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可謂一個奇幻社會。這個年頭政治風潮的種種起伏跌宕，足堪見證。
這邊廂，何喜華替蔣麗芸站台，替田北辰背書；那邊廂，劉夢熊與曾健成在機場擁抱，與長毛一起站在五星旗前興奮地叫口號。《文匯報》和《蘋果日報》在星期六的頭版，竟然不約而同用上「勇士凱旋」四個字。
世界愈來愈詭異，事物分類大兜亂。如果你在過去一段時間，以為香港「保港抗陸」、「反自駕遊」、「反國民教育」的運動，就是一種政治分離主義，就以為香港開始脫離中國，甚或走上「去中國化」的道路，那麼你看看近月來香港人對李旺陽冤案表達的憤怒和關注，「保釣運動」再起波瀾所引起的全城哄動，它們就會提醒你，香港人的中國情結是如何的根深柢固。
先不去評價這種香港人的中國情結是好是壞，它的存在至少提醒我們，不可抽離歷史脈絡地看待香港人的主體性。保釣運動四十年的起起伏伏，本身就銘刻覑香港人獨特的政治主體成長歷程。不去爬梳、不去反思、不去總結教訓，就宛如盲人騎瞎馬，不可能為香港找到出路。
釣魚台問題的實質，是二次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是東西方冷戰殘留的尾巴。四十年前保釣運動的意義，亦只有放置在當時的世界形勢、亞洲格局和兩岸三地的狀方能清晰。一方面，是美日借安保條約，長期駐軍沖繩，以軍事威懾之力維持亞洲的資本主義秩序和國際勢力均衡；另一方面，是中共急於走出蘇聯主宰的「社會主義」陣營，為了加入聯合國，急於與美日建交，於是把釣島主權輕忽了事，不予力爭。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也因為身在美國庇蔭底下，無心戀戰，任由美日私相授受。
第一波保釣的後續﹕紅色中國幻象
只有在這種非常獨特的歷史境況下，以香港、台灣及海外知識分子為主的華人社群，方有推動一場保釣運動的機會。應當承認，當年保釣運動的實際成效不大，它無法改變釣魚台落入日本人手上的命運，可是，這場運動對港台兩地新一代的政治啟蒙，卻有重大意義。台灣方面，保釣直接間接促成了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改革更新，如無這些更新和權力交接，往後台灣大體和平的民主化道路殊難想像。
香港方面，保釣運動則短暫走出由冷戰對抗、為國共兩黨所壟斷的民族意識，為民族主義寫下另類篇章，亦打破之前左派六七暴失敗後，殖民統治下市民普通政治冷漠的悶局。當天如果沒有保釣運動帶來的意識突破，七十年代使本土新一代政治覺醒的「火紅年代」社運學運，也是難以想像的。
可是，當年香港保釣一代卻往往沉緬於運動的激情與浪漫回憶，卻少有直面一個事實，也就是﹕七十年代第一波保釣運動的後續發展，並不是運動真的走向成熟和深化，催生足夠自主而健康的反殖運動，反而陷入了圈套。保釣促成的是一場由中共統戰工具所擺佈的、針對海外華人學子而進行的「統一運動」（在香港則是孕育今日親中建制派的「國粹派」學生運動），那是一場建基於一系列紅色中國幻象和風派機會主義的假左派運動。
這場建基於浮沙之上的運動，以鼓動遊子思鄉的感情，描述紅色中國的美麗幻象為餌，以「認識中國」為手段，以達成「認同紅色中共」為目的。這場假性運動，令人失去獨立思考能力、迷失方向，一直到1976年大陸「四人幫」倒台之後，大夢方行結束。當時如無托派、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獨立思考人士，對風派民族主義和盲目毛派學生不斷進行質疑和批判，為統戰工具所綁架的保釣，將會葬送整個運動的成果。
第一波保釣運動在沉浸於「開放改革」的八十年代消失，卻在九十年代中香港「回歸」前夕再度冒起。當時已分裂為「親中」與「泛民」陣營的兩批保釣人士，爭相投入「保釣」的愛國競賽。一個本來是泛華人的關注，並涉及亞洲與國際政治的國土議題，卻深深地染上本地政治派別互爭的色彩，競賽的各方都為了要表示那一派才能在愛國問題上擁有「話語權」。這場既有香港本土政治，又翻弄了台灣島內統獨政治五味架的第二波保釣，卻在陳毓祥過分投入而遇溺身亡的悲劇中落幕，而由他代表的「親中派」保釣亦由此聲沉影寂。
