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0日星期一

尹師傅:教育局,你到底想我教什麼?——80後通識科教師的自白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教科」)的爭議之聲起伏不斷,縱有社會廣泛討論,唯憑教育專業而發聲的同工卻不多,退後深究這教育政策發展至如今田地者則更少。筆者先申明推行國教科是出師無名,預期目標更是反教育。由此,本文會針對國教科之原來目的:講述始於十年前開始鼓吹的「國民身分認同」,揭示其與教育本質之相違,並考慮香港社會與教學情景下,論述國民身分認同為既定教學產生是既不可欲、亦不合理,以探討國教科出現問題的根底原因。

追溯國教科尚未萌芽之際,教育局於回歸第五年即乘教改之勢,開展有關培養對祖國認識和歸屬感的教育工程。當年《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表明,「國民身分認同」是五種首要培養的價值觀和態度之一,並說明「回歸祖國後,學生有需要更深入地認識祖國的歷史和文化,並加強對國民身分的認同……以培養他們對祖國的歸屬感」。另外,參閱教育局網頁,推行「國民教育」有以下理由:「自回歸祖國以來,提高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及國民身分認同,便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既定政策和首要任務……」

所謂國民身分認同

歸納兩段官方資料,推行國民教育及強調國民身分認同,前設均是「香港主權已回歸祖國」。考究主權更替與推行國民教育是否有必然關係的邏輯前,官方已自揭這是政治範疇上的必然工作:「既定政策」、「首要任務」。即是說,國民教育不是從教育本身、學生本身的切身需要而考慮,而是站在當權者,憑長官意志,自認為學生市民需要適應新政治環境而強加諸身上;此舉實為霸道,更重要是欠缺提供學理上的專業理據去支持,不論是進行師資培訓與教研的教授,還是前線拚搏的校長教師,也不為之所說服。

至於國民身分認同十分重視「培養他們對祖國的歸屬感」,實質希望學生市民對祖國有正面情意。正面情意源自對政權滿意,當然也源自秀麗山河、奧運佳績、航天偉績。如果只有預設正面情意的教育產生,教學內容唯有多多拜託,為祖國隱惡揚善,其他的例如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最多止於認識,評價也容不下,莫說創進。

政治事件誰功誰過?連認識的一分也沒有(十年後今天的課程文件白紙黑字,反轉看也找不到)。無他,因教育指令是培養國民身分認同,不是「國民身分抗拒」,任何有機會產生負面看法的,通通不敢提。然而認同與抗拒,是一個光譜,是程度多少之異,取決因素也隨客體國家的人事物變化而改變,也隨主體自我成長而不斷更新。現今預設一極之端的固定教學成果,是反教育的,有違尊重學生的獨特性和願望自決,談不上是以人為本的教育。

回顧國民身分認同出現於文件之初被推崇為幾項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對比其他的品德例如堅毅、關愛、誠信等,實屬怪異且格格不入。說它是傳統品格美德?不是。說它是普世價值?更不入流。自上文論證可見:確立國民身分認同這種單極化的教學成果是一個荒謬,也可說在課程學上,設計源頭已經失誤,故此醞釀十年而成的國教科,今天被廣泛駁斥。

認同國民身分是好事嗎?

以下再配合實際香港情景分析多兩點,分別是其可欲性和合理性。教育之目的與人生之目的一致才顯其價值。人生之目的不外是追求幸福與成就美好人生,故教育之目的應是促進學生幸福為依歸,賦予他們成就美好人生的條件。考察過去五十年代的公民科乃至八十年代到回歸前的公民教育宗旨,官方的需求是維持社會安定和平穩,教授的也以公民權責與義務為主。雖然這亦是港英殖民政府的一種管治手段,但一般香港人也受落,無重大異議,因這與港人的欲望與人生追求的理想生活,是無重大衝突,並且提供了達成個人安穩生活的條件和保障。

反觀回歸後特區政府着意追求市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分的認同感,這或許與市民所欲出現分歧。雖然筆者無從稽考社會每人之人生目的和願望,但市民不欲看見的社會情大概是共通,如戰爭、天災、人禍。對於培養國民的身分認同(莫問這也是否算人禍),它本質上與形成安穩生活的條件和保障是完全沒有關係和貢獻。而且,部分市民對祖國、中共存有負面評價和恐懼,若公民教育的方向是鼓吹愛國情懷、認同和歸屬於包括政權的國家及國情,這種透過教育強加於內化香港市民的思想及情感,不禁令市民不寒而慄。如今更明刀明槍捨公民以「正名」為國民教育科,前所未有的反響足以引證本人所言不虛。

鼓吹國民意識後又如何?

學者Giroux曾把國民身分認同闡釋出三個缺一不可的元素,分別是公民感、愛國情操及共同文化。培養公民感源自公民參與。但是,基於香港獨特的一國兩制政治環境,學生以及廣大市民除了極少數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外,難有機會具體地參與國家層面的公民活動,例如直接向中央反映意見、投票決策等。欠缺行動參與而勉強建構香港人的中國公民意識,是水月鏡象。若以共同文化建立香港人的國民身分,那是一場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身分形成之角力。香港人長期固有的本土意識和本土歸屬感,促成了港人身分的建立,但香港人的身分形成同時是建立在本地與內地的文化疏離和經濟的優越感之上。雖中港經濟逐步接軌拉近,但港人對內地生活文化則不敢苟同。最少我們對地溝油和強迫墮胎非常反感。故此,港人以中西合璧、多元文化自居,甚至引以自豪,鮮有承認與內地一起擁有共同的生活文化。

國民意識比品德更重要?

如此,這也解釋出為什麼國民身分認同在香港情景下唯有較重視第二愛國情操的正面情意產出,因為強調公民感和共同文化是徒勞無功。但是這樣局部性的國民身分認同培養以及發展成同樣性質的國教科,是不具有認受性或合理性的。只着重感性的產出是危險的,容易令國民走向民族主義,排他情緒亦容易產生。想深一層,香港承載着如此獨特的歷史背景和人文素養,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而在香港情景下推行整全的國民身分認同所遇到的結構障礙,而促成今天一種避重就輕兼帶有「去香港化」(文化同質化)的國教科,那對香港人與香港前途發展是不合理的,是不公道的。

總括而言,全面開放包括認識及評價國情的國民教育本無不妥,但以國民身分認同為宗旨的單極化和預設性教學產出則違背了教育的本質,沒有尊重學生的獨特性和自主性;配合切身處地的香港情景分析,此等培育及所引伸的國教科既不可欲、亦不合理。正當建制中人說國教科不是洪水猛獸,但本人認為沒有國教科也不會招致什麼。梁班子吳局長害怕會失面子與管治威信,但撤回國教科才是做好民心所向的實事。請拿出勇氣三思。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尋找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之根底問題:論國民身分認同」)