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日星期四

呂大樂﹕特區政府的「死穴」



在過去15年,特區政府領導層(不論是哪一屆政府)經常將「急市民所急」這句話掛在口邊。這句說話有何實際意思,相信因人而異。對某些官員來說,相信意思大概就是「特區政府其實很了解市民的需要和期望,表面上雖然好像什麼反應都沒有,事實是他們已經知道有關訴求,並已跟進問題,請繼續耐心等候」。對另一些官員而言,則可能只是一種姿勢或一句官腔,算是對市民有點反應。為官者大多強調兩點:一是體察民情,二是能正視需要與訴求,並且有所回應;重點在於並非沒有反應。

「急市民所未急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市民基本上不急於見到國民教育在本地學校盡快推行,那特區政府又何必「急市民所未急的」?

當然,特區政府領導層可以解釋,國民教育早已醞釀及討論多年,一切已經成熟,沒有必要因為部分人反對而要收回。他們亦可以表示,特區政府作為香港社會的政治領袖,不應只是順應民意,而是擔當領導的角色,做應該做(但不一定得到市民贊同或受他們歡迎)的事情。有時候就算要逆主流意見而為,也不應讓步。

但另一個問題是:以上所講的兩點考慮,正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死穴」,每次觸及這兩個範圍,例必令施政陷於更為困難的境。有時候特區政府因不希望見到權威及形象受損,會勉強試行或擺出一個不輕易妥協的姿態,但結果都是因為缺乏市民的信任與支持,而虎頭蛇尾,或進退失據,慘淡收場。而累積了相關的經驗之後,今時今日就連議會內及分佈於民間不同角落的所謂建制派,亦學懂明哲保身,有時甚至會劃清界線,以免當特區政府領導層突然來個急轉彎時,大幅度修改政策,自己卻身處「政治越位陷阱」(即支持一個連政府也放棄了的方案或計劃),以為為了領導護航,原來卻是舵手跳船,以至損兵折將,形象扣分。而立法會選舉在即,建制派就更為謹慎。

上述兩點之所以是特區政府的「死穴」,一是因為它既欠缺一種形成社會共識的機制(整個所謂的政治諮詢系統早已弱點盡露,一遇上壓力便全面崩潰),同時亦沒有一種因具備一定的代表性的組織與渠道,可以制衡議會內的反對聲音,另闢一個集結社會上不同意見與利益的系統。今次在國民教育爭議之中,政府捧出地區性的家校組織,以為可以稍作平衡。但可以想像,這亦難以平息風波,而且反而會將這類組織的問題(例如它們如何保證代表能有效及全面地反映意見,而同時亦有一種向成員交代和問責的制度)暴露出來,成為新的火頭。

問題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

二是新的特區政府缺乏足夠政治能量去扮演領導的角色。在選舉過程之中,本來應該是一場爭取民意支持的競賽,卻演變為互揭瘡疤的「政治鬧劇」。而當勝利的一方嘗試以某種道德高度來建立形象與權威時,卻又發現種種醜聞纏身。在一個低度信任的環境裏扮演領導的角色,存在一定的政治風險。特區政府領導層所能做的,是賈其勇氣硬闖一下,而手段就是以政治動員去對抗反對者的政治動員,希望一仗功成,劣勢立即扭轉過來。不過如上文所講,建制派中人要考慮政治成本,尤其在議會選舉前夕,就更不得不加倍小心,提防陷於「政治越位」。在建制派之中亦不存在統一意志和缺乏足夠的互信,大大限制了硬闖的可能。再者,以政治動員來對抗對方的政治動員(例如目前正在發生的罷課輿論戰),必須對社會形勢充分評估(例如太明顯的反動員可能產生反效果,令本來中立或沒有態度的市民,亦會因為看不過眼而轉為支持反對的一方),以免得不償失。又如果硬闖失敗,社會(包括建制派中人)信心與信任再進一步下滑,則日後施政必定更加艱難。

在上述情之下,面對現時的局面,特區政府領導層其實沒有太多選擇與空間。而出現這個現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特區施政的問題是不停地以不同的形式反覆出現,只是現在於執政的第一個月便已經兵臨城下,跟之前略有不同。在餘下的四年零十一個月裏,矛盾不易化解,社會分歧持續,且看提出施政報告之日,到時又有何新的爭議。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