大背景巨變 各地右翼紛起
而踏入廿一世紀之後的保釣運動，基本上追隨過去模式，以登島顯示主權的追逐和攔截遊戲為主幹，香港本土能引起的漣漪愈來愈小，但整個大背景則有了巨大變化。今天，不是一個風雨飄搖之中的台灣蔣介石政權，而是一個實現了政黨輪替，統獨路線對抗降溫的台灣；今天也不是一個急於和美日建交而對日不會苛言的中國，而是一個航母快要建成，神九上天，急謀崛起的中國。
更重要的是，當前的亞洲是一個在急劇增長之中，又充滿每個國家都謀求地區勢力重組的欲望，各地右翼勢力紛紛冒起，以軍事冒險來增大自己在國內力量的新局勢。無論是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還是中國的軍方和保守派，都在一種新的地緣政治不安當中，靠想像和鑄造外敵形像來增加軍費開支，鞏固右翼保守力量。他們樂見衝突升溫，喜見外來侵入的想像具體化。早幾天，近年來韓國最右翼的總統李明博，突然登陸日韓有爭議的獨島，也是他選舉工程的計算。其他人在其他地方爭相仿效這些行為，又能否自我分辨出箇中的性質是「左」還是「右」？
民族主義是一面雙面利刃的道理我想不會太難明白。它可以有進步性，也可以帶來災禍。
自外於中國 比中國更中國
過去這麼多年來，保釣運動所曾具有的進步能量，建基在一個「反帝」的假設，還有的就是在「國家」與「民族」之間的裂縫而說事，也就是﹕以「民族」之名來批判「國家」。
當兩岸自號代表「中國」的國家政權都腐敗無能，以致喪權辱國，人民以「民族」之名，向「國家政權」「將軍」（checkmate），的確是一種批判力量的表現方法。香港過去自外於兩個中國政權，所以更便於以沒有具體訴求對象的「民族」之名發話。這是香港人特有的「中國想像」，或者可以名之為一種「第三中國」的自我想像
，它會比兩個（令人失望的）「中國」更「中國」地去表達獨特見解。
這正是香港往往令人迷惑的地方﹕它自外於中國，卻又常常比中國更中國。
經常能夠做到「比中國更中國」，是一種巨大的批判潛能所在，例如對六四的堅持、對李旺陽的執著。然而，要永遠「比中國還中國」就會命定我們要給框定在一種「大中國意識」之內（「中國」意味文化也好、民族也好）。當中國國家並不真強、真大，大中國意識可以是廣闊的胸襟、不息的理想，它是悠悠、久大的文化。然而，當國家機器已經無處不在，四處伸手，大中國意識又能如何免被國家機器收編，成為國家主義甚至沙文主義（chauvinism）的一部分？
今日，我們不用幻想美日結盟雄據亞洲的日子已經過去。但是，我們是否樂見區內互相敵視的民族主義升溫，還是真的以為區內有誰個國家，可以代表一種進步的力量，像那些「老左派」一樣，以為可以靠他們抵制帝國主義？中國，是這種進步國家嗎？
要不的話，我們是否應該換換視角，了解一下為國家主義所騎劫的大小民族主義，如何正在以最符合帝國主義體系利益的方式，將各自設想為敵人，讓資本的跨地域霸權千秋萬世？
恐懼的非民族主義 而是國族主義
我們要恐懼的不是民族主義，而是給國家機器所騎劫的民族主義，也即是今人所謂「國族主義」。當保釣的香港人為民族守土卻不忘反諷國家的無能，從而高喊「解放軍在哪裏？」時，請不要忘記，「解放軍」真的在不太遠的地方，雖然他們往往多是準備「解決人民」多於「解放人民」。然而，「葉公好龍」的故事教訓我們，當你叫喊解放軍而他們真的出現了，也就是「民族主義」被「國族主義」殺掉並替換之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不會真的來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已經透過提升國防預算、維穩開支、坐大國家機器勢力、削弱公民權利、擴張國民教育而日漸靠近。
因為，他們今天有了種種「愛國者」和「勇士」 為他們鳴鑼開道， 喊出了「國家要強大」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