的控制必須倚賴「外人友好」，DBC未能自力更生，須仰人鼻息，則由大股東控制它的存亡，本是理所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