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4日星期二

林行止:主場效應助力大 人口老化賽績降



一、為期十七天的倫敦奧運會已順利結束,「這是一個充滿快樂和榮耀的運動會」,與會運動員創下「更快、更高、更強」的成績,但若干賽事是否在「公平、公正、公開」之下進行,相信有關議論還會持續。

「倫奧」期間,筆者剛好在倫敦近郊小住,親歷交通順暢餐館爆滿的實況,與這一二天來倫敦報章的總結報道同調;至於奧運售票「烏龍」百出的新聞,筆者能以親身的 體會證實正確無誤。貪圖步行十多分鐘可達的方便,我們一早訂購在泰晤士河伊頓多尼(Eton Dorney,伊頓公學〔私族〕的物業)舉行划艇比賽的門券,哪知賽事前兩天突接通知,說「電腦出錯」(科技時代推諉責任的慣用藉口),要把有蓋遮頭座位 改為無頂企位……,雖然退款迅速,但已敗了遊興。述說這件小事,旨在證明報上抨擊「倫奧」售票欠效率以至有人買不到票而不少賽事則有眾多空位(英相認為與 贊助商有票不用有關),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實情。

和所有這類大型活動一樣,「倫奧」的財政預算亦大大超支,最後結算的總開支為九十三億英鎊 (包括支付每名參加開幕或閉幕式的「各色人等」(歌星演員等)每人一英鎊的象徵性報酬),約合一千一百多億港元;數字看似很龐大,但僅為英國GDP百分之 一弱;倫敦那位披頭散髮(《每日電訊》前記者現為該報撰寫專欄)的市長約翰遜則說「物有所值」,因為約一萬一千名與賽人員及專為賽事而來的三十多萬觀光 客,不僅令倫敦酒店十室八滿(據說酒店入住率高於悉尼和北京奧運),且令餐廳夜總會以至戲院生意興隆(消費調查機構指平均營業額增幅百分之二十),而所謂 「主辦後效應」,在未來數年,將為英國(倫敦佔三分之一,其他地區佔三分之二)帶來額外的一百三十億英鎊經濟利益;由於多項賽事均能順利進行,負責興建場 館及建造設施的多家公司,不少已接獲俄國冬季(二○一四)奧運主辦當局的「訂單」。

成本約十億英鎊的倫敦奧運村,賽事過後,將改為一萬一千 多個多種用途的物業單位,其中包括十二所新學校;七月下旬「倫奧」未開幕時,已有物業經紀向準客戶推介,這些設備齊全環境綠化的物業,看來是盤有利可圖的 生意。「倫奧」場館集中在倫敦東區,區內的公共交通系統因此不僅全面「升格」且大事擴建,交通較「倫奧」前大為方便、快捷,物業價格因而看漲。值得注意的 是,倫敦市政府已為多個場館做好「賽後安排」,意味市民可免費或以極低費用使用這些體育設施,估計未來因此會經常運動的人達十一萬之眾。對於這類估計數 據,大家不必認真,至於經濟學家順藤摸瓜「推算」出人民健康狀況因此改善進而可節省若干鎊的公共醫療開支,迹近天方夜譚,不說也罷。

二、體育賽事的「主場效應」十分明顯,英國此次奪二十九金,比四年前的「京奧」大增十金,增幅達三分之一,便是眼前的顯例。不過,在經濟學家心目中,「主場效 應」並非最重要,他們的研究顯示,多項因素與獎牌多少有關,而人口似最重要。澳洲與新西蘭的氣候、地理環境、生活條件以至人的體質相近,澳洲人口二千二百 餘萬,新西蘭不足四百四十萬,她們在奧運的獎牌比例亦差不多。當然,人口絕非決定因素,人口都超過十億的中國與印度,在奧運上的表現強弱懸殊,令「人口 論」相顧失色。在一九六○年至二○○○年,中國獲八十金牌(總獎牌超逾二百),印度只得兩面(總獎牌僅八面);同為人口大國的中國和印度在體育運動上差異 這麼大,主因是人民能否在經濟發展中受惠?據麻省理工兩名經濟學教授在《窮困經濟學》(A.V. BanerjeeE. Duflo:Poor Economics》)的說法,印度人無法在運動賽事中稱雄,主因是兒童營養不良情況極為嚴重,他們陳列的數據,顯示印度兒童營養不良的程度甚於世上最貧 瘠的非洲南撒哈拉沙漠諸國;不過,即使印度城市居民營養不差,亦因為基本設施(如機場、鐵道、體育館、游泳池及高科技體育設備)大大落後於中國而無法出現 具世界水平運動員人才輩出的現象。當然,和美國一樣,印度的民主政治亦欠缺效率,甲黨要在培訓運動員上投資,乙黨「誓死反對」(比如認為把資金用於救濟窮 人更重要),結果當然及不上一黨專政而且認為在奧運得獎多寡足以反射國力強弱的中國!

培養運動員經費充分與否,雖與獎牌沒直接關係,卻是不 容忽視的元素。四年前在「京奧」連奪三室內單車賽金牌的英國(蘇格蘭人)選手霍伊(C. Hoy),與有關單位獲彩票局五百多萬鎊撥款令單車場館現代化及使他可以「全職受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當然,體育場上決定勝負的根本原因是運動員的體質 與決心,惟經濟資源不足可以是致命傷!

地理環境如海岸線與海拔等亦與運動有關。被海水包圍的國家,比內陸國家更易產生游泳、衝浪、風帆、划 艇及沙灘排球選手,而海拔較高的國家則肯定比水平國家多產長跑家。至於一些寡民小國,只有注重某些特別項目,才有奪標的希望,人口僅七百多萬的保加利亞獲 五十一面奧運金牌,其中三十二面來自舉重、摔角及射擊,因為這些均為其運動員的強項,政府因而在有關運動項目的設施上投下巨資,同時悉心培植有潛質的運動 員。為了奪標以彰顯「國力」,以優越條件吸納相關移民(因為代表國家出賽的運動員不必限本地出生),是不少國家(地區)採納的策略,西班牙從剛果「進口」 籃球名將(Serge Ibaka)、香港「進口」中國乒乓選手,新加坡參與奧運五十二年,在「倫奧」中獲得兩面銅牌(乒乓單打及雙打季軍),得主馮天薇是○八年的大陸新移民, 狹隘高傲的新加坡人因而不因得獎牌而「自豪」。

日本在奧運上的賽績,顯然與其「國力」不相配,而且倒退之象頗明顯,這與其人口老化肯定有 關;一九七○年,六十五歲以上的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七,此比率至去年增至百分之二十三(估計在二○六○年達百分之四十),缺乏「生力軍」,在運動場上奪標的 機率相應下降。意大利不僅亦有人口老化之象,加上財力不足,運動員奪標的機會相應萎縮。

中國在「倫奧」成績遠比「京奧」差,失去「主場效 應」之外,亦與人口老化有多少關係,這是一孩政策及物質生活改善醫療服務較佳人壽較高的結果。二○○九年,六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共一億六千七百餘萬,至二○ 五○年將達四億八千多萬,這意味青年人比例下降,不計其他因素,「新血」下降,對體育運動的進步是頗為不利的。這種情況,令人推斷「京奧」是中國運動員奪 標的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