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15年，特區政府領導層（不論是哪一屆政府）經常將「急市民所急」這句話掛在口邊。這句說話有何實際意思，相信因人而異。對某些官員來說，相信意思大概就是「特區政府其實很了解市民的需要和期望，表面上雖然好像什麼反應都沒有，事實是他們已經知道有關訴求，並已跟進問題，請繼續耐心等候」。對另一些官員而言，則可能只是一種姿勢或一句官腔，算是對市民有點反應。為官者大多強調兩點：一是體察民情，二是能正視需要與訴求，並且有所回應；重點在於並非沒有反應。
「急市民所未急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市民基本上不急於見到國民教育在本地學校盡快推行，那特區政府又何必「急市民所未急的」？
當然，特區政府領導層可以解釋，國民教育早已醞釀及討論多年，一切已經成熟，沒有必要因為部分人反對而要收回。他們亦可以表示，特區政府作為香港社會的政治領袖，不應只是順應民意，而是擔當領導的角色，做應該做（但不一定得到市民贊同或受他們歡迎）的事情。有時候就算要逆主流意見而為，也不應讓步。
但另一個問題是：以上所講的兩點考慮，正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死穴」，每次觸及這兩個範圍，例必令施政陷於更為困難的境。有時候特區政府因不希望見到權威及形象受損，會勉強試行或擺出一個不輕易妥協的姿態，但結果都是因為缺乏市民的信任與支持，而虎頭蛇尾，或進退失據，慘淡收場。而累積了相關的經驗之後，今時今日就連議會內及分佈於民間不同角落的所謂建制派，亦學懂明哲保身，有時甚至會劃清界線，以免當特區政府領導層突然來個急轉彎時，大幅度修改政策，自己卻身處「政治越位陷阱」（即支持一個連政府也放棄了的方案或計劃），以為為了領導護航，原來卻是舵手跳船，以至損兵折將，形象扣分。而立法會選舉在即，建制派就更為謹慎。
上述兩點之所以是特區政府的「死穴」，一是因為它既欠缺一種形成社會共識的機制（整個所謂的政治諮詢系統早已弱點盡露，一遇上壓力便全面崩潰），同時亦沒有一種因具備一定的代表性的組織與渠道，可以制衡議會內的反對聲音，另闢一個集結社會上不同意見與利益的系統。今次在國民教育爭議之中，政府捧出地區性的家校組織，以為可以稍作平衡。但可以想像，這亦難以平息風波，而且反而會將這類組織的問題（例如它們如何保證代表能有效及全面地反映意見，而同時亦有一種向成員交代和問責的制度）暴露出來，成為新的火頭。
問題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
二是新的特區政府缺乏足夠政治能量去扮演領導的角色。在選舉過程之中，本來應該是一場爭取民意支持的競賽，卻演變為互揭瘡疤的「政治鬧劇」。而當勝利的一方嘗試以某種道德高度來建立形象與權威時，卻又發現種種醜聞纏身。在一個低度信任的環境裏扮演領導的角色，存在一定的政治風險。特區政府領導層所能做的，是賈其勇氣硬闖一下，而手段就是以政治動員去對抗反對者的政治動員，希望一仗功成，劣勢立即扭轉過來。不過如上文所講，建制派中人要考慮政治成本，尤其在議會選舉前夕，就更不得不加倍小心，提防陷於「政治越位」。在建制派之中亦不存在統一意志和缺乏足夠的互信，大大限制了硬闖的可能。再者，以政治動員來對抗對方的政治動員（例如目前正在發生的罷課輿論戰），必須對社會形勢充分評估（例如太明顯的反動員可能產生反效果，令本來中立或沒有態度的市民，亦會因為看不過眼而轉為支持反對的一方），以免得不償失。又如果硬闖失敗，社會（包括建制派中人）信心與信任再進一步下滑，則日後施政必定更加艱難。
在上述情之下，面對現時的局面，特區政府領導層其實沒有太多選擇與空間。而出現這個現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特區施政的問題是不停地以不同的形式反覆出現，只是現在於執政的第一個月便已經兵臨城下，跟之前略有不同。在餘下的四年零十一個月裏，矛盾不易化解，社會分歧持續，且看提出施政報告之日，到時又有何新的爭議。